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新闻媒体与政治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媒体被视为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托马斯·贝利（Thomas Bailey）认为：“发黄的历史画卷无数次展示，统治者一旦不顾臣民意愿而一意孤行，很少有人能逃脱灭顶的命运。即便是独裁者，也深知公众舆论的厉害，故而不厌其烦地宣传鼓动，以期获得民众对其专制的支持。”[1]美国20世纪最有影响的政治学家、比较政治学和政治文化理念的创始人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于此有着更为系统的解读。他在谈及政治体系中政治传播的本质时指出：在现代政治体制当中，政治消息的目的、指向、内容乃至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权力的组织方式。对媒体的利用既反映了统治集团维护权力、推行政策的需要，又反映出权力中心由内到外或由上及下的控制途径。换言之，媒体是维护作为权力中心的宪法和执政者政治地位的重要工具。[2]显然，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是连接政府与社会不可或缺的纽带，发挥着超乎常人想象的政治功用。
在现代西方社会，新闻媒体的迅猛发展使其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它对于政治人物的形象塑造、政治事件的定性评价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也吸引着学者进行深入的思考。九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把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发挥社会影响的空间称为公共领域，指出：“一个合理化的生命世界在多大程度上为自由的公共领域提供强大的市民社会基础，在日益激烈的社会争论中立场鲜明的公众权威就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加强。”他认为，不同社会制度下公共领域特别是新闻媒体可发挥如下作用：“在自由公共领域的条件下，非正式公共传播在危机时的动员中完成两件事情：一方面阻止那些受民粹主义鼓动的、被进行了思想灌输的大众聚而成群；另一方面将仅仅因为大众媒体而抽象地联合起来的公众的批判潜力聚集起来。这有助于公众对制度化的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施加政治影响。”哈贝马斯特别强调：“只有在自由的公共领域中，为了推动政治体制中宪法规定的权力循环，抛开传统利益政治途径的次制度层面的政治运动，才会具有上述特性。相形之下，专制扭曲的社会制度下形成的公共领域很少为公投合法化提供平台。”[3]哈贝马斯立足于实际情况的敏锐观察显然反映了现代西方国家媒体与公众舆论和政府对外政策关系的实况。以往的历史现象表明，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在政治权力相对分散的西方国家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新闻媒体对公众在外交问题上的舆论也具有更大的影响。因而，现代西方国家对于新闻媒体一向予以高度重视。
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的新闻媒体在政治、社会与外交中发挥的作用尤其具有代表性。聚焦美国的新闻媒体，探求美国新闻媒体、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的关系，对于理解西方媒体对他国的报道影响本国舆论和外交政策的机制，具有于管中窥豹而见一斑的功效。
一、美国新闻媒体对外交决策影响研究的现实与学术意义
19世纪末，伴随着报纸转为大批量印刷，新闻媒体的角色随之悄然发生革命性的改变。此前，报纸的读者群局限于社会的精英阶层，其发表的文章也常被当作政客诋毁政敌、赚取政治资本的工具，政治、外交、公众和媒体之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互动关系。报纸的大量发行将政治家与公众联结起来，为公众搭建了参与政治的机遇和平台，对美国社会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作为距离公众最为遥远，很难引起公众关注的外交问题，其表现尤为明显。受益于信息传播技术的变革，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威廉·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纽约日报》（New York Journal）和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纽约世界报》（The World）史无前例地扮演了沟通公众与政府，共同推动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角色。从此，公众得以及时获取更多的外交层面信息，进而在外交领域，公众舆论成为不可或缺的参与因素。
伴随着批量印刷技术在世界推广，在整个世界，外交与社会、外交官与公众逐渐联结在一起，进而改变了世界外交史的走向。当我们从公众与外交关系的视角回首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外交图景时，不难发现，1900年是世界外交史的分水岭。此前，世界各国外交多为秘密进行，除特殊情况，媒体和公众对决策过程很难产生影响。此后，伴随着新闻传播媒介的发展，其公开的程度不断加大，传播的时效性也日趋提高，一向秘密进行的外交逐渐走向公开化。首先发现这一现象的，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外交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1949年，他在感伤外交丧失了其所固有的神秘性魅力同时，敏锐地发现了1900年前后世界外交史的差异，指出：“如今外交已经不再扮演三十年战争结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期间所扮演的耀眼、精彩、重要的角色……外交已失去了活力，其功能也萎缩到了现代国家体系史上史无前例的程度。造成如此衰落的原因有五个……其中最显著的原因是现代传媒的发展。”[4]
其实，在20世纪中叶，看到世界外交正在发生天翻地覆变迁的并不只是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还有一批政客和媒体大亨。只不过，他们少有感时伤怀的雅致，却有抓住机遇推波助澜的冲动。这一时期，在利益的驱动下，媒体直接或间接地与党派联系在一起，一批媒体大亨也随之出现，媒体对外交的影响进一步深化。媒体一旦与政治联手，其国际事务的报道无论广度、深度和速度均不断提高，使媒体对社会乃至外交决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自此开始，媒体成为塑造解释框架、公众舆论和外交决策的重要角色，媒体也因此成为仅次于宗教的影响美国社会的重要因素。
冷战期间，如过江之鲫的媒体对外交的影响力进一步增长。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水门事件、美国有线电视网（CSPAN）的出现等，促使美国政府增加其外交决策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度。[5]外交决策过程的公开化直接导致了各方势力争夺公共话语权，争取营造有利于己方的舆论解释框架。而在这场舆论解释框架争夺战的混战中，作为外交决策核心人物的美国总统往往不仅无法因总统的特殊地位在口水战中占得便宜，反而常常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ty Kissinger）因此感叹道，外交已为瞬时传媒时代所“大大地改变了”。1995年，联合国秘书长、世界最主要的外交官加利甚至声称：“CNN是联合国安全委员会15个成员国之外的第16个非正式成员。”[6]
1900年之后世界外交史变迁的图景，显露出媒体对于外交事务影响的端倪。但是，媒体对于外交决策是否有影响，产生着怎样的影响，显然无法从宏观的世界外交史轮廓中得出明确的答案。事实也是如此。近百年来，如上问题持续不断地在各个时代的研究者头脑中提出，相应的解读也在不断地展现，但是，与之相映的不是观点的趋同，而是分歧从未停歇，甚至出现了以“制造共识论”（Manufacturing Consent）和“CNN效应学说”为代表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以“制造共识论”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新闻媒体没有参与政策制定，它只是被动地甚至被裹胁地支持政府决策，其主要作用是为政府争取公众的支持，不过是政府的喉舌与传声筒。[7]以“CNN效应学说”为代表的观点认为，美国新闻媒体通过迅速、自由、积极地进行国际事务报道，传播舆论对外交事务的观点，在公众对国际事务的认识、关注度、关注持续时间以及决策者对事态的反应速度、根据舆论修订政策等环节上塑造着外交政策的制定。[8]新闻媒体不但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有能力“撼动政府”[9]。
