关于教育目的
［原文］
（1）古贵良医者，能知笃剧之病所从生起，而以针药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观之，何以为奇！夫人有不善，则乃性命之疾也，无其教治而欲令变更，岂不难哉？（《论衡》《率性篇》）
［注释］
谓不善就是“性命”上一种疾病，如果没有教育的力量来医治，要使之为善，是很困难的。
［原文］
（2）是故王法不废学校之官，不除狱理之吏，欲令凡众见礼义之教，学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后，使丹朱之志，亦将可勉。（同上）
［注释］
即谓国家的法令，不废除掌管学校的教官，不取消管理司法的官吏，就是为了要使众庶百姓明白礼义。学校劝勉于事前，法令防范于事后，则丹朱不肖的人，也可以进而勉于为善了。
［原文］
（3）孔门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圣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训之功而渐渍之力也。（同上）
［注释］
孔子门下七十位弟子，所以都能有出任卿相的才能，是由于他们接受了圣人的教训，并有文学修养，因之他们的知能比常人高出十倍，可见平时教训的功用和感化的力量。
［原文］
（4）所谓神者，不学而知；所谓圣者，须学以圣①。以圣人学，知其非圣②。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生）知者③。（《论衡》《实知篇》）
［注释］
①“所谓圣者，须学以圣”，即谓圣人也必须学习，才能成为圣人。
②“以圣人学，知其非圣”，谓因圣人也必须学习而成圣，所以知道圣人并非“不学而知”。
③“无性知者”，“性”当作“生”，即谓并无“生而知之者”。
［原文］
（5）粟未为米，米未成饭，气腥未熟，食之伤人。夫人之不学，犹谷未成粟，米未为饭也。知心乱少①，犹食腥谷，气伤人也。学士简练于学②，成熟于师，身之有益，犹谷成饭，食之生肌腴也③。（《论衡》《量知篇》）
［注释］
①“知心乱少”，“乱”，治也，理也。“心乱”即谓人由耳目的感觉，进而“开心意”，才能得到理性的认识。“知心乱少”，即谓人缺少了理性认识，就等于吃了未熟的生饭，很容易伤生的。
②“简练于学”，“简”，选也；“简练”，犹言选练。《礼纪》《月令》：“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杰俊。”又《战国策》：“简练以为揣摩。”
③“肌”，肌肉。“腴”，音俞。肥，丰腴。
［原文］
（6）故夫谷未舂蒸曰粟，铜末铸铄曰积石①，人未学问曰矇③，矇者竹木之类也。夫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③，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④，㭊之为板⑤，力加刮削，乃成秦牍。夫竹木，粗苴之物也⑥，雕琢刻削，乃成为器用，况人含天地之性，最为贵者乎！不入师门，无经传之教，以郁朴之实⑦，不晓礼义，立之朝廷，植笮树表之类也⑧，其何益哉！（同上）
［注释］
①“铄”音朔，说文：“销也。”与铸同义。“铸铄”，即镕化金属的意思。
③“矇”，谓目不明。
③“牒”音狄，《广韵》：“书板曰牒。”又“小简曰牒。”
④“椠”音欠，木初削成的粗料。
⑤“㭊”即片字，谓以木锯之成片。
⑥“粗”音粗，义亦同。“苴”音蛆。“粗苴”，即谓竹木乃是极粗糙而枯死的东西。
⑦“郁朴”见下。
⑧“植”“树”，都是树立的意思。“笮”音窄，屋上的板名。“表”谓“立木以为表，表其位也。”“立之朝廷，植笮树表之类也”，谓不学无礼义的人，立在朝廷上，等于树立屋上的木板和木表一样。
［原文］
（7）医无方术，云：“否能治病。”问之曰：“何用治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无经学，曰：“吾能治民。”问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医无方术，以心意治病也，百姓安肯信响，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无钱之市，使货主问曰：“钱何在？”对曰：“无钱”，货主必不与也。夫胸中不学，犹手中无钱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响之，奈何也！（同上）
［原文］
（8）物实无中核者，谓之郁，无刀斧之断者谓之朴，文吏不学，世之教先核也，郁朴之人，孰与程哉①？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切磋琢磨，乃成宝器。人之学问，知能成就②，犹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虽欲勿用，贤君其舍诸③！（同上）
［注释］
①“程”，量也，作衡量解。“郁朴之人，孰与程哉？”言胸中无物之人，谁去衡量他们的才能呢？
②“知能成就”，谓知识技能的成就。
③“贤君其舍诸！”谓贤君安肯舍弃而勿用呢？
［原文］
（9）夫儒生之所以过文吏者，学问日多，简练其性，雕琢其材也。故夫学者所以反情治性，尽材成德也。材尽德成，其比于文吏亦雕琢者，程量多矣。（同上）
［原文］
（10）儒生文吏，俱以长吏为主人者也。儒生受长吏之禄，报长吏以道，文吏空胸，无仁义之学，居住食禄，终无以效，所谓尸位素餐者也。素者，空也，空虚无德，餐人之禄，故曰素餐。无道艺之业，不晓政治，默坐朝廷，不能言事，与尸无异，故曰尸位。（同上）
［原文］
（11）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论衡》《超奇篇》）
［解读］
王充主张的教育目的，是同他的人性论和对教育作用的看法相联系的。他认为：“夫人有不善，则乃性命之疾也，无其教治而欲令变更，岂不难哉？”这是把教育作为医治“性命之疾”和“反情治性”的工具。但是他论教育目的，不仅限于“反情治性”方面，而且进一步要做到“尽材成德”，也就是说要用教育来培养既“能知大圣之事”，又“晓细民之情”，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譬如“竹木粗苴之物也，雕琢刻削，乃成为器用”。他还认为，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必须通过学问，“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所谓圣者，须学以圣，以圣人学，知其非圣，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生知者”，这就否定了圣人“生而知之”的说法。他说，人的学问和知识技能的成就，正象“骨、象、玉、石”，必须经过“切、瑳、琢、磨，乃成宝器”，如果人们不入师门受相当的熏陶，则胸中空虚无物，犹如实中无核和不经刀斧刻削的粗材，将来这种人“默坐朝廷，不解言事，与尸无异”，就等于树立的本板和表竿一样，有何用处呢？这种批评，是何等深刻！他最后又提出造就人才的标准，分为“鸿儒”、“文人”、“通人”和“儒生”四等。他所最重视的是“鸿儒”，因为“鸿儒”能独立思考，著书立说；其次为能掌握知识从事政治工作的“文人”；又次是“通人”与“儒生”，他们仅能掌握一部分知识，尚不能加以应用。他最鄙视的，则为“文吏”，因为他们“空胸无仁义之学，居位食禄，终无以效，所谓尸位素餐者也”，这就是他在教育目的方面所提出的卓越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