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报道取舍的一般标准
总体来说，新闻记者对国际新闻的取舍主要受专业训练和媒体营利机构的性质两个基本因素影响。首先，国际新闻记者所接受的专业训练和行业行为准则塑造其对新闻的选择。记者在新闻学院习得新闻的基本概念，即新闻是影响许多人或影响知名人士的事件。他们了解到新闻稿要按照五个W和一个H构成的倒金字塔的叙述方式撰写，即开篇要回答谁、在哪里、于什么时间、做了什么事等基本问题，随后的为什么和怎样做以及对新闻事件进一步的解释等信息随时有可能因版面有限而被编辑删减。同时，国际新闻是具有重要性、冲突性、时效性（特别要赶在最新的新闻周期内，如报纸要赶在下一期交付印刷前，广播电视则要赶在下一档新闻节目前）、接近性（报道涉及地区在文化上、地域上与媒体所在地区的接近程度）、趣味性（越稀奇古怪越有新闻价值）等特性的事件。因此，国际新闻记者无法也无意报道所有国际事件，他们根据所受训练和了解的新闻业常识选择自己认为有新闻价值的国际新闻。这也是为什么《纽约时报》的口号是“刊登所有适合刊登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 is fit to print），其中就蕴含了新闻媒体对新闻取舍的必然性。其次，新闻媒体本是营利性企业，其生存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发现和传播真相，而是谋求经济效益。因此，媒体报道的国外新闻不但受编辑赢利与否理念的影响，而且受记者对受众喜好需求的理解乃至媒体发行人新闻观念等因素的影响。
媒体影响外交政策首先开始于记者对于新闻的选择。寻找新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阅读各大报纸，从中得出新闻；从广阔大千世界中寻找新闻。[3]新闻记者作为新闻提供和把关的基本来源，对什么消息可以成为新闻，如何诠释新闻等的判断对影响公众和外交决策的影响不可小觑。
20世纪60年代，北欧学者约翰·高尔顿（Johan Galtung）和玛丽·鲁格（Mari Ruge）在《新闻报道结构》一文中以内容分析方法探讨了挪威四家不同政治倾向的报纸对国际新闻报道的取舍情况，研究了媒体判断新闻是否具有新闻价值的标准。这些标准决定了媒体最终报道什么，以及受众感觉重要的新闻是什么。研究最终锁定了八个促使或阻碍受众感知形成的因素，并因此推衍出一套新闻取舍的标准，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调查报道所需时间短的事件，如所需时间在连续两期日报出版间歇范围内的报道比所需时间长的更有可能被媒体登载。第二，事件越“大”，如特大暴力杀人事件，越有可能被报道。事件要超过一定惊悚程度才会为媒体所报道。第三，可以交代清楚前因后果的事件比细节含混不清的事件更可能见报。第四，文化上为受众所熟悉熟知的事件比受众感觉陌生疏远的事件更可能受媒体青睐。第五，与受众预期差之千里、很难被受众认可的新闻比在受众预期范围发生的事件对媒体的吸引力小得多。第六，与第四、第五条相关联，在人们预期范围内与受众文化观念一致但却出乎预料或少见的新闻会被媒体报道，这也就是所谓“人咬狗”之类的新闻。第七，一旦某事件成为头条并已被定义为新闻，就将继续被定义为新闻，即使其惊悚程度降低了。第八，新闻内容须得平衡：太多同类新闻报道即使意义重大也会因维持报道面“均衡”的需要为其他意义不太重大但种类不同的报道所取代。[4]这八点阐释了媒体报道什么和报道谁的选择标准，也同时解释了新闻受众从媒体感受到什么事和人是重要的。
由于新闻报道的上述新闻取舍观，媒体在塑造现实的过程中就介入了偏见因素。朗氏认为，“新闻系统被迫通过取舍来运行，而取舍的标准不可避免地会引入编辑的观点，后者则以某种形式歪曲媒体呈现的现实”[5]，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偏见或歪曲不是有意的操控，但的确为读者感知现实世界戴上了有色眼镜。
朗氏的研究还探讨了媒体新闻取舍对营造的象征性现实的影响。他们认为：“这种强加给自然状况的人为取舍，立即构成了一种（因打开了新的前景而产生的）丰富和（因大部分被忽略而凸显的）贫乏。”[6]他们提出，总体现实的创造大都是单向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受众只能被动接受或不理睬媒体传达的信息。
朗氏的研究还发现，虽然从媒体到受众的信息流向很少有反向的情况，但媒体间却倾向于互相炒作。往往新闻机构认为重要的新闻，其他媒体资源也常常如法炮制。这样，由于新闻机构和取舍而造成的错误或错觉，往往被无限度夸大，相应地对于事实更正的反馈信息是存在时间差的。“在这一点上，象征性现实变成自我肯定性的现实。它迫使参与公共生活的人们根据媒体做自我调整，甚至在试图改变媒体对发生了什么的定义过程中也是如此。实际上，公众对任何事件的定义都是多种努力合力的结果，这些合力来自从不同的出发点，试图控制、利用、促进和阻挠相关信息向公众的流动。”[7]