除了如上两种各执一词的观点，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学者在媒体如何影响外交决策问题上的论断多为语焉不详甚至前后矛盾，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的复杂化。例如BBC国际新闻记者、媒体与政府决策研究专家尼克·高英（Nik Gowing）在对众多美国前任和现任外交决策高官进行一系列访谈和问卷调查后提出，媒体新闻报道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能够改变“总体战略”，尽管这种情况并不多见。[10]但他并未说明总体战略是什么，媒体又具体如何改变战略决策等问题。又如，美国骑士报业外交事务专栏记者、媒体与外交关系专家沃伦·P.斯特罗贝尔（Warren P.Strobel）的研究一方面指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媒体的推动（政府参战）作用，……也没有证据表明其推动（政府撤兵）作用”[11]，新闻报道在政策形成过程中扮演着“辅助作用”，但同时又认为，“虽然新闻媒体对政策没有直接独立的影响，但却起着推动其他议程的作用”，媒体“会对决策产生重大影响”[12]。有人认为“媒体对于外交决策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13]，更有学者将媒体与外交决策的关系统而概之地称为“复杂的系统”“互动关系”和“复杂多变的关系”[14]。
显然，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尚不够系统和深入，仍停留在概而言之的阶段，这是如上观点彼此矛盾、自相矛盾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本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所在。
学术界对于新闻媒体影响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的研究之所以笼统、矛盾，并非无本之木，而是与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况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事实上，新闻媒体在不同阶段和情形下对西方国家外交决策的影响的确时强时弱、时隐时现。强时，媒体仿若能翻云覆雨的巨手，似乎能够掌控一切。这方面的例证比比皆是。一战前，德国和美国的媒体报道影响了德美双方政府的重大外交决策[15]；二战前，《泰晤士报》（The Times）的新闻报道对英国和德国的外交决策有过深远影响[16]；南斯拉夫解体后，德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是德国政府于1991年过早地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直接原因；1992年，美国出兵索马里，其直接原因是媒体大量报道索马里儿童在大饥荒中的惨境，导致美国在媒体压力下政府出兵。弱时，媒体似乎一瞬间销声匿迹了。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美国出兵索马里的同时，苏丹的饥荒程度绝不亚于索马里，但却无人问津。
现实中媒体对外交决策明显的影响，与学界含混不清的研究现状，使人们对媒体究竟对外交政策有无影响、有什么影响、如何影响等问题更加迷惑。有人因此感叹道：“媒体影响理论的缺失已极大地阻碍了我们对民主运作机制的理解。”[17]
显然，国内外学界对媒体影响机制的认识多停留在感性认识层面，大多笼统地认为二者之间关系复杂多变。有目共睹的是，新闻媒体对外交决策没有直接独立的影响，但在特定情况下却也会对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由此我们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新闻媒体对外交决策乃至公众究竟有无影响，如果有，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怎样产生如此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外交决策和公众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又是怎样的？这些正是本书力求回答的问题。本书正是力图通过深入探讨新闻媒体分别对外交决策者和公众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影响，剥开令人迷惑的媒体影响疑团，揭示新闻媒体对外交决策和公众舆论影响机制的尝试。
本书将以美国为中心对“西方媒体对他国的报道影响本国舆论和外交政策的机制分析”这一课题进行探讨。选取美国为个案研究对象部分是因为美国历史和美国研究是本书作者的专业研究领域，但更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较之其他西方国家，美国新闻媒体自由度最高、综合影响力更大，因此也是研究新闻媒体对外交决策和公众舆论影响机制最有力的例证。正如美国外交史学家托马斯·贝利所说：“如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美国，因此世界上存在的最强有力的公众是由美国人民组成的。华盛顿政府在外交领域中做到的和没有做到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公民的意愿；而美国公民提出的和没有提出的要求对整个地球的命运都具有重大影响。”[18]因此，“在美国，没有任何国会的重大立法，任何国外冒险，任何外交活动，任何大的社会改革能够成功，除非新闻界准备好了公众的思想。”[19]美国如同探究西方国家新闻媒体与外交决策和公众舆论关系的放大镜，有利于研究更为深入地进行。
同时，这也是美国作为西方国家中政权最为分散的国家所具有的特性使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gueville）曾明确指出，美国乃至所有西方国家在对外关系方面“绝对不如其他政府”，因为“对外政策几乎不需要民主所固有的任何素质；恰恰相反，它所需要的倒是发挥民主几乎完全不具备的那些素质。民主有利于增加国内的资源，使人民生活舒适，发展公益精神，促进社会各阶级尊重法律；而且，所有这一切，还能对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发生间接的影响。但是，民主却难于调整一项巨大事业的各个细节，它只能制定规划，然后排除障碍去监督执行。民主很少能够秘密地拟定措施和耐心地等待所定措施产生的结果，而这却是一个个人或一个贵族所具有的素质”[20]。托克维尔的这一论断主要基于美国决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国会与总统之间、美国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分权，麦迪逊则称之为“部分权力的交织”。
若要在这样分权制政治体制的国家制定有力的国家政策，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取得平衡。而作为与政府权力机构分割开来的另外一个机构，媒体是联系政治体制中相互分离的部分的纽带之一，并能对非常情况下的政治局势作出反应。媒体既能够维护体制内处于任何位置任何权力持有者的正当利益，又会如同麦卡锡时代媒体所表现的，有效地揭露某一执政府、机构或个人。
在这样政权最为分散的国家中，民众对民主思想的信仰和对新闻自由的推崇也愈重，因而，新闻媒体与公众以及公众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愈为凸显。“如今，美国人每天都要做与其生存息息相关的决策。为使决策得当，人们须得明达多闻。因此，他们依赖本国的自由媒体。”[21]因此，对美国公众与新闻媒体及其对他国报道的关系的探讨，有助于发现媒体与公众关系的特质。
其次，探究美国媒体对公众舆论和外交政策的影响还能增进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政治体系制定外交政策运作方式的了解。媒体影响外交政策选择本身就是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环节。在此过程中，媒体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这一组成部分了解得越透彻，对外交政策制定体系方方面面的关系也能理解得更为透彻。[22]
