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理论模式比较分析
媒体和外交决策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其多样的，也是充满争议的。早期对新闻媒体于舆论和外交政策影响的研究，主要尝试在大的理论框架内勾画出诸多因素之间，尤其是两两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实际上，外交政策的出台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此消彼长互动作用的结果。
阿尔蒙德将公众舆论、新闻媒体和外交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如下具体分析：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媒体精英（包括新闻媒体的发行人等媒体拥有者、编辑等媒体控制者和新闻记者等媒体积极参与者）与政府精英（包括国务院成员、国会外交委员会成员、行政机构精英人物、和利益集团领导人）之间进行互动，以反映美国大众在经济、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复杂利益。[35]
多丽丝·格雷伯则分析塑造了媒体国际报道内容行为的性质，以及国际报道对外交决策机制的影响。其研究重点集中在媒体作为旁观者的作用上，考察了媒体报道外交新闻前无声的新闻搜索的特点和作用。同时，将媒体作为外交决策参与者，考察外交政策报道对外交决策的辅助作用或塑造作用。该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媒体作为催化剂所起的作用，阐释了公众如何以媒体为渠道表达其在外交事务中的利益需求，及其对外交政策报道的影响。
格雷伯认为，媒体这三种角色并不矛盾，三者结合恰恰可以说明媒体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即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连续并系统地关注决策前后的政府行为。例如，在旁观者的角色中，媒体一方面为决策者提供相关信息，有助于酝酿合理的外交决策，另一方面为公众提供外交决策前因后果的分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媒体对决策过程来说，起到了情报部门的作用。但是，在此过程中，势必要求新闻媒体不仅提供基本事实和情报，而且要提供该事实或情报的相关结论，如理论前提，前因后果等的分析。媒体因而间接地还具有制造舆论、传播舆论和鼓励舆论的作用。[36]
迈克尔·格维奇（Michael Gurevitch）[37]和杰伊·布鲁勒（Jay Blumler）也曾将新闻媒体在民主政体中应该履行的职责进行了系统考察并概括如下：“第一，社会政治环境的监督者，报道可能积极或消极地影响公民福利的情况。第二，有意义的议程设置作用，确定每天的主要问题，包括形成这些问题的因素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因素。第三，为政治家和其他事业以及利益集团的代表提供平台，使其得以有效地宣扬自己的观点。第四，促进不同观点之间的广泛对话，包括（在任的和将来的）掌权者与大众之间的对话。第五，担负起责成当权官员对其所行使的权力负责的机制。第六，激励公民学习、选择和参与政治进程，而不仅仅是盲从和信口开河。第七，有原则地抵制媒体以外试图破坏新闻独立、正直和为读者服务能力的势力。第八，尊重读者，将其视为潜在的关心政治环境、并能够理解政治环境的人。”[38]
哈贝马斯则这样界定了新闻媒体在公众和决策者之间的社会角色：“大众媒体应该把自己理解为开明公众的委托人，随时预测、提出并加强这些公众学习的愿望以及批评的能力。他们应该像司法部门一样，保持对于政治压力和社会压力的独立。他们应该接受公众的关切和建议，不偏不倚地对待这些问题及贡献，积蓄批评，以清晰的立法诉求面对政治进程。媒体的力量因此得以中立，悄然发生的行政或社会力量对政治的影响力也因此得到阻止。根据这一思想，政治或社会活动的参加者只有对公众感受到的问题或者因公众共识而被提上公共议事日程的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才能被允许‘使用’公共领域。同样地，政党也必须从公众自己的视角参与公众舆论和意志的形成，而不是从维护其政治权力的视角出发，对待公众，从公共领域攫取大众的忠诚。”[39]
恩特曼的“瀑布式”模式侧重利用解释框架理论来分析媒体、公众和外交决策者三者间信息流动的规律，对于澄清决策精英如何向媒体并继而向公众传达讯息，以及在决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信息反馈等现象大有裨益，但仍未能探清新闻媒体在三者间的能动影响机制。正如恩特曼观察到的，大多数相关研究都暗含着如下几条规律：第一，政府与新闻媒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第二，新闻媒体告诉公众该相信什么；第三，公众向新闻媒体提供为数极少的反馈信息。但是，现实却与上述程式化的假设格格不入。现实中媒体通常是执政府服帖的“乖乖狗”，安静地向公众传达外交决策，可有时却代表公众充当监督政府的“看门狗”，抨击时政，积极提出不同的可行性对策，媒体、公众和决策者之间关系显得更加复杂和飘忽不定。因此，恩特曼的“瀑布式”模式最终只是将新闻媒体在其中的作用定位为时有时无的角色。