朗氏的研究不仅为媒体、公众舆论和政治行为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畴，而且为此后的议程设置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高尔顿和鲁格发现，新闻的筛选发生在以下三种情况之中：一是媒体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认识过程中；二是媒体对所收集情况的报道中；三是读者对媒体所报道新闻的认知过程中。他们认为，如果国际新闻事件符合以下要求就更有可能被报道：频率（frequency）、门槛（threshold）、清晰度（unambiguity）、意义（meaningfulness）、协同度（consonance）、非预期性（unexpectedness）、持续性（continuity）、组合程度（composition）、与精英国家有关（relevance to elite nations）、与精英人物有关（elite people）、个人化（persons）以及负面性（negativity）。[8]也有学者发现有美国参与的国际事件更有可能被报道。[9]
另有学者将影响国际新闻取舍的因素归纳为两大类，即事件相关因素和背景相关因素。事件相关因素包括时效性（timeliness）、不可预知性（unexpectedness）、煽情度（human interest）、连续性（continuity）或离奇性（deviant）。背景相关因素主要包括影响国际新闻选择的外部因素，如政治属性（political afiliation）、经济关系（economic relations）、相关性（relevance）、地缘邻近性（geographical proximity）和文化相似性（cultural similarity）。[10]总之，选择报道国际新闻时要考虑文化背景、历史、地缘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因素。
美国学者将影响新闻把关的因素综合归纳为五个层次[11]，其中包括两个微观因素，即个人因素和常规因素；三个宏观因素，即组织结构因素、外在或社会体制因素和社会制度因素。(https://www.daowen.com)
个人因素考察新闻把关人的信仰、经历、态度、新闻决策、记者个人威望等，并研究个人权威及其影响的模式。[12]个人信仰包括新闻把关人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有学者将新闻记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发现美国的新闻从业者大都有自由主义“偏见”，因为新闻媒体的记者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该研究对240名主流媒体记者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4%的记者认同自己是自由主义者，选票会投给民主党。[13]另外，记者和编辑的教育、出国经历等背景会影响他对国际新闻的兴趣。在国外长大并接受教育的经历也会影响其对国际新闻的价值判断。把关人是新闻媒体内部对国际新闻审查过程中的重要决定因素。把关（gatekeeping）是经过一系列审查，决定发布什么新闻。这种审查多为媒体内部的审查。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新闻媒体本身并不是研究的主要对象，负责收集新闻、解释外交政策新闻的新闻媒体界人士才应该是真正的研究对象。美国大多数报社都没有专事报道外交事务的记者，他们的国际新闻来自少数几个有大量外事报道的报社，如《纽约时报》及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 Press，以下简称“美联社”）等大的新闻机构。
把关人对新闻的态度诸如其新闻价值观、对新闻职业理想的追求，以及其说服力、影响力、管理能力等也会影响到其对国际新闻的取舍。此外，因新闻把关人不同的教育背景、职务、政党认同、新闻工作经验等因素而常出现新闻质量之差异。研究显示，新闻把关人倾向将国际新闻议题转化为本地新闻议题以提升本地受众之兴趣。[14]因而有学者建议从新闻把关人的专业背景、组织资源及策略、新闻竞争合作关系、文化认同等角度探索国际新闻的取舍及表现，以了解新闻建构过程如何影响新闻报道。[15]
