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化的基本思想
移风易俗，建立良好的社会风尚，达到理想的社会秩序，这是儒道两家都赞同的，但在内容和方式上则有重大分歧，这些分歧也体现在《淮南子》中。以道家思想为主的推崇自然、无为、宏要、因时，反对人为倡导、纠正的匡俗措施。《原道训》强调物各有其天性，人各有其习俗。南人尚舟楫，故“短绻不绔，以便涉游”；北人尚骑射，故“人不弛弓，马不解勒”。大禹来到裸国，也是“解衣而入，衣带而出”，尊重当地习俗。“是故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都是因循自然之理而从事教化。如果不遵循“得在时，不在争；治在道，不在圣”的前提，一味凭主观愿望办事，则“虽口辩而户说之，不能化一人”。作者评价尧舜之道时说：
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徙裸国，纳肃慎，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罚，何足以致之也？是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这里指出移风易俗并不需要发号施令，也不需要逐一说教，只要用心纯正，即有自然相成之效。《俶真训》中说：
孔墨之弟子，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世，然而不免于儡身，犹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是何则？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于本，许由不能行也，又况齐民乎？诚达于性命之情，而仁义固附矣，趋舍何足以滑心？
仍是本自仁义无助于改善世风，连贤才都实行不了，何况民众？要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统治者必须游心虚无之道，杜绝嗜欲之念（好大喜功、逞能恃智也是嗜欲），以诚正之心和恭谨之行表率天下，行事方面守简执要，这样，“上无苛令，官无烦治，士无伪行，工无淫巧，其事经而不扰，其器完而不备”，[3]教化自然而成。
《泛论训》从“法与时变，礼与俗化”的角度谈教化。主张“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著之，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其教化思想的特点是变无为为有为，变循常为因时致用，变不令而行为令行禁止，并且肯定“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具有进取、兼容、择善的积极色彩。
《主术训》则明确指出：“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难而必败。”该文谈教化，有结合道、法、儒的倾向。认为“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君主可以无为，而臣下必须有为，因此“言事者必究于法，而为行者必治于官，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而维持这种良好秩序的根本前提是君主的权势，也只有权势才是推广教化、移风易俗的基础：
权势之柄，其以移风易俗矣！尧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
孔丘墨翟，脩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义从风而为之服役者不过数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则天下遍为儒墨矣！
将重法治、尚权势的法家观点纳入教化思想中。而教化的具体内容则是儒家的伦理规范：“孝于父母，弟于兄嫂，信于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为也。”同时认为“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主张制度要适应人心而定。
《泰族训》则完全持儒家的立场观点阐发教化观，认为仁义主生为本，法度主杀为末，只能禁恶而不能劝善，故只能作为仁义之辅。所以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上策之治使民“日化上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末流之治才是“法令正于上而百姓服其下”。作者提出循民之性而实施教化的纲领：
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礼，故男女有别。因其喜音而正雅颂之声，故风俗不流。因其宁家室、乐妻子、教之以顺，故父子有亲。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长幼有序。然后脩朝聘以明贵贱，飨饮习射以明长幼，时搜振旅以习用兵也，入学庠序以脩人伦，此皆人之所有于性，而圣人之所匠成也。
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县而不用。
这里所列出的具体措施均为儒家的礼乐伦常，而归结于循民之本性，达到约省政令、不用刑罚的效果，又与尚自然、无为的原则切合，但它已不是无为而无不为，而是以有为至无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