最后，新闻媒体并非美国政治体制中唯一具有信息传播功能的机构，也不是政治调节的唯一工具。实际上，无论如何定义美国的政权功能，美国政权广泛分配的一方面就是政治功能全方位的广泛运行。然而，在此过程中是有特别分工的，正如施政者所普遍认可的拟定外交政策主要是行政部门的职责一样，外交政策的传播工作一般被认为是媒体的主要职能。因此，对媒体和外交政策关系的研究也能深化我们对美国和西方政治体制中的媒体传播职能的认识。[23]
二、研究现状
美国新闻媒体与外交决策的关系深深扎根于美国历史传统，尤其与其早于国家创立的独特背景息息相关。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美国是一个“媒体诞生早于外交政策”[24]数十年的国家。这样的历史传统，使新闻媒体在美国社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中包括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作为美国民主的重要维护机构，新闻媒体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一直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一环，“许多新闻人士、决策者、学者都不曾真正质疑媒体对外交决策过程的深刻影响”[25]。近百年来，这一极具挑战性的课题就吸引着记者、官员和来自传媒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但是，对于新闻媒体如何介入外交决策的过程一直众说纷纭，至今难有定论。这一点，在近百年来的媒体影响相关研究中表露无遗。
关于美国新闻媒体与外交决策关系的相关研究，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为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媒体在欧洲和北美得到迅猛发展，黄色新闻报道、各种新闻杂志、广播等左右着舆论、塑造着价值观、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行为和习惯，更为重要的是其积极参与到了反垄断反腐败的进步主义运动等政治活动和决策当中。这一时期人们对于媒体的认识并非科学系统的考察，而主要是对大众化读物、电影和广播的大量涌现及其普及的初步认识。广告商、一战期间的政府宣传机构、报社、国家首脑等开始注意利用媒体的力量。受当时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理论刚刚起步的限制，此阶段对媒体作用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感官认识阶段。[26]这一时期学者们关切的是影响决策的外部力量与西方国家运转的问题，他们认识到，媒体通过提供信息教育着公众。他们的目光很快从公众转向公众舆论。1922年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发表的《公众舆论》一书即是这一时代的产物。
继李普曼《公众舆论》之后，大众传媒研究主要集中在探索媒体警醒大众什么是大事要闻的能力方面。这一理论有时被称为“魔弹理论”（Magic Bullet Theory）或者“皮下注射理论”（Hypodermic Needle Theory）。该理论认为，传媒具有极其强大的威力，其受众就像射击手面对的固定不变的靶子或是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的病人一样，只要枪口瞄准靶子，或者针头对准扎入病人身体的目标部位，子弹或药水就会产生种种强大而神奇的效果。[27]显然，当时人们认为媒体信息的魔弹完全被新闻受众照单全收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李普曼等将新闻受众视为新闻媒体传递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他认为：“足以见得，在某些条件下，人们对虚拟情形的反应与其对现实情况的反应一样强烈。在有些情况下，他们帮助造就了自己必须应对的虚拟情形。”[28]也就是说，公众积极参与构建现实的影像，但他们的信息主要通过大众媒体获得，因而受媒体的制约。[29]
一战后到二战前（1919—1939）的这段时期，媒体研究的主体思想认为，媒体是强大的、有说服力的。[30]媒体所呈现的现实映像能极大地改变全体公众的信念和观念，公众“所有层面的行为，从穿衣、举止、语言、种族和宗教观等等，都在媒体重塑社会映像的报道下彻底改变了。而研究人员对媒体这种极权式影响的研究结果感到不寒而栗、忧心忡忡”[31]。
第二阶段为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媒体影响研究在大众传媒研究大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得到重要发展，主要表现在媒体研究范式开始发生明显转变。因此，此阶段虽然研究成果不多，但影响深远。
量化研究在此阶段开始受到高度重视。1940年5月至11月，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sfeld）及其同事在美国俄亥俄州伊利郡（Erie County）进行了居民在总统大选中的投票选择的调查研究。他们发现，人际影响在总统大选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发现令他们始料未及。他们注意到，在大选中，有些人起到了“舆论领袖”（Opinion Leader）的作用。这些“舆论领袖”充当着信息中转站的角色，他们“从广播和印刷媒体”接受某种观点，然后再从他们流向不太活跃的人群，进而形成公众舆论。[32]
自拉扎斯菲尔德等里程碑式的研究开始，有关媒体对选举、公共信息宣传活动以及公众态度影响的量化研究开始展现出媒体影响的不同侧面，进而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拉斯韦尔5W模式”。
1948年，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发表了《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33]，从内部结构上分析了传播过程中的诸要素，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谁（Who），说什么（What），对谁（Whom）说，通过什么渠道（What channel），取得什么效果（What effect）（Who said What to Whom through Which channel with What effect）。这就是著名的“拉斯韦尔5W模式”。这一模式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五大基本内容，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体分析”“受众分析”以及“效果分析”。这五种分析涵盖了传播研究的主要领域，并为传播学重视确定的效果奠定了基础。
1950年，被公认为美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出版了《美国人民与外交政策》一书。该著作具体分析了公众舆论、新闻媒体和外交决策之间的关系：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媒体精英（包括新闻媒体的发行人等媒体拥有者、编辑等媒体控制者和新闻记者等媒体积极参与者）与政府精英（包括国务院成员、国会外交委员会成员、行政机构精英人物和利益集团领导人）之间进行互动，以反映美国大众在经济、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复杂利益。[34]凭借这部著作，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一举成名。这部著作也成为这一时期媒体与外交关系研究的扛鼎之作。
1960年，约瑟夫·T.克拉佩尔（Joseph T.Klapper）在《大众传播影响》（The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35]一书总结了当时媒体影响实证研究的两大共识：一是大众传播一般并不是影响受众充分且必要的条件，而是作为诸多影响因素和影响力之一，通过诸多因素和影响力合力发挥作用；二是这些因素使得大众传播在影响现状的过程中成为助成因素而不是唯一的原因。[36]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媒体的影响是有限的。媒体对受众感知的任何影响力首先是基于其自身亲历的社会经历和心路历程。受众的感知似乎在接触媒体后得到强化，而不是通过使用媒体而大幅度改变。
克拉佩尔之前，学者们深为媒体不均衡的新闻报道、误导性的广告或暴力节目可能给社会带来的有害影响感到不安，克拉佩尔认为媒体影响有限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平复了学者们不安的心。
