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行政部门与媒体
行政部门中只有总统和副总统是民选官员。所有其他官员，从白宫工作人员到内阁成员乃至其属下都是聘任或终身或任期制官员。许多高官特别是内阁成员都意识到与媒体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及其对其权威的直接影响。但这也并非绝对。此外，深知媒体作用的高官绝不放过在媒体曝光的机会，绝不会将大好机会轻易让与他人。[111]
实际上，行政部门高官极为珍视媒体的力量。罗斯福政府时期美国财政部长汉斯·摩根索与鲁斯、鲁斯的夫人及其新闻期刊关系就十分密切。摩根索身居决策层要位，负责为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提供资金保障。还经常为罗斯福秘密提供重要政治人物的个人金融情况，为总统秘密评估政治人物动向及其动机提供有力依据。
摩根索是《财富》杂志的忠实读者。《财富》杂志的价格相对昂贵，当时每期1美元，相当于现在25美元。发行量也很少，每月只发行13万份。其面向的读者群主要是商务主管和拥有相当经济实力的有钱人。装潢精美、图文并茂、文字隽永，是鲁斯精心打造的。普利策奖获得者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曾于1931—1938年间任《财富》总编。《财富》特色栏目“圆桌”（Round Table），主要发表《财富》“圆桌”编辑与研究团队对时政的看法和评论。《财富》的编辑拉塞尔·达文波特（Russell Davenport）这样评价了《财富》的重要性：圆桌影响了公众舆论，吸引了华尔街、外交关系委员会、参议院和白宫等重要人物的关注。鲁斯喜欢圆桌的创意，因为它将探寻真理与塑造决策的力量结合了起来。
“圆桌”的编辑比尔（R.L.Buell）定期将《财富》准备刊用稿件的初样送交摩根索，摩根索则经常将其在商务部高层官员中传阅。鲁斯也时常与摩根索共进午餐，交换政见。此外，摩根索还有经常阅读《时代周刊》的习惯，其档案中出差或度假时为了能及时收到订阅的《时代周刊》，每每还不厌其烦地更正刊物投递地址。[112]因此，鲁斯和摩根索相互熟悉彼此的政见。鲁斯与摩根索的来往及其新闻期刊使摩根索与美国外交决策要人了解其立场，而摩根索等政要也向鲁斯及其新闻帝国传达国家外交政策及背景，以得到其有力的配合。[113]
乔治·马歇尔（Geogre Marshall）将军与鲁斯及《生活》（Life）杂志编辑的私人关系也极为密切。“这一期的《生活》杂志深入而智慧地总结了我们的防御努力，其分析之生动透彻是绝无仅有的。我认为，它成功地进一步提醒美国民众：他们的军队是不会打无准备之仗的。”马歇尔与鲁斯的其他通信中也显示，马歇尔视《生活》杂志为重要的宣传征兵、租借法案和各种军事计划的阵地。[114](https://www.daowen.com)
此外，罗斯福总统的商务部长哈里·劳埃德·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也经常看《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与新闻媒体和鲁斯的关系密切。[115]
但是，对于行政部门的官员来说，与媒体公开接触有时也会带来高昂的代价。官僚机构会以冷眼相对、搁置、解雇等各种形式惩罚那些将内部争议泄露给媒体的人。当然，持不同意见的人往往是在不透露姓名的情况下冒险与媒体接触的。这也是媒体常常使用的“官方消息”。因此，即使行政当局对媒体此类报道的反应是坚决惩罚揭露敏感消息的任何个人，但这并没能在决策层形成滴水不漏的铜墙铁壁。正如尼克松时期“水门事件”中存在的“内鬼”，行政当局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更无从控制媒体，而这也注定了行政部门对媒体的态度。[116]
国务院作为美国联邦政府最高的外交决策机构，负责参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修改和执行。国务院管辖的大批驻外使领馆负责收集和翻译外国情报，协助总统制定和修改外交政策。为执行外交政策，国务院还负责与外国和国际组织谈判，协调政府在海外的活动，保护和促进美国在外国的利益等。国务卿是国务院之首，是总统首席外交顾问和总统外交政策的“代理人”和“主要负责人”。然而，由于国务院自我保护意识十足，对新闻媒体向来有“控制、保密、冷处理”（Control、Confidentiality、Coolness）的原则[117]，因此是媒体影响在行政部门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白宫总统办事机构，由总统任委员会主席，其成员有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部长、财政部部长、紧急准备局局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日常事务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主管。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亦称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是对总统负责的顾问，因此直接由总统任命。
