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存在论境域

只有每一点绽开才有真正的将来，否则，此在的纯粹可能性就只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被目的所规定了的可能性（潜能），甚或现在也只是柏拉图的意义上的永恒的一个影像；只有从将来回到自身才能唤醒本真的当前，并且缘此才有成为本质的过去。这就是海德格尔语境中的“时间性”界说。由此所展现的“鲜活而源始的境域”以及“另类的时间观或体验”也是列维纳斯的现象学基础。 (22) 列维纳斯所要质疑或批判的只是，海德格尔如此革命性的成就却仍然只是贡献给“自由-主人-把握”的那种自主（auto）及其“以更源始的方式体现的同一、内在性”而实现自身（realize itself）这条西方哲学传统的主导精神的。列维纳斯在1940年的“时间中的存在论”讲座中就已经很明确地表达了这种亦承亦批的态度。

事实上，列维纳斯对海德格尔的反抗早在（海德格尔的纳粹时期之后不久的）1935年的《论逃离》一文就开始了，但开始时主要不是学理上的缘由，只是在为此逃离寻求理论根基时，列维纳斯才逐渐正式地对现象学的核心问题（尤其是时间性和意向性问题）从内部进行学理性的批评。而且，即便如此，在开始阶段进行外在的宗旨性批评 (23) 时，列维纳斯也还是要借助于现象学所展开的视域，尤其是借助于经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批评而实现的、从客体化认知哲学向人类此在的生存论的转移（当然由此却又开始将海德格尔所无意的伦理意味呈现出来了），将自己的这种批评展开。可以说，直到1951年的《存在论是基本的吗？》一文中才有正式的、对海德格尔进行批判的“列维纳斯式的表述” (24) 。可有意味的是，一直到其成熟的《总体与无限》，列维纳斯虽然都是在与海德格尔相对反的意义上展开自己的论述，但还是处在“与存在的关系”这一问题域内，只是与海德格尔“存在就是一”的巴门尼德传统不同，列维纳斯认为“存在是多”，是不能被总体化为一的；并且，正是这种不能总体化为一的“存在论的破碎”（scission ontologique）被列维纳斯发展为其前期特有的关于他者的存在论语言，即：他者是存在的另一面，或真实的存在是他者或就是他者的存在。应该说，列维纳斯在这个时期对“出离存在”和“遭遇他者”（两者虽有时间上的差距，但很快就会同一）的论说都还处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内部，不过是以批判的方式前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