但是，大众传播研究新的范式转换唤起了人们对李普曼关于媒体对公众舆论具有重要影响的重新认识。[37]在克拉佩尔出版《大众传播影响》后不久，库尔特·朗（Kurt Lang）和格拉迪斯·恩格尔（Gladys Engel）的研究就推翻了其有限影响理论。他们在对1948年和1953年美国总统大选进行系列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媒体在界定政治辩论范围、确定选民关注的问题等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大众媒体具有议程设置功能。[38]库尔特·朗和格拉迪斯·恩格尔着重研究了媒体如何界定议题，如何发现只有媒体才能直接或间接地获知的现实政治环境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写道：“接触这一间接环境如同逃离和接触所处世界一样困难。主要事件、事件引发的分歧，围绕主要问题讨论涌现的一系列领军人物，以及关于这些人物个性的思想等都在某种程度上为即使不是每个人也至少是大部分公众所熟知，其中也包括那些很少关注新闻和政治的公众。新闻媒体的这种普遍性促使我们在研究其累积性影响时不仅仅局限于其直接影响。”[39]议程设置的研究视角并不是将劝说作为影响新闻受众的主要因素，相反，它研究的是媒体如何影响新闻受众的认知，如何影响受众对什么是重要的信息、什么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的判断。该研究不但发现选择性接触和选择性保留是受众对待媒体政治性内容的方式，而且还指出，媒体有限影响论并未涵盖媒体影响的全部。[40]
麦克斯韦尔·E.麦库姆斯（Maxwell E.McCombs）和唐纳德·L.肖（Donald L.Shaw）在朗氏研究的基础上，首度利用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量化的政治数据对媒体议程设置功能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发现，媒体认为重要的政治问题与公众认为重要的问题之间关联极大，“选民观念中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与媒体反映的问题基本一致，即使大选中三个总统竞选人强调的问题面广类杂”[41]。麦库姆斯和肖的这项研究开启了从实证角度深入探索媒体影响的先河，为量化媒体塑造公众政治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他们首度提出，媒体在塑造公众舆论的同时，也必然塑造着必须对公众舆论作出应对的政治活动参与者们的议程框架。因此，麦库姆斯和肖的研究成为推动议程设置理论实证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20世纪6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新闻媒体可以24小时播报消息，外交保密因而几乎成为不可能。新闻媒体的空前活跃引起了部分学者对其与外交决策关系研究的关注，其中最具影响的研究者是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和伯纳德·C.科恩（Bernard C.Cohen）。他们的研究成果至今仍被广泛引用。
詹姆斯·赖斯顿的代表作《媒体的炮口》（The Artillery of the Press）认同媒体在外交政策中各种相互关联的作用，并突出强调了新闻媒体发掘新闻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赖斯顿呼吁媒体更积极地发挥捕获事实、揭示事实根源、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作用。他指出：媒体通常是通讯员，会时而发现连政府当局都一无所知或者有意无意忽视的事实。在公布这些事实的同时，媒体也因此会促使政府做进一步调查，并对外交决策进行相应调整。[42]
此阶段新闻媒体对外交决策影响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伯纳德·C.科恩的经典力作《媒体与外交政策》（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科恩以外事记者为主体，采访了62位知名度较高的报社、新闻机构通讯员和主编。同时，他还采访了150人次的外交政策制定人员，包括行政机构、国会中在外交政策领域有明显兴趣并担任相关职务的人员。[43]在调查采访的基础上，科恩深入探讨了媒体自身对国际新闻报道的理解及其意义，以及国际新闻报道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具体如何被其受众吸收利用的过程。在该书中，科恩从三方面探讨了新闻媒体在外交政策领域中所起到的作用，即观察家、参与者及催化剂作用。他认为：作为观察家，新闻媒体对他国新闻的取舍和有选择性的报道，决定国内受众头脑中的国外政治文化版图，媒体报道频繁的国家和问题，受众就相应对其更感兴趣，反之对于媒体不重视的国家和问题，于大多受众来说就看不见，因而不存在；媒体作为参与者，能够通过主宰报道什么外交事务，不报道什么，来决定外交决策的议程，成为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的隐性影响力；此外，媒体还具有催化剂的作用，可以通过报道引起公众对某些问题的关注，进而推动或阻止某些外交决策的制定。媒体的上述三种作用基本概括了其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44]
媒体影响研究的第三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至今。此阶段学者普遍认为媒体和外交决策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其多样、充满争议的。美国新闻媒体与外交决策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越来越多学者所关注，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至今为止，与此相关的研究专著共61部，但多侧重于政府对新闻媒体影响的研究，从新闻媒体影响政府外交的视角进行研究的著作仅8部，且多为论文集。在媒体影响研究第三阶段，出现了第一部系统研究媒体与决策关系的专著，即马丁·林斯基（Martin Linsky）的《影响：媒体如何影响联邦决策》（Impact：How the Press Affects Federal Policy Making）一书。林斯基在书中指出，媒体对于公众的态度和行为影响甚微，但在影响政治精英的态度和行为方面卓有成效。政府官员深信新闻媒体从议程设置到政策评估都对决策有极大的影响力。[45]
总体来看，从肯定和否定媒体对外交政策存在影响的角度，在前两个阶段对媒体与外交决策研究的基础上，第三阶段的研究可分为以“制造共识论”为代表的否定派、以“CNN效应”为代表的肯定派和折中派。
否定派普遍认为，长久以来，美国媒体在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没有直接作用，但在其实施、解释和澄清过程中具有不断增长的影响。美国媒体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国会、非政府利益组织和集团，而不是通过影响广大读者和公众来进行的。国会常在媒体的敦促下对某些问题展开调查，并通过委员会决议、授权和拨款等手段直接影响外交政策。[46]
部分学者特别是传媒学界的学者主张弱化甚至否认新闻媒体对决策的塑造或影响作用。以丹尼尔·C.哈林（Daniel C.Hallin）和W.兰斯·贝内特（W.Lance Bennett）为代表的主流学派坚持认为，媒体对精英外交政策辩论没有独立影响，即使有影响，其作用也微乎其微。[47]决策者很少顺从公众舆论，哪怕是关注型公众甚至是舆论精英，如国会议员、报纸编辑或媒体发行人。虽然舆论无疑有一定影响，但向来不是外交决策者决策时考虑的主要因素。[48]
大部分否认派认为，新闻媒体是政府的喉舌和传声筒，对决策没有影响。最为典型的代表是“制造共识论”，其认为媒体没有制定政策，它只是被动地甚至被裹胁地支持政府政策。[49]媒体的主要作用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为统治精英的外交政策服务，与行政机构口径一致。他们主张，媒体的主要作用是为政府争取公众支持，没有起到批评或挑战官方外交政策的理论作用。[50]制造共识理论认为，媒体可能以两种方式发生作用：行政方式，即媒体的解释框架与官方议程保持高度一致；精英方式，即媒体报道在决策精英内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对行政决策产生重大影响。[51]
否定派认为，政府决策官员全权支配着外交信息对外发布的主动权，他们向公众透露的信息极为有限，因此公众参与并进而施加影响基本不可能。[52]虽然决策层内部时有分歧，但决策者在基本原则上的一致，阻碍了信息的流通，通常营造支持政府决策的氛围，具体表现为民众对白宫决策的赞同或默许。
