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纳斯的他者:感性-时间与踪迹现象学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的“导言”中这样写道:
现象学是关于本质的研究……但现象学也是一种将本质重新放回存在……的哲学……在它看来,在进行反省之前世界作为一种不可剥夺的呈现始终“已经存在”,所有的反省努力都在于重新找回这种与世界的自然的联系,以便最后给予世界一个哲学地位。 (1)
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来理解现象学,梅洛-庞蒂认为,“整部《存在与时间》没有越出胡塞尔的范围,归根结底,仅仅是对‘自然的世界概念’和‘生活世界’的一种解释,这些概念是胡塞尔在晚年给予现象学的第一主题” (2) ;或者反过来说,“现象学还原是一种存在主义哲学的还原” (3) ,“本质不是目的,本质只是一种手段” (4) ,应该把本质“带回体验的所有活生生的关系” (5) 中去,“因此,探讨意识的本质,不是展开词义意识……而是重新找回我对我的这种实际呈现……探讨世界的本质,不是探讨世界在观念中之所是……而是探讨在主题化之前世界实际上为我们之所是” (6) 。所以,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还原既不是还原到“我们毕竟只是拥有我们自己的状态”的那种“感觉主义”,也不是把世界还原为“作为我们的意识的单纯相关物”——因“世界内在于意识”而“使世界变得确实”——的“先验唯心主义”,而是“旨在同等地看待反省和意识的非反省生活”。 (7) 梅洛-庞蒂认为,胡塞尔之所以再三询问还原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最重要的关于还原的说明是完全的还原的不可能性”,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是绝对的精神,那么还原就不会有问题”,但是“恰恰相反,我们在世界上存在……非反省生活是其初始的、一贯的和最终的处境” (8) ,所以,当我们“重返自我时,我找到的不是内在真理的源头,而是投身于世界的一个主体” (9) 。把世界只看做“意义世界”,把主体只看做“意义给予”的先验主体,是“先验唯心主义”的观点;在其中,由于“去掉了世界的不透明性和超越性”,我们就都是唯一的理性,而不再是人或经验主体,我们“没有亲在、没有地位、没有身体”,没有他人,也没有我,“因为我,因而也是他人,不介入现象的结构中……(是)只有仅通过光线才存在的影子”。 (10) 梅洛-庞蒂认为,胡塞尔的主张与此恰恰相反。在胡塞尔那里,他人问题不仅真实地存在着,而且“为了不使他人成为一个空洞的词,我的存在决不应该归结为我对存在的意识……我思应该在处境中发现我……把我的思维当做不可剥夺的事实,取消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发现我‘在世界上存在’” (11) ;同样,哲学也“是现实的或实在的”,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惟一预先存在的逻各斯”只是“世界本身” (12) 。总之,依照梅洛-庞蒂的理解,我们只有“进入历史深处”并在“意义发生”(Sinngenesis) (13) 意义上的“发生现象学” (14) 中,才能发现真正的世界、真正的他人和真正的交互主体性,因为它们正是发生现象学所呈现给我们的。可以说,梅洛-庞蒂自己的现象学就是“重新发现现象,重新发现他人和物体得以首先向我们呈现的活生生的体验层,处于初始状态的‘我-他人-物体’系统” (15) 。
现象学史专家施皮格伯格早已发现“这种情况清楚表明法国现象学改变了的观点” (16) 这一事实,“这种对于本质现象学的颠倒(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实际上使现象学服从于对实存事实的研究)很显然是与存在主义者从本质向实存转移一致的” (17) 。事实上,法国现象学家的这种改变可以说是相当彻底的,对于他们来说,所谓“意向性的革命性作用”正是在于“意识和异于意识的世界的一同出现”,以及由此所呈现的一个“活生生的”意识-世界。他们认为,现象学家都是在这样的世界中,不同的只是胡塞尔关注“严格科学”的理想,即本质性的认知和意义结构,或是这种结构的奠基性作用;而法国现象学家则更关注这个世界中的人的具体的存在(即实存),换个角度说,就是要投身于“异于”自我的世界和生活中去,这是法国现象学的基本精神。
而法国的现象学,按照利科的说法,就是由列维纳斯的《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奠基的。由此造成的后果是,“部分地由于列维纳斯的持续的影响,法国的胡塞尔研究从来就没有完全摆脱一种海德格尔式的理解” (18) 。列维纳斯本人则更进一步明确:法国的存在主义大部分都——马塞尔是例外——来自现象学,而且是海德格尔本人所反对的人类学那方面的海德格尔的现象学。 (19)
不过,列维纳斯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关系却非一句“改变了”就能表明的,其情形的复杂性有些类似于施皮格伯格眼中的梅洛-庞蒂与胡塞尔的关系 (20) ,不过,列维纳斯更是要超越(或确切地说是“克服”)海德格尔。他是要“挣脱”,可是却在很长的一个阶段——甚至到其富有原创性的《总体与无限》——又不得不在海德格尔的阴影中进行此挣脱。列维纳斯从1930年左右开始就以向法国“如其所是地”引进他所尊重的胡塞尔的现象学为己任,但却一直是“海德格尔的”胡塞尔 (21) ;而当他挣脱海德格尔的影响时,他所诠释的却又已经是他自己的现象学了。以浸透了海德格尔精神的胡塞尔的方法去挣脱海德格尔的阴影,其最终结果也只能是海德格尔式的反海德格尔的作品,从最早的《论逃离》直至《总体与无限》,概莫例外。而列维纳斯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关系就简单得多了,但是,所引发的变动却又是真正革命性的和原创性的。类似于海德格尔的进路,列维纳斯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进入也是以《观念Ⅰ》为背景的;而当他关注于以时间意识为主线的胡塞尔后期的发生现象学时,就如同有幸进入卢汶档案馆的梅洛-庞蒂等人一样,其个人真正的哲学变革便被引发了。于是,总是这种悖论性的情景:挣脱海德格尔的影响返回真正的胡塞尔之际,却正是离开胡塞尔本人之时。或许,这恰恰说明,只要真正能得以拨开迷雾重见胡塞尔现象学的阳光,就总能发现一片属于自己的世界。列维纳斯自己世界的呈现便是这样。这一切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而他在1974年发表的真正的代表作《异于存在或在本质之外》只是这个阶段的结晶和铺陈。
于是,出离海德格尔的存在,出离胡塞尔的意向性,便成就了列维纳斯的现象学。佯谬然而发生着。这就是列维纳斯的踪迹现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