波利克和卡茨的模式没有提出任何因果关系理论，而是提供了一个有助于理解媒体在公众舆论和外交决策之间触发作用的解释框架，即：决策层内部发生分歧往往是触发新闻媒体和公众超出常态影响状态、更为显性地影响决策的起点。下文即将提出的解释中，决策层分歧的触发作用将起到关键作用。(https://www.daowen.com)
鲍姆和波特的“市场”模式由于将信息纳入影响决策诸因素之中，将其视为决定决策市场均势的砝码之一，因此捕捉到并突出了新闻媒体在决策过程中的特性，即无论是“乖乖狗”还是“看门狗”，无论影响小到难以为人察觉的程度还是影响大到可以“撼动”决策的程度，其实其影响是无处不在的。正由于介入了市场机制来研究影响决策的机制，使得此前学者发现的决策层精英、公众及媒体之间作用冲突的问题得到了合理的解释。[40]这也是本书将要着力借鉴之处。
雅格布森关于危机前后新闻媒体对外交决策影响的研究有如下两点认识至关重要：第一，新闻媒体对外交决策长期存在的“隐性而间接”的影响常常超出CNN效应等媒体对外交决策短期的直接影响；第二，雅格布森虽然未对危机进行分类研究，因而也未对媒体在不同危机中的作用进行深入探讨，但其研究却说明一点，即CNN效应是危机期间政府外交决策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
与以上观念明显不同的是，利文斯顿关于八种外交干涉中新闻媒体角色的研究首度将新闻媒体的影响与外交政策类型相结合，更为深入地研究了媒体在不同外交情形下的影响，肯定了新闻媒体在常规战争等公开外交干涉行动中加速决策的作用。不过，他同时否定了CNN效应亦即媒体设定外交议程的作用和越战症候群等媒体对外交军事行动的抑制作用，认为是伤亡情况本身而不是媒体报道造成了越战症候群现象。该研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未根据新闻媒体发挥作用与否的情况对八种外交干涉进行决策性质予以进一步归类。例如，在战略威慑和自愿人道主义干涉等政府外交政策战略意图明确的情况下，新闻媒体对外交决策没有明显的影响；在常规战争和战术威慑等危机期间，且外交政策目标和战术意图明确的情况下，媒体对决策内容本身没有影响，但却能发挥加速决策进程的作用。第二，利文斯顿的研究仅就新闻媒体的三种影响模式进行了探讨，没有涉及本书探讨的新闻媒体宏观和微观层面更详尽的影响模式。
科布等的决策三步模式研究的学术价值一方面在于指出“外部提议模式”也就是决策层内部有分歧转而需要外部渠道共同参与决策的模式下，经常被忽视的公众和新闻媒体具有“活跃”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于其强调了公众和新闻媒体对外交议程设置影响的一个容易为人忽视但确是不争的事实：成功地影响了外交议程的设置，并不意味着外交决策者会按照议程提议者的倾向进行决策，无论议程如何设置，外交决策者都会根据对各方因素的判断具体制定和实施政策。
政治、公众和媒体三者关系复杂，同时涉及政治活动各层次参与者之间合作关系和对抗关系。三者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这些参与者相互关系交织而成的网也正是诸多媒体影响模式所必须解决的各种可能性和复杂问题的症结所在。
众所周知，美国外交政策是作为决策中心的华盛顿，由以美国总统为首的联邦行政分支机构和国会制定的，偶尔美国最高法院也会参与其中。但是，外交政策方面的提案多数由总统及其领导的行政部门动议。行政部门是外交决策的核心，只有少数精英参与决策。[41]每项外交政策决策层的人员构成都会不同，实际包括“总统合法启用的任何行政部门的个人和组织”[42]。外交政策常常是在总统的国会或全国讲话中宣布。而大部分外交政策的动议和最终形成是在国务院内部完成的。不过，每项外交政策的提出“都必须经由总统许可。”[43]国会在外交决策上最主要的权力在于其掌控的“财权”[44]，国会通过拒绝或有条件地拨款对外交政策进行限制。
外交政策在实际制定和运行过程中，利益集团和新闻媒体也会积极参与到冗长且充满政治博弈的外交决策过程中，是极为活跃的影响因子。大多数选民通过媒体了解外交决策的酝酿、制定和实施情况。约四分之三的美国公民每天通过网络、电视、收音机、报纸等媒介关注新闻，还有人看外交事务相关的报刊。[45]因此，新闻媒体是华盛顿决策人员之间以及华盛顿外交决策者与公众之间信息沟通的关键所在。
然而，无论是新闻机构还是新闻记者实际上都无实权参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传播信息与制定、实施外交政策是根本不同的两件事。与总统对外交决策的掌控或国会就某一外交问题投票表决不同，媒体对某外交问题的影响是无法精确量化的，更何况新闻媒体日复一日的报道对外交决策者和公众的影响会因人、因事、因时而不同。因此，研究新闻媒体对外交决策者和公众的影响则必须更加审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