该学说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是W兰斯·贝内特提出的“标引说”（Indexing）。贝内特认为，新闻报道一直在追随决策精英的官方言行，媒体报道是对决策精英谈论话题及决策层内部矛盾的“标引”（Index）。当媒体报道强调外交政策存在的问题或政策失误甚至失败时，也只是新闻工作者反映权力中心重大矛盾和内部斗争的职责的反应[53]，很少超出华盛顿政府决策层政策分歧的局限性。[54]标引理论将决策者不同意见作为其讨论的核心，认为媒体相当准确地“标引”出或是说反映出决策层的矛盾。如果白宫的外交决策有激烈争议，一旦消息从决策层爆出，对该外交决策的批评意见就会见诸报端。[55]“除非政府内部（常常是国会）首先提出对白宫决策的批评，否则媒体是不会先发制人的。这就意味着媒体最大程度上是作为政府官员批评的工具发挥作用。”[56]因而，媒体“对外交决策辩论没有独立性（只是边缘性）的贡献”[57]。
与制造共识理论不同的是，标引理论认为当决策者在外交政策上意见出现分歧时，媒体的及时报道会影响外交政策，当然其影响极为有限。也就是说，媒体的作用虽然有限，但超越了政府宣传工具的作用。
总之，否定学派认为，在媒体与政府外交决策关系中，政府影响着媒体的一举一动，而不是媒体影响外交决策。[58]这一学派并没有完全否认媒体对外交政策可能存在的一定影响，如在决策层出现意见分歧时，媒体报道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影响。但这一学派完全否认媒体对外交决策具有独立的影响。
否定学派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忽视了媒体在某些问题上对外交政策造成的实质性影响。例如，当媒体通过大量图片和文字反映某些地区悲惨境况，强烈呼吁人道主义支援，在相当程度上对政府官员最终制定支持政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二是在提出媒体只是被动报道或标引决策层政策分歧的同时，不应该忽视新闻工作者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即新闻工作者可能偏向某一方，或者偏向非官方意见，由此采取行动，进而成为影响最终决策的力量之一。[59]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新闻工作者及其报道有可能引起对外政策的调整。[60]越战期间大部分人从支持政府赴越作战计划到反战的转变过程中，电视新闻画面所展现的战争之惨烈，不能不说是影响公众、高官转向反战的重要原因。
大众传播学界也提出，新闻媒体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远比制造共识理论和标引理论更为积极。例如新闻传播领域政治传播学的“把关人”（Gatekeeper）研究显示，新闻记者通过判断报道的新闻价值来塑造新闻。这表明，新闻报道可能充分报道的是决策层不具代表性的言论。而这种偏见的可能性会随着具有明显党派倾向的新媒体影响力的增长而增长。[61]
无论制造共识理论还是标引理论都是冷战格局的产物。随着冷战格局的解体，新的理论框架应运而生。冷战结束后，美国学界出现了以CNN效应和解释框架学说（Framing）为代表的新理论，开启了媒体与外交决策关系研究的新篇章。
对媒体影响外交决策机制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开端，这主要表现在对CNN现象或称CNN效应的研究。由此，也真正开始形成媒体对外交决策影响的肯定学派。1993年9月，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观点栏目发表题为《透过神秘的黑玻璃看索马里》的文章，指出布什总统在国会和公众舆论始料未及的情况下，突然宣布派兵索马里，确保其食物补给，得到了国会和公众的默许，其原因是“美国媒体特别是电视对索马里局势的曝光。没有媒体曝光，这种反应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一反应是被饥民受难场景触动后的感情用事”[62]。这一事例表明，美国外交政策正被媒体特别是电视牵着鼻子走。凯南的文章很快引来许多报刊编辑和传媒学、政治学等领域学者对CNN现象存在与否的大辩论。
学者们以CNN效应为代表的研究凸显了新闻媒体的作用。学界对CNN效应的理解因对媒体作用的理解不同而不同：有学者将CNN效应理解为以电视新闻为代表的新闻媒体对外交政策议程的影响[63]，或者新闻媒体敦促政府采取对策的力量[64]，或即时通信技术使观众和媒体精英对特定事件引起重视的作用[65]，或新闻媒体迫使西方政府以军事手段干预人道主义危机事件[66]，或外交决策者面对媒体报道失去对政策方向的控制[67]，或认为CNN效应被滥用，实际上媒体影响在不同性质外交决策问题上本具有不同程度和性质的影响[68]。此类观点认为，新闻报道在人道主义危机中驱动西方政府进行干预的能力尤为突出。虽然也有学者对CNN效应成立与否进行质疑[69]，却依然不断有官员断言新闻报道对塑造人道主义危机政策具有重要作用。[70]
罗伯特·M.恩特曼（Robert M.Entman）也肯定地指出，“新闻媒体在公众舆论认知的形成方面具有显著的影响……实际上，公众舆论、决策官员的言行以及新闻报道三者之间是互为依存的关系”[71]，并进而提出了解释框架理论。
具体来说，解释框架是指“一篇文章……鼓励那些关注思考某问题的读者对该问题形成特定观点的特殊属性”[72]。解释框架提供了理解和解释事件的途径。恩特曼的解释框架理论认为，制造共识理论中决策层偶尔出现的分歧实际上并非偶尔存在，而是无时不在。公众和决策层对总统最终决策的响应并非必然，而对总统决策的响应也会相时而变。政府支配的情况确实存在，但不能在所有外交决策中出现，因此政府支配并非定律。标引理论虽然强调了决策层矛盾是新闻媒体在白宫决策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决定因素，但对某些问题却解释不清，如：为什么有时决策者们会反对总统提出的方针政策，而有时又保持缄默？决策者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反对总统政策？其反对意见又往往会因何而起？不仅如此，无论是政府支配说还是标引说，都没有将公众的因素考虑进来。实际上，整个决策过程会牵扯到总统、白宫内部、白宫外部决策者（包括国会、利益集团等）、媒体记者、新闻报道以及公众等诸多因素。在进一步探究媒体设定解释框架的研究中，恩特曼还提出了媒体“预设”（Priming）作用理论，即认为媒体通过取舍新闻材料、版面位置、是否连续报道、连续报道时间等，达到了突出哪些是重要问题，哪些问题不重要的影响效果。[73]
肯定学派认为，媒体主要通过对主流精英政策提供支持发挥重要作用[74]，CNN乃至整个现代新闻媒体具有鼓动公众舆论的作用。美国新闻媒体通过迅速传播国际事务报道，传播舆论对外交事务的观点，在塑造公众对国际事务的认识，以及在反应速度、力度、关注持续时间、修订政策等环节上影响着外交政策的制定。不仅如此，电视图像和文字报道还过滤、编辑并不时挑战决策官员的言辞。[75]新闻媒体无论用文字还是影像勾画出的事态局势，迫使政府和公众采取对策。一旦新闻媒体，特别是瞬间能将新闻图像同时传递到亿万公众眼前的电视，将大批民众忍饥挨饿、种族冲突或其他众人受苦受难的情形以镜头或文字的形式报道出来，就会引起公众极大的同情。公众于是转向自己选区的民选官员，要求采取强有力的伸张正义的行动。也就是说，被媒体苦难镜头或报道鼓动的公众要求决策者有所反应和作为。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希望继续得到公众支持的民选官员就会尽快以人道主义干涉、军事干涉或其他必要的行动对民意作出反应。由此可以肯定的是，媒体在决定公众议程上具有重要影响。
在否定学派和肯定学派之外，也有不少学者采取折中的立场，认为媒体对外交决策虽然有影响，但也极为有限。[76]唐耐心（Nancy B.Tucker）指出：“杜鲁门经常阅读多种地方报纸、纽约当地报纸以及其他地区的报纸……媒体早晨例行工作会议上还会听取口头新闻综述，收到各地新闻剪报。在任期间，他与白宫新闻记者团关系融洽，还有几个记者朋友。”因此，新闻媒体至少对杜鲁门外交决策具有间接影响。而且，“如果说新闻记者对决策没有直接影响的话，那么在决定公众和决策官员在报纸上看到什么新闻的过程中，他们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思考并采取行动的对象”[77]。
此外，美国学界还从综合理论角度将媒体、决策层和公众互动关系归纳为如下几种理论模式：菲利普·J.波利克（Philip J.Powlick）和安德鲁·Z.卡茨（Andrew Z.Katz）的公众舆论“激发”（Activation）理论模式，恩特曼的“瀑布式”（Cascade）理论模式，以及马修·A.鲍姆（Matthrew A.Baum）和菲利普·B.K.波特（Philip B.K.Potter）的“市场”模式等。
恩特曼的“瀑布式”模式试图澄清决策精英如何向媒体并继而向公众传达讯息，以及在决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信息反弹现象。恩特曼认为，历史上媒体以某种规律有时充当俯首帖耳的“乖乖狗”（Lapdog），有时成为尽忠职守的“看门狗”（Watchdog）。传统的理论模式对此很难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恩特曼建立了一套更为复杂的“瀑布式”模式，试图说明白宫、向媒体传递的讯息、媒体对此讯息的诠释以及公众反应等几者间的互动关系。而这些环节在信息反馈及进一步相应的互动下显得更为错综复杂。
