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练于学，成熟于师
在教师地位和作用的基本观点上，王充首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生而知之”的先验主义。他说：“不学自能，无师自达，非神如何？”[196]他断然否定那种无所师友，生而知之，能论五经，明六艺的说法，并认为这纯属虚妄之言。与此相反，王充提出“五帝、三王，皆有所师”，“为人法也”，[197]并认为这是普遍规律。这样，王充在理论上解决了学必有师的问题。
同时，王充还从封建教育的性质、目的、内容等方面的需要出发，说明“不入师门”，就不能“入道门”，更不能自发地出人才。他说：
“不入师门，无经传之教，以郁朴之实，不晓礼义，立之朝庭，植笮树表之类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钩镰斩刈，乃成道路也。士未入道门，邪恶未除，犹山野草木未斩刈，不成路也。染练布帛，名之曰采，贵吉之服也。无染练之治，名縠粗，縠粗不吉，丧人服之。人无道学，仕宦朝庭，其不能招致也，犹丧人服粗不能招吉也。”[198]
这段话的意思说，如果是一个不入师门、未经教师教授儒家经传、“不晓礼义”的人做官，就好像是一根木柱子立于朝廷一样，一点用处也没有。还有的读书人，未入儒师之门，不熟悉孔子之道，“人无道学”，“邪恶未除”，犹如未染的布帛，不能做礼服，假如用他作官，也不能给朝廷带来益处。王充的这些话，不仅表明他的教育是封建性质的，而且也证明他是主张尊孔读经和尊师重道的。这类话王充还说过很多，如“师无当于五服，五服非师不亲。”[199]即是说，教师虽不属于“五服”之亲，但没有教师的教导，“五服”之亲就不懂得互相亲爱。当然，巩固“五服”的血缘关系，就是强化封建宗法制度的基础，这正是王充礼义教育的脊梁。王充认为，在强化封建宗法制度方面，教师的作用，胜过“五服”之亲的家族教育。这也是王充重视教师的原因之一，它也表明了王充的教师观的阶级性。
王充曾以五谷成饭，铜锡矿石成器，布帛成采，披荆成路等等事例，说明教师的作用。一个人的成长，固然需要自身的艰苦磨练，但教师在培养人中还是起主导作用的。所谓“简练于学，成熟于师”，就是这个道理。他说：
“夫人之不学，犹谷未成粟，米未为饭也。知心乱少，犹食腥谷，气伤人也。学士简练于学，成熟于师，身之有益，犹谷成饭，食之生肌腴也。铜锡未采，在众石之间，工师凿掘，炉橐铸铄，乃成器。”[200]
王充引用了大量实例，又反复论证，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证明“学士简练于学，成熟于师”的道理。王充不仅认为教师对教育未成材的学生起决定作用，而且，他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肯定人一生都离不开老师。就是象他这样的“深鸿优雅”的大儒，在某些学术问题上仍须老师的指导，才能学懂，所谓“须师乃学”[201]。这样，王充把为学和从师都看做终生的事，人应活到老学到老，从师到老。应该肯定这些思想有可取之处。
王充既然肯定学生只有在教师的教育下，才能成熟。他的教育内容是“怀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他的教育方针又是培养“通明博见”的文儒和鸿儒。因之，他要求教师必须有丰富的知识。王充极为称赞孔子的“温故知新，可以为师矣”的要求，并作了重新解释，取其中的“故”与“新”二字，把它们释为“古”与“今”。他指责当时的一些儒生，不知古今，不堪为人师。他说：“儒生不能知汉事，世之愚蔽人也。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古今不知，称师如何？”[202]如果用不知古今的人当教师，是“愚子弟也”[203]。根据他对人材的分类，他认为，“儒生”没有资格当教师，只有“通人”以上的人，方堪为师表。他说：“以教授为师者，通人也。”[204]他认为，比较典型的“通人”是司马迁、刘向。从他给“通人”树的标准可以看出，他对教师应具备的条件要求是相当高的，这也是他重视教师地位的表现。
王充认为，只有合格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业之生”来，受到学生和社会的敬重。教师的条件愈高，教育效果愈大，如果教师像孔子那样“道博”、“道美”，就可以造就各种“道达广博者”来。因此，孔子是他最尊敬的教师，也是他给教师树立的典范，可谓“至圣先师”了。他说：
“东海之中，可食之物，集糅非一，以其大也。夫水精气渥盛，故其生物也众多奇异。故夫大人之胸怀非一，才高知大，故其于道术无所不包。学士同门，高业之生，众共宗之。何则？知经指深，晓师言多也。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为深多也，岂徒师门高业之生哉！……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庙，众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达广博者，孔子之徒也。”[205]
王充这段话寓有哲理，他以东海之大，就是因为它能“集糅非一”，所以，它的“精气渥盛”，能出产许多奇珍异宝，来比喻教师的作用。他认为，“通人”以上者为教师，其学问象渊海，无所不包，无所不能，“胸中非一”，智广才高，既能深刻彻底的把握经书的要旨，又能“含百家之言”。这样一位教师必然有较高的威信，学生们在他的门下学习，如沐浴于知识的海洋之中，“高业之生”自然辈出。王充认为，作为“百世之圣”的孔子为师，更是别有天地。孔子的学博道美，“众多非一”，其教育效果更大。他能把子路那样的庸人，“序在四科”，培养为政治家，将出身微贱的七十子，都造就为能胜任相卿职务的人才，更体现了教师的巨大作用。王充把教师的条件、威信、作用、地位看作一个有机体，并认识到其中教师的条件是主导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是他从深入研究教育实际中得来的科学结论。
最后，还必须指出，王充要求于教师的条件，在那时有反官方教育的性质。自汉武帝以来，能说一经者，即可为博士、文学，任教太学。他们不览古今，也不能览古今，虽议论纷纷，“能传百万言”，“终不为博”，只知师师相传，守信师法家法的章句之学。王充指责这种学风说：“传先师之业，习口说以教，无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论，邮人之过书，门者之传教也。封完书不遗，教审令不误者，则为善矣。儒者传学，不妄一言，先师古语，到今具存，虽带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学，邮人、门者之类也。”[206]这段话浅显易懂，不需做更多的解释了。王充将汉代官学教师和教学情况揭露无余，淋漓尽致。尤其是他把太学博士、文学比作“无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论”的传递知识的邮差；或“封完书不遗，教审令不误”的转达长官命令的守门人。这些批评非常深刻，其中有些道理值得我们深思，有助于我们克服师师相传，不求改革的保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