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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公元27—？），字仲任，东汉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卒年难以确考，大约在永元十四至十七年（公元102—105年）间，享年近八十岁。
王充原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人。其祖先从军有功，被封为会稽阳亭侯，但不到一年被革职夺国，遂家会稽。此后，王充先人便“以农桑为业”了。其祖父王汛恃勇任气，得罪豪门，为仇家所逼，“举家担载”，迁居钱塘（今杭州），因失去土地，便“以贾贩为事”。其父王诵，伯父王蒙又因“勇势凌人”，爱打不平，结怨豪绅丁伯，避仇迁徙上虞。王充就生在这样一个“细族孤门”、“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1]的平民家庭里。但贫困的生活，受人欺凌的社会地位，其祖、父辈的反霸精神，却给了王充为人做事和思想形成以深刻的影响。
王充一反家道，弃武就文，力图争取一个好结局。但他的命运并不比乃祖乃父好。他“涉世落魄，仕数黜斥”[2]，一生坎坷。这足以证明在大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社会里，代表中小地主利益又多少反映人民要求的文人武士是没有出路的。下面我们以时间为序，将王充的一生分为青少年、壮年、老年三个阶段叙述。
青少年时代 王充自幼聪明过人，“有巨人之志”，不好嬉戏。六岁始学书数，“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他大概在入学前后丧父，故自称“充少孤”。八岁入学，书馆中有学童一百多人，一般学生经常因过失或书法不合标准而受斥责或鞭笞，“充书日进，又无过失”，不仅免受处罚，还常被赞扬。完成书法学习之后，另就师学《论语》、《尚书》，“日讽千字”，堪称优秀生。因王充学习成绩优异，“乡里称孝”，被保举到太学深造。在太学攻读时，他不满“世书俗说”，而“甘闻异言”，“考论虚实”[3]，“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4]。王充所以成为才识不群的大学问家，同他就学书肆有直接关系。王充是中国历史上贫穷知识分子就学书肆的代表人物，而且是很有成效者。
汉代太学生可在校外另投名师。王充也曾“师事扶风班彪”[5]。从班彪质疑问难，但并未受其思想约束。班氏是强宗大族，王充没有依门腾达，在《自纪》中根本没有提到此事。王充为生时，“观天子（汉光武刘秀）临辟雍，作六（大）儒论”[6]。这是王充的处女作，原文佚亡，他所称赞的“大儒”自然是象他那样的博学鸿儒，所菲薄的必然是宣扬谶纬迷信的今文经学家。他写《大儒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太学培养大儒鸿儒。当然，刘秀不会接受。王充在太学的时间并不长，仅有四五年，也没有得到进身的机会，但毕竟在那里度过了他的青春时代，培养了独立研究的能力。
壮年时代 王充返归故里后，以“屏居教授”为生，从事著书立说，也曾几度出任地方官府的佐吏，但时间都不长。据《自纪》说，他曾在县府尉府为功曹、太守府内任五官功曹行事，在州刺史属下为从事。王充“性恬澹，不贪富贵”，“不慕高官”，不甘心与恶吏同流合污，“以数谏争，不合，去”，罢官归家。
老年时代 大约在62岁时，其同郡友人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说：“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杨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7]为汉章帝刘炟所采纳，“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8]因王充已看透仕途为豪门所垄断，心灰意冷，不愿以垂暮之年再进身官场，所以他在《自纪》里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件事。
王充一生潦倒，备受颠沛流离之苦。他虽是大儒，但并未成为办精舍的硕师，仅是一般塾师，然而却以“书文奇伟”著称。王充终生处于逆境，靠教书糊口，他以刀笔为武器，对当时的统治思想、世俗偏见，以及正统的教育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的许多著作都是这些思想斗争的结晶。王充的作品多系讥世之作，如有揭露俗人寡恩的《讥俗》，批判有君主而无治务的《政务》，晚年还写了关于养生之道的《养性》。
这些作品大都失佚，传留至今的只有《论衡》八十五篇，而《招致》有录无书，实则八十四篇，二十万余言。《沦衡》是王充的一部论文自集，论述社会自然种种问题，内容相当丰富，有政治、哲学、教育、自然科学和书评等方面的文章。它既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水平，也能代表王充的思想，是研究王充教育思想唯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关于《论衡》的写作动机和目的，王充曾多次阐明：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9]
“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10]王充用“订真伪”，“疾虚妄”概括自己写《论衡》的宗旨，是非常精辟的。这也是王充教育思想的核心，他目击那时最高统治者利用“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愚弄人民，官学讲的是“奸伪之说”，官僚读的是“虚妄之书”，社会上“华文流放”，“世人不悟，是非不定”。对此，王充痛心疾首，于是就写了《论衡》，务求给真伪、虚实、是非树立正确的标准。因此，他说：“《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11]他希望自己所立的标准，为世人和统治者所接受，以改进教育工作和改善社会。