恩特曼指出，不同的文化背景、权力构建模式、策略和动机使新闻媒体与行政部门之间形成了一个变量区间。区间的一极是媒体基本原封不动地向公众发布行政部门提供的消息的情况，区间的另外一极是媒体抨击政府政策并向公众强调不同方案的情况。这种总体评价与认为公众舆论可以或应该对外交决策有积极影响的观点有出入。尽管有学者认为近年来的伊拉克战争、“9·11”事件等国际事件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公众有利，但在恩特曼的分析模式中，决策精英的解释框架和导向仍占主导地位。[78]
菲利普·J.波利克和安德鲁·Z.卡茨的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关系“触发”模式认为，一般情况下，公众舆论和新闻媒体在外交问题上的影响是潜在的、不活跃的，这为决策层灵活机动地制定和掌握外交政策提供了宽松的空间。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例如决策层就某外交政策问题出现争议，为了寻求外援，部分决策者主要通过媒体寻求公众的支持，决策层内部的分歧就会成为驱动力，触发公众的注意力，而媒体报道施展影响的空间因此无形地扩大，媒体通常以符合大众利益为标准，对外交政策提出解释框架。[79]
鲍姆和波特的“市场”经济学模式视外交决策为市场，将信息作为第四个重要因素纳入由信息营销商新闻媒体、信息消费者公众舆论和信息提供商外交决策三者组成的市场化互动机制之中，利用市场经济学的需求供给理论来解释信息消费者、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供销商之间的关系。鲍姆和波特将信息视为决定决策市场均势的砝码之一，提出不同于传统看法的观点，捕捉并突出了新闻媒体在决策过程中无处不在的特性。[80]
在国内，媒体、外交、公众舆论研究受国外学界特别是21世纪之前研究影响，对于外交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静态下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探讨上，而且多侧重三者中的两两因素关系的研究。如媒体对美国外交决策影响，媒体对美国公众舆论影响，公众舆论对外交决策影响，等等。将三者结合起来的研究目前仅见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范士明副教授的博士论文《公众舆论、新闻媒体对九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国内环境的影响》[81]。但国内与国外研究同样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对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为什么在不同情况下对外交决策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两者在什么情况下对外交决策影响加大，以及新闻媒体在不同情况下又具体如何影响外交决策和公众舆论等问题提出可行的综合解释框架。本研究正是力图回答上述问题的尝试。
三、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框架
在媒体、外交决策者和公众舆论这三者间的关系之中，媒体参与的是不断为回应决策者和公众需求而构建新闻的过程。决策者特别是政治精英显然会影响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82]，但媒体对决策者或政治精英的选择，以及对其言论的选择性报道，对公众理解外交事务是有其积极影响的，而这一过程对于外交政策也便有了积极的影响。实际上，新闻媒体的影响可以渗透到舆论与外交政策相互关系的各个环节。因此，研究新闻媒体对公众舆论及外交决策的影响，需要将公众舆论、政治精英以及媒体作为独立的参与者分别对其各异的倾向和动机进行研究。
有鉴于此，本研究用三章的篇幅首先对媒体国际新闻报道、决策者和公众舆论分别展开研究，再以第四章对三者关系进行综合分析并由此提出新的解释三者关系的理论框架。具体如下。
第一章以国际新闻报道为主题，从新闻媒体记者获取国际新闻的渠道、对国际新闻的取舍及其内涵、国际新闻受众特性、美国新闻媒体对他国报道的特点等方面，具体考察其报道数量、关注范围、特殊受众群体等内容。
第二章和第三章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媒体与决策者和公众舆论之间在外交决策问题上的关系分别进行了梳理。第二章探讨了美国新闻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对包括总统和其他行政部门如白宫、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国会等决策者与决策机构影响，具体阐述了美国国际新闻报道对决策者和决策机构的影响方式及其结果。第三章则将研究视角转向公众舆论在外交决策上的特殊作用以及媒体报道对公众在外交事务上的影响，以反映新闻媒体如何通过对公众外交事务议程的影响在外交决策问题上发挥其特有的作用。
对媒体影响公众舆论和外交决策进行贴合实际的解释，势必需要将媒体发生作用以及不发生作用的客观条件进行综合考察与分析。因此，在前三章对国际新闻、决策者、公众舆论等与媒体关系探讨的基础上，第四章侧重综合考察与分析，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层面：一是在视野上综合考察媒体、外交决策者和公众三者关系；二是就媒体、外交决策者和公众三者关系的现有理论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与分析；三是将现有理论探讨和典型个案综合在一起予以分析考察。通过如上三重综合考察，为最终结论的提出奠定基础。
第五章为研究结论部分。在介绍并分析国外关于媒体、外交决策者、公众三者关系理论和研究范式基础上，借用“政策确定性”理论，提出媒体于外交决策和公众舆论的影响机制，即：新闻媒体的国际报道对外交决策和公众舆论在外交问题上的影响并非时有时无，而是始终存在；新闻媒体影响时有时无的表象实际上是媒体在政府外交政策确定时期的隐性影响和政策不确定时期的显性影响的表现。在政策不确定期间，新闻媒体呈现出消除信息不对称、标引、CNN效应、加速决策进程等不同程度的宏观影响以及微观层面上的设置议程、预设评判标准、舆论导向等影响。媒体消除信息不对称、议程设置、预设价值判断标准、舆论导向和加速决策进程等作用在外交政策明确时期也同时存在，只是其对决策的影响弱化为不易为公众所觉察的隐性影响。
【注释】
[1]Bailey，Thomas.The Man in the Street：The Impact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on Foreign Policy.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48，p.1.
[2]Almond，Gabriel A.“Introduction：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Politics.”In Gabriel A.Almond and James S.Coleman eds.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pp.45-52.
[3]Habermas，Jürgen.Between Facts and Norms：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Translated by William Rehg.MA：MIT Press，1996，p.382.
[4]转引自：Ammon，Royce J.Global Television and the Shaping of World Politics：CNN，Telediplomacy，and Foreign Policy.Jefferson，CA：McFarland & Company，Inc.2001，p.6.
[5]Jacobs，Lawrence and Robert Y.Shapiro.Politicians Don't Pander：Political Manipulation and the Loss of Democratic Responsivenes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Kernell，Samuel.Going Public：New Strategies of Presidential Leadership.Washington，D.C.：CQ Press，1992.(https://www.daowen.com)
[6]转引自：Ammon，Royce J.Global Television and the Shaping of World Politics：CNN，Telediplomacy，and Foreign Policy.Jefferson，CA：McFarland & Company，Inc.2001，pp.6-7.
