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确定时期媒体隐性作用影响机制

政策确定时期媒体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以间接和隐形的常态存在，表现为其在政策不确定时期以显性状态呈现的强大影响不再发挥作用，其显性特征消失。这往往会使人们茫然，因而会有如下感慨：“冷战后泉涌般冲入政府官员办公室的世界恐慌景象和报道文章未能控制政策结果。有时他们（媒体）还提供政策建议，但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只有官员们觉得必要，就会对这些建议置之不理。”^[83]

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政策确定时期“大众传媒社会学描述的公共领域是由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渗透的，大众媒体主导的。如果将这一虽然仍模糊不清的图景与上述常规认识相比对，在估量公民社会对政治体制的影响问题上，就会谨慎得多。当然这一评估是涉及的仅仅是处于静态下的公共领域”。而在突发事件或危机等政策不确定时期，也就是“在动态时期，支撑热心参与的公众的权力上起实际作用的体制结构开始动摇。公民社会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力量均衡于是发生变化”^[84]。新闻媒体对公众和政治体制的影响因而得以转为显性。

媒体对外交决策的具体影响机制运行如下：当有国际事件发生时，决策者从新闻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中得知有事态发生，媒体发挥提供信息情报、议程设置、加速决策进程甚至CNN效应等影响；决策者讨论外交对策过程中不断受媒体文字、音像、图像报道的影响，在媒体的敦促下不得不酌情加快决策，尽快出台政策。媒体顾问和公关专家也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决策者时常听取媒体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一旦政策确立，决策者会将媒体因素考虑进来，确保媒体正确领悟政策，以利用媒体传播其政策。(https://www.daowen.com)

通常情况下，也就是外交政策明确时期，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难以为人察觉，因而被许多学者称为“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本书认为，难以察觉的影响并不是没有影响，因此应将此时期媒体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更为妥帖地称为“隐性影响”。遇有突发事件或决策层内部产生分歧时，亦即外交政策不确定时期，外交决策者在媒体压力下被迫通过媒体对国际问题的新闻报道作出反应。此时媒体对公众和外交决策的影响可以明显为人们所察觉。新闻媒体这种为人所察觉的影响，亦即显性影响，在外交政策确定时期又转为隐性，外交政策越不确定，媒体的影响就越显著。反之，外交政策越明确，媒体的影响就越小。值得注意的是，决策层或舆论精英没有分歧或者分歧为公开时，各路媒体当中则很少有不同的声音批判外交决策。^[85]

在政策确定的情况下，媒体虽然不可能撼动外交决策，但却从未停止发挥其潜在的隐性影响。如下表所示，在政策确定时期，媒体与决策者之间的关系以合作为主，媒体看似对决策者没有或少有影响的表面下潜在地发挥着如下影响：作为信息提供者，媒体忠实地为决策者提供外交方面的重要讯息，不断拓宽决策目标的针对范围，^[86]在公众、舆论精英和利益集团关心的问题上为决策者施加压力，争取获得外交议程设定的机会。无论政策确定与否，媒体一成不变地发挥着决策者和公众之间沟通桥梁的作用，一方面将外交决策知会给公众，并通过对外交决策背景等的解释为政策营造舆论环境，因此也常成为决策者操控舆论和公众评判标准、在公众中制造共识的工具，另一方面随时为决策者提供外交问题上公众立场和民意的信息，起到上情下达、下情上晓的沟通作用。另外，虽然媒体“看门狗”的监督作用一直存在争议，但其结合公众的压力具有督促政府“勤政”“廉政”的作用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