王充生活在东汉前期，时经光武、明、章、和帝四世。他出生的那年，正值赤眉起义失败；他死后不久，东汉末农民大起义又揭开了序幕。所以王充生活在两次农民大起义之间，整个社会相对稳定，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激烈，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社会危机四伏。东汉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一方面实行暴力镇压；一方面强化思想统治。他们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发展为谶纬神学，刘秀“尤信谶言”，并“宣布图谶于天下”，以谶纬迷信作为论定是非的准则。王充所崇拜的桓谭因反对以图谶附会儒家经典，就受到极严重的政治打击。[12]在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时，刘炟亲自主持召开了空前盛大的白虎观神学会议，最后由班固撰写了《白虎通义》，用“钦定”的法典形式固定下来，作为“国宪”强令信奉。
这是把封建政治、道德、教育和宗教混糅于一炉的大杂烩。身为布衣的王充，敢冒杀头的危险，继桓谭之后公开向《白虎通义》宣战，表现了一个战斗唯物主义者的高风亮节。
王充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认识到在哲学上道家高于儒家，他认为，“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也”[13]。他根据“从道不从事”的原则，便“试依道家论之”，所以他说：“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14]王充吸收了道家的“天道自然无为”说，改造了黄老学派神秘的“精气”论，确立了唯气一元论，明确提出气是世界万物的本源。
王充以唯气论解释世界物质的统一性，是哲学史上的一次大胆尝试，把古代唯物主义推向了新阶段。他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15]“天地合气，万物自生。”[16]“万物自生，皆禀元气。”[17]就是说，天地万物都由气组成，一切变化都不神秘，“气自变”，天地日月星辰都是“自动”、“自徙”的。这样，王充一刀斩断了“天人感应”的纽带，摧毁了谶纬神学的哲学基础，揭穿了天命、天赏、天罚、天怒、天悦、天谴、天赐、天降符瑞和灾异以告人等等都是骗人的鬼话。
王充是中国古代无神论的奠基人，他发展了荀子的形神论，改造了黄老学派的“精气”说，较正确地解决了形体、精气、认识三者的关系。他运用了烛火为例，把烛比作形体，火比作精气，火的光比作认识，以说明三者的关系。虽系直观经验之谈，但他得出“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然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18]的唯物主义结论，又推出“人之死，犹火之灭也。……谓人死有知，是谓火灭复有光也”[19]的无神论来。如此等等，王充从大量事实中概括提出了他的无神论观点。
更可贵的是，王充在批判有神论时，为了驳倒对方，摧毁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极为重视对它们的社会和认识论根源的分析，并提出了真知灼见，例如：
其一，王充援用了墨子非命观点，来否定天命。他提出凡“言天者”，都是为吓唬“愚者”的观点。如他在驳斥天谴告时说：“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灾异时至，则造谴告之言矣。”[20]一语道破了统治者所编造天谴告之类的谎言，是为了掩饰其政治危机。“教约不行，则相谴告。谴告不改，举兵相灭。由此言之，谴告之言，衰乱之语也。”[21]就是说，宣扬谴告这类呓语是汉王朝即将崩溃的象征。这些话不仅深刻地触及到神学宗教的社会根源，而且也是对白虎通会议的直接挑战和沉重打击。
其二，统治阶级和圣人所以提倡厚葬久丧，是为了巩固封建制度。他说：“丧祭礼废，则臣子恩泊（薄）。臣子恩泊，则倍（背）死亡先。倍死亡先，则不孝狱多。圣人惧开不孝之源，故不明死无知之实。”[22]在这里，王充又拆穿了有神论的社会根源和危害。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王充是反对封建孝道的，他主张孝顺父母应在“未死之时”。
王充是自然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在他的哲学体系中，虽有许多不科学和幼稚之处，如他用气解释社会现象时，便认定气有政治性和道德性，给气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这就产生了气数论、骨相论、宿命论，同墨子的非命论，荀子的非相论相比大有逊色。但从总体上看，王充把气作为世界的本源，为人类认识史树立了一块丰碑，为古代中国的唯物主义开拓了道路。
王充虽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由于他的身世和经历的关系，比较接近社会下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压迫受屈辱的“卑贱者”的反抗精神。他对穷富对立、社会不平等甚为愤慨。在哲学、政治和教育等方面敢于同当权者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对封建特权的反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