[7]参见Chomsky，Noam and Edward Herman.Manufacturing Consent.New York：Pantheon，1988；Hammond，Phil and Edward Herman eds.Degraded Capability：The Media and the Kosovo Crisis.London：Pluto Press，2000；Herman，Edward.“The Media's Role in US Foreign Polic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7，No.1（1993）：pp.23-45.
[8]Newsom，David D.The Public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6，p.43.
[9]Cohen，Bernard C.“The View from the Academy.”In W.Lance Bennett and David L.Paletz eds.Taken by Storm：The Media，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Gulf War.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9.
[10]Gowing，Nik.“Real-time TV Coverage from War：Does it Make or Break Government Policy？”In James Gow et al.eds.Bosnia by Television.London：British Film Institute，1996，p.88.
[11]Strobel，WarrenP.Late Breaking Foreign Policy：The News Media's Influence on Peace Operations.Washington D.C.，WA：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Peace，1997，p.212.
[12]Strobel，WarrenP.Late Breaking Foreign Policy：The News Media's Influence on Peace Operations.Washington D.C.，WA：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1997，pp.215-216.
[13]朱锐：《外交决策中的公众舆论与媒体因素》，《当代世界》2008年第8期，第46页。
[14]Minear，Larry，Colin Scott and Thomas Weiss.The News Media，Civil Wars and Humanitarian Action.Boulder，CO：Lynne Rienner，1996，p.46.
[15]Foster，Schuyler H.Jr.“How America Became Belligerent：A Quantitative Study of War News，1914-1917.”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0（1935）：pp.464-475；Foster，Schuyler H.Jr.“Chartering America's News of the World War.”Foreign Affairs.Vol.15，No.2（1937）：pp.311-319.
[16]参见：Seymour-Ure，Colin.The Political Impact of Mass Media.London：Constable；Beverly Hills，CA：Sage，1974.
[17]Iyengar，Shanto and Donald R.Kinder.News That Matters：Television and American Opin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3.
[18]Bailey，Thomas.The Man in the Street：The Impact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on Foreign Policy.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48，p.2.
[19]张友伦、李剑鸣主编：《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和政府改革》，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
[20]Tocqueville，Alexis De.Democracy in America，Vol.1.New York：Liberty of America，2004，p.262.
[21]Cohen，Bernard C.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5.
[22]Cohen，Bernard C.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15.
[23]Cohen，Bernard C.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16.
[24]Reston，James.“The Press，the President and Foreign Policy.”Foreign Affairs.Vo1.44，No.4（1966）：p.554.
[25]Livingston，Steven.“Beyond the‘CNN effect’：The Media-Foreign Policy Dynamic.”In Pippa Norris ed.Politics and the Press：The News Media and Their Influences.Boulder，Colorad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1997，p.292.
[26]Curran，James，Michael Gurevitch，and Janet Woolacott.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Sage Publications，1979，p.71.转引自Graber，Doris A.Media Power in Politics.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Washtington D.C.，1994，p.9.
[27]参见：Berger，Arthur A.Essentials of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ie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5.
[28]Lippmann，Walter.Public Opinion.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1922，p.14.
[29]McCombs，Mexwell et al.Contemporary Public Opinion：Issues and the News.Hillsdale，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1，p.12.
[30]Lowery，Shearon and Melvin Defleur.Mileston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Media Effects.News York：Longman Publishers，1983，pp.17-18.
[31]Taras，David.“Television and Public Policy：The CBC's Coverage of the Meech Lake Accord.”Canadian Public Policy.Vol.15，No.3（1989）：p.323.
[32]Lazarsfeld，Paul F.，Bernard R.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The People's Choice：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New York，NY：Duell，Sloan & Pierce，1948.
[33]Lasswell，Harold.“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In Lyman Bryson ed.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48，pp.37-51.
[34]Almond，Gabrial A.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Jonanovick，1950.
[35]Klapper，Joseph T.The Effect of Mass Communication.Glencoe，Ill.：Free Press，1960.
[36]Shaw，Donald L.and Maxwell E.McCombs.The Emergene of American Political Issues：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the Press.St.Paul：West Publishing，1977，pp.3-4.
[37]McCombs，Mexwell et al.Contemporary Public Opinion：Issues and the News.Hillsdale，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1，p.13.
[38]Lang，Kurt and Gladys Engel Lang.Voting and Nonvoting：Implications of Broadcasting Returns before Polls are Closed.Waltham：Blaisdell Publishing Co，1968.
[39]Engel，Gladys and Kurt Lang.Politics and Television Re-viewed.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84，p.213.
[40]Engel，Gladys and Kurt Lang.Politics and Television Re-viewed.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84，pp.212-213.
[41]McCombs，Maxwell E.and Donald L.Shaw.“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36，No.3（Summer 1972）：p.178.
[42]Reston，James.The Artillery of the Press：Its Influence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Harper& Row，1966.
[43]Cohen，Bernard C.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p.9-11.
[44]Cohen，Bernard C.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p.4-5.
[45]Linsky，Martin.Impact：How the Press Affects Federal Policy Making.New York：W.W.Norton，1986.
[46]见Cohen，Bernard C.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Almond，Gabrial A.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Jonanovick，1950.
[47]见Hallin，Daniel C.The“Uncensored Wa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Bennett，W.Lance.“Toward a Theory of Press-State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40，No.2（1990）：pp.103-125；Jonathan Mernin.Debating War and Peac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Zaller，John and Dennis Chui.“Government's Little Helper：US Press Coverage of Foreign Policy Crises，1945-1991.”PoliticalCommunication.Vol.13（1996）：pp.385-405.
[48]LaFeber，Walter.“U.S.Policy-Makers，Public Opinion and the Outbreak ofthe Cold War，1945-1950.”In Yonosuke Nagai and Akira Iriye eds.The Origin of the Cold War in As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p.60.
[49]Robinson，Piers.“The CNN Effect：Can the News Media Drive Foreign Polic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5（1999）：pp.301-309.
[50]见Chomsky，Noam and Edward Herman.Manufacturing Consent.New York：Pantheon，1988；Hammond，Phil and Edward Herman eds.Degraded Capability：The Media and the Kosovo Crisis.London：Pluto Press，2000；Herman，Edward.“The Media's Role in US Foreign Polic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7，No.1（1993）：pp.23-45.
[51]Srivastava，Shubham.“The Role of Media in Foreign Policy：A Decision Making.”In Proceedings and E-journal of the 7th AMSAR Conference on Roles of Media during Political Crisis，Bangkok，Thailand，May 20th 2009：p.3.
[52]Augelli，Enrico and Craig Murphy.America's Quest for Supremacy in the Third World：A Gramscian Analysis.London：Pinter Publisher，1988；Chomsky，Noam and Edward Herman.Manufacturing Consent.New York：Pantheon，1988；Michael Parenti.Land of Idol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3；Rachli，Allann.News as Hegemonic Reality：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Framing of News Accounts.New York：Praeger，1988.
