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国际新闻报道
美国无疑是在外交决策和国家安全政策方面权力不够集中的国家之一。五角大楼、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的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张力导致其在国防、军控等政策上争执不断。行政部门与国会之间外交权力的制衡也使决策不畅。但是，较之其他西方国家的议会，美国国会在外交决策上的权力却更大。这是因为，第一，美国两党制严重限制了美国行政部门制约国会参与决策的权力；第二，宪法规定总统必须得到三分之二以上参议员的认可才能批准国际条约。[56]
早在美国建国前后，参与设计建国大业的一部分精英就意识到了新闻媒体的重要作用，认为它应在政府和民众之间起“中间人”的作用，是公众的眼睛和耳朵。国父们大都赞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sion）的观点：“一个民治政府如果没有广泛的信息，或者获得这种信息的办法，不过就是一场闹剧或悲剧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序幕。有知识的人永远会统治无知的人。想要自己当家作主的百姓必须用知识赋予的力量把自己武装起来。”[57]类似对媒体重要性的描述也不绝于耳：“如果美国人民不了解政府的所作所为，美国民主便无从谈起。”[58]
从理论上讲，媒体、公众与政府间的理想关系是媒体晓之公众以其应知的消息，人民大众决定要什么，媒体将此信息反馈给决策者。[59]然而，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沃尔特·李普曼等这一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却发现，美国的现实并非如此。他们认为，古典民主理论描述的民主进程过于简单，且错误百出。他们发现，美国公众既没有足够的知识也没有兴趣去完成古典民主理论所赋予的任务，现实中美国公民没有能力履行民主公民权所要求的职责。以李普曼为例，他认为公民中普遍存在的先入为主、固定思维、和选择性思维等严重扭曲了其政治判断，他们很少有空闲或能力调整自己的偏见。因此李普曼不相信新闻媒体能够解决纠正这些问题，但他相信政治精英。[60]
熊彼得也同样怀疑公众的自治能力，但他同时提出，民主政体能够在此情况下照常运作，因为公众不必直接参与解决问题。他们只要在定期选举中选择政治精英。当选代表自然会审时度势地决策。[61]
在美国，媒体向来是以政府的冤家对头形象出现。早在1793年，时任总统的华盛顿派约翰·杰伊（John Jay）赴英国进行外交交涉，就是迫于媒体要求严惩英国在对法战争前两年中非法扣留美方船只和财产的行为。而当美英达成协议但协议仍处于保密阶段时，又是《费城曙光》（Philadelphia Aurora）设法获取文件副本，刊于报头，引起舆论对该不平等条约的痛斥。现代以来，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水门事件、间谍门事件、海湾战争中的CNN现象等等，媒体更是让政府吃尽了苦头。公众相信媒体甚于相信政府，而且“许多新闻人士、决策者、学者都不曾真正质疑媒体对外交决策过程的深刻影响”。媒体的作用因此也显得越来越重要。(https://www.daowen.com)
美国记者马文·卡尔布（Marvin Kalb）断言：至少1979—1980年间“卡特总统被新闻媒体如人质般囚禁在白宫达444天”的伊朗人质事件开始，美国外交决策者就被迫由过去决策者、公众舆论组成的二维政治进入全新的由决策者、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组成的三维政治。卡尔布并称这种新的三维政治过程为“媒体政治”，以反映外交决策与新闻媒体不可割裂的紧密关系。[62]
而冷战的结束为媒体在外交决策中的异军突起创造了重要条件。冷战期间，新闻媒体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报道尽管言辞犀利，但批评意见针对的基本上都是外交政策具体执行情况，而不是外交政策剑锋所指的目标，因而可以说新闻报道局限于美国外交政策许可的范畴之内。[63]学者们谈到这一时期新闻媒体对外交政策的重要影响，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谈及古巴导弹危机中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外交决策的过程。危机的头六天，在外界和媒体对危机全然不知的情况下，肯尼迪及其高参有时间审慎考虑对策。对外保密为其赢得了时间，使其得以不受“公众歇斯底里”[64]及媒体压力的影响。[65]但是，1962年以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新闻媒体可以24小时实时播报消息，因而秘密外交几乎成为不可能。
更为关键的是，冷战结束后，“面对依然崭新的后冷战世界，美国外交政策还没有明确的官方框架”[66]。国家利益需要重新界定，导致外交决策议程深受媒体影响。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因失去对手，其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具有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利益及外交政策有待重新界定。
就此，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苏联解体后美国面临重新认识国家利益的挑战，因为“‘国家利益’是个含混的概念，既可以用来描述外交政策，又可以用来限制外交政策”[67]。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更为明确地指出：“没有确切的国家认同感，美国人就变得无法界定国家利益，结果，次于国家利益的商业利益以及跨国甚至无国界的种族利益开始主导美国外交政策。”[68]奈进一步提出，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着从过去来自苏联的“对美国生死存亡的威胁”和“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直接威胁”转变为来自科索沃、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下简称“波黑”）、索马里、卢旺达和海地等地人权问题形成的“间接影响美国安全但未直接威胁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69]奈认为，如今间接威胁主导着美国外交决策的议事日程。这不仅仅是因为苏联解体消除了其对美国存亡的威胁，还因为间接威胁也恰恰是媒体国际报道所主要关注的领域。美国外交在人权等间接威胁国家利益问题方面进而出现政策不确定、方向不明确的情况，为媒体异军突起、影响外交决策创造了条件。对于CNN效应和媒体影响外交议程的作用，奈这样评述：“广播讯息在开放社会的自由传播对公众舆论和外交政策的制定一直是有影响的。但是如今讯息传播速度加快，缩短的新闻运转周期减少了思考的时间。通过集中报道某些冲突和人权问题，媒体给政府施压使其对某些特定的国际问题而不是其他问题作出反应。所谓的CNN效应使公共议程中某些本来优先程度很低的事务一直高居议程列表中最紧要事务的前几位。现在，随着互联网上激进组织互动活动的增加，西方国家的领导欲求维持一以贯之的优先议程将前所未有地困难。”[70]
新闻媒体对外交决策进程影响加深的结果，是美国外交保密原则因此曾一度处于失控状态。这迫使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对国防战略作出调整，限定了新闻媒体的报道范围。尽管如此，这一特殊阶段媒体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表现令整个西方学界动容，因而引发学者们对新闻媒体、媒体国际新闻报道与外交决策关系的探讨。[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