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协调统一政府外交决策机构和部门之间的外交、国防等国家安全政策，为总统出谋划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和助手们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经常围绕总统转，和总统在一起，对总统的政治利益和考虑比国务院了解得更清楚；且他们离政治中心越近，对政治老板就越忠诚，没有各部门官僚的门阀之见，对总统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更加关心。这些因素导致“自肯尼迪以来，历任总统似乎都更信任他的白宫助手而不是内阁成员”。[118]他们甚至“已经打入了国务卿的领地，有时还篡夺了他作为外交政策主要设计师和经理人甚至首要外交家的职能”。[119]基辛格的秘密外交到里根悄悄推出的星球大战计划和“伊朗门事件”，均表现了他们在政策制定、秘密外交、暗中活动和躲开国会等方面的能力。“这种现实改变了制定外交政策的方式，已经削弱了，有时甚至威胁到国务院的主要作用和使命”。[120]
新闻记者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因缺乏专业知识的支撑，相关报道常不得要领，缺乏深度，因而得不到国家安全委员会高官的重视。虽然常有离职的安全和军控专家受聘于某新闻媒体，专门负责安全与军控方面的报道，但实际情况是绝大部分负责报道安全或军控消息的记者都没有相关背景，因此其报道缺乏说服力和权威性。由于新闻记者缺乏对必要的基本概念和历史背景的了解，因此无法全面了解事件本身的意义，时常无法正确评价其意义。[121]
以北约为例，每当北约内部有争议，新闻记者都会大惊小怪地冠之以“危机”，并认为是对欧美关系的威胁。因此，1986年美国空袭利比亚引起欧洲国家纷纷表示不满时，美国和欧洲新闻媒体就多次报道称这是“北约史上最糟糕的危机”。如今，不仅这起当时引起众怒的事件已被人们淡忘，而且在欧美对第三世界动用武力的纷争史上，当时欧美新闻界耸人听闻的报道也早已无人问津了。新闻媒体缺乏了解的是，这些突发事件引起的分歧虽重要，但必须将其放到北约内部长期达成共识的背景下来理解才能正确认识其意义。这一共识是：北约的核心任务或策略是震慑对欧洲的威胁。[122]
媒体对“中子弹”事件的报道也是如此。媒体对此事的争论没有集中在部署这样更具杀伤力核武器会否有利于增强北约灵活反应的策略。甚至可以说，媒体从未就此进行任何讨论。相反，新闻媒体错误地将焦点集中在了该武器只杀人、不伤物的特性上，故而称其为“终极杀人武器”。对“中子弹”最激烈的警示可能要算《华盛顿邮报》的一篇题为《能源研究与开发署预算中的中子杀人弹头》的编者按。[123]该文不谈杀伤力危害性更大的核弹头而只强调中子弹的独特杀人方式，引起当时舆论的一片哗然。
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是独立于政府各部的情报机构，负责采集、分析、评估和发送与国家安全利益相关的情报，并协调政府各部门的情报收集和处理工作。由于它“使美国政府对国外事态的分析客观而具有高水平”，且“远远超过了各部门情报机关的狭隘观点”，因此，“为使美国政府成为世界上消息最灵通的国家，中央情报局发挥了重大作用”。[124]但是，中情局也难逃新闻媒体的影响。前总统新闻秘书马林·菲茨沃特曾表示：“现在在大多数类似国际危机情况下，我们实际上跳过国务院和新闻主管……他们的报告依然重要，但他们不能及时赶到以帮助作出基本对策。”情报机构如今也必须与新闻机构竞争，加快评估事态的速度，一旦电视或者其他实时媒体，如互联网或手机电话等呈现的证据与其评估相悖，还要随时准备为自己的评估辩护。[125]
因此，绝大多数国家安全方面的官员，如军职官员、情报官员和外交政策专家等都对媒体避之不及，而这未必是由于对媒体的恐惧，而更多的是来自行政部门内部的压力。这样，记者在他们眼中就意味着麻烦，因为一旦引起媒体的注意，事情只会变得更复杂，而对相关行政人员的事业与前途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只有具有相当地位的高官才需要面对媒体记者，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着意与媒体接近的国家安全官员也属于极少数。[126]
但是，从总统、国务卿到国家安全官员却都明白媒体对其决策及政策实施的重要性，甚至对媒体极为反感的胡佛总统也曾指出，政策欲求成功的话，仅仅是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媒体的合作，工商界的合作，以及全社会的合作”[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