[53]Bennett，W.Lance.“Toward a theory of press-state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40，No.2（Spring 1990）：p.110.
[54]另见Entman，Robert.“Framing US Coverage of International News：Contrasts in Narratives of the KAL and Iran Air incident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41，No.4（1991）：6-27；Hallin，Daniel C.The“Uncensored Wa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Mermin，Jonathan.Debating War and Peace：Media Coverage of U.S.Intervention in the Post-Vietnam Er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Sigal，Leon.Reporters and Officials.Lexington，MA：D.C.Heath，1973；Zaller，John and Dennis Chui.“Government's Little Helper：US Press Coverage of Foreign Policy Crises，1945-1991.”Political Communication.Vol.13（1996）：pp.385-405.
[55]Althaus，Scott L.，Jill A.Edy，Robert M.Entman，and Patricia Phalen.“Revising the Indexing Hypothesis：Officals，Media，and the Libya Crisis.”Political Communication，Vol.13，No.4（1996）：pp.407-421.
[56]Mermin，Jonathan.Debating War and Peace：Media Coverage of U.S.Intervention in the Post-Vietnam Er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7.
[57]Mermin，Jonathan.Debating War and Peace：Media Coverage of U.S.Intervention in the Post-Vietnam Er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143.
[58]Robinson，Piers.“Theorizing the Influence of Media on World Politics：Models of Media Influence on Foreign Policy.”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16，No.4（2001）：p.525.
[59]Cook，Timothy E.Governing With the News.Chicago，IL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p.12-13.
[60]Robinson，Piers.“Theorizing the Influence of Media on World Politics：Models of Media Influence on Foreign Policy.”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16，No.4（2001）：p.531.
[61]Galtung，Johan and Mari Holmboe Ruge.“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News.”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2，No.l（1965）：pp.64-91；Thomas E.Patterson.Out of Order.New York：Knopf，1993.
[62]Kennan，George.“Somalia，through a Glass Darkly.”New York Times.September 30，1993.
[63]Gowing，Nik.“Real-time TV Coverage from War：Does it Make or Break Government Policy？”In James Gow et a1.eds.Bosnia by Television.London：British Film Institute，1996，pp.81-91.
[64]Cohen，Bernard C.“The View from the Academy.”In W.Lance Bennett and David L.Paletz eds.Taken by Storm：The Media，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Gulf War.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p.8-11.
[65]Robinson，Piers.“The CNN Effect：Can the News Media Drive Foreign Polic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5（1999）：pp.301-309.
[66]Jacobson，Peter V.“Focus on the CNN Efect Misses the Point：The Real Media Impact on Conflict Mangaement is Invisible and Indirect.”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37，No.2（2000）：pp.131-143.
[67]Livingston，Steven and Todd Eachus.“Humanitarian Crises and U.S.Foreign Policy：Somalia and the CNN Effect Reconsidered.”Political Communication.Vol.12，No.4（1995）：pp.413-429.
[68]Livingston，Steven.“Beyond the‘CNN effect’：The Media-Foreign Policy Dynamic.”In Pippa Norris ed.，Politics and the Press：The News Media and Their Influences.Boulder，Colorad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1997，pp.291-318.
[69]如Gowing，Nik.“Real-time Television Coverage of Armed Conflicts and Diplomatic Crises：Does it Pressure or Distort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Harvard Working Paper.Cambridge，MA：The Joan Shorenstein Barone Center on the Press，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Harvard University，1994；Strobel，Warren P.Late Breaking Foreign Policy：The News Media s Influence on Peace Operations.Washington D.C.，WA：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1997.
[70]Blair，Tony.Speech by the Prime Minister Tony Blair，to the Economic Club of Chicago，Hilton Hotel，Chicago，IL，April 22，1999，available at：www.feo.gov.uk/news；Holbrooke，Richard.“No Media-No War.”Index on Cencorship.Vol.28，No.3（1999）：pp.20-21.
[71]Entman，Robert M.Projections of Power：Framing News，Public Opinion，and U.S.Foreign Policy.Chicago：Univ.Chicago Press，2003，p.123.
[72]Entman，Robert M.“Framing US Coverage ofInternational News：Contrasts in Narratives of the KAL and Iran Air Incident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41，No.4（1991）：p.7.
[73]Entman，Robert M.“Framing：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43，No.4（1993）：pp.51-58；Pan，Zhongdang and Gerald M.Kosicki，“Framing Analysis：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Political Communication.Vol.10，No.1（1993）：pp.55-76；Pan，Zhongdang and Gerald M.Kosicki.“Framing as a Strategic Action in Public Deliberation.”In Stephen D.Reese，Oscar Gandy，and August E.Grant eds.Framing Public Life：Perspectives on Media 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Life.Mahway，N.J.：Erlbaum，2001，pp.35-65；Reese，Stephen D.，Oscar Gandy，and August E.Grant，eds.Framing Public Life：Perspectives on Media 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World.Mahwah，N.J.：Erlbaum，2001；Scheufele，Dietram A.“Framing as a Theory of Media Effect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49，No.1（1999）：pp.103-122.
[74]Chomsky，Noam and Edward Herman.Manufacturing Consent.New York：Pantheon，1988；Hammond，Phil and Edward Herman，eds.Degraded Capability：The Media and the Kosovo Crisis.London：Pluto Press，2000；Herman，Edward.“The Media's Role in US Foreign Polic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7，No.1（1993）：pp.23-45.
[75]Newsom，David D.The Public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6，p.43.
[76]见Hallin，Daniel C.The“Uncensored Wa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Bennett，W.Lance.“Toward a Theory ofPress-State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40，No.2（1990）：pp.103-125；Mermin，Jonathan.Debating War and Peace：Media Coverage of U.S.Intervention in the Post-Vietnam Er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Zaller，John and Dennis Chui.“Government's Little Helper：US Press Coverage of Foreign Policy Crises，1945-1991.”Political Communication.Vol.13（1996）：pp.385-405.
[77]Tucker，Nancy B.Patterns in the Dust：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p.162，pp.144-145.
[78]Entman，Robert M.Projections of Power：Framing News，Public Opinion，and US.Foreign Policy.Chicago：Univ.Chicago Press，2003.
[79]Powlick，Philip J.and Andrew Z.Katz.“Defining th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Foreign Policy Nexu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42，No.1（1998）：pp.29-61.
[80]Baum，Matthew A.and Philip B.K.Potter.“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ss Media，Public Opinion，and Foreign Policy：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1，No.1（2008）：p.55.
[81]范士明：《公众舆论、新闻媒体对九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国内环境的影响》，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
[82]参见Hallin，Daniel C.The“Uncensored Wa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Bennett，W.Lance.“Toward a theory of Press-state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40，No.2（Spring 1990）：pp.103-125；Zaller，John and Dennis Chui.“Government's Little Helper：US Press Coverage ofForeign Policy Crises，1945-1991.”Political Communication.Vol.13（1996）：pp.385-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