显然，新闻媒体得到的信息在传播出去之前，要受到媒体内部信息加工策略的支配。这些策略是由媒体专家、节目编导和报纸编辑认为适合的选择条件决定的。因为公众的接受能力、认知能力和关注度是众多电台、电视台节目竞相争夺的稀缺资源，新闻和评论的取舍及发布则主要取决于受众最为喜闻乐见的话题和形式。因此，媒体竞相将新闻报道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故事、将信息与娱乐相结合、把材料处理为连篇报道、将复杂的关系分解为一个个相对简单的片段，所有这些形成了公众传播的去政治化现象。而这也正是文化产业理论的核心。
常规因素中影响新闻取舍的因素包括截稿时间、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由五个W（谁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什么取得什么效果（Who said What to Whom through Which channel with What effect））和一个H构成的倒金字塔的叙述要求、独家报道等。[16]
组织结构因素侧重研究新闻传播、媒体所有制运作模式、报道政策等变量。[17]通常情况下，媒体所处城市的规模、人口受教育的程度、家庭收入水平、市场竞争的程度、移民的多寡等因素都会影响国际新闻的报道。媒体所处地区人口越多，报纸对国际新闻的兴趣越大。这是因为大城市在国际交流和贸易方面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更多。爱德华·吉拉德特（Edward Girardet）指出，国外大部分暴力冲突其实从未被报道过。冲突会否被媒体作为国际新闻曝光与其国际影响有关。“值得怀疑的是，如果卢旺达事件‘仅仅’是卢旺达人屠杀卢旺达人，媒体是否还会予以报道。”他进一步认为，对大部分暴力事件报道的缺失是由于国际社会所关切的不仅仅是普通人之间的杀戮，而更多的是令人在道德上产生憎恶感并予以反应的需要。[18]
媒体规模、通讯社信息资源、国际新闻部的员工数量、驻外机构和驻外记者数量的多少等也是影响媒体取舍新闻的重要因素。新闻记者在选择国际新闻报道的过程中易受到新闻机构内部的经济、政治、组织机制与规范甚至新闻工作者个人偏见的影响。有研究发现，规模相对较大的报纸刊载的国际新闻更多，这是因为国际新闻的生产成本高于地方新闻和国内新闻，大报更有能力承担费用。小报对通讯社的依赖导致其国际新闻的数量和风格受通讯社影响。有条件派驻驻外记者的报社，则不仅国际新闻数量多、篇幅长，而且在重大选题的报道中有更明确具体的消息来源。[19]
外在或社会体制因素即存在于媒体之外对新闻取舍有影响的因素，具体包括政府影响因素、广告以及利益集团因素等。[20]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决定该国新闻媒体如何呈现新闻事件。例如，爱德华·S.赫尔曼（Edword S.Herma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就此提出了“宣传模式”的概念，强调新闻媒体是政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在于给主流意识形态注入动力，进而稳定政治经济权力体系。[21]如不同国家的新闻媒体常以自己国家的国家利益为最终考量。[22]美国在国际事件的涉入程度影响美国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程度。[23]美国媒体常以国家政策考量为依归，将新闻事件塑造成与美国公众息息相关的事件。[24]
社会制度因素则考察意识形态和文化等的影响。新闻报道的故事叙述是社会文化的作用结果或传达意识形态的工具。美国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资本主义、私有权、自由市场、民主、反共、男性世界观等，以及以政府为主导的精英意识形态。美国媒体的新闻观往往被决策精英操纵，其国际报道的议题也为精英意识形态所主导。即使有时个别记者会走出意识形态划定的圈子，但是美国媒体报道的主流新闻解释框架仍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主导。高尔顿与鲁格在《国际新闻结构》一文中提出的“各国精英人物”“精英国家”“事件之负面程度”“事件与个人相关程度”等四项因素便是这类社会因素的具体体现。在国际新闻报道中，美国媒体为主流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倾向更为明显，对欧美民族之外的国家和民族的报道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霸权和偏见意识。
虽然媒体记者竭力恪守作为国际新闻记者的职业操守，即批判性思维、旁观者清的态度、善于思考和质疑、头脑冷静、抵制爱国主义情绪的干扰等，[25]但是，国家利益、爱国主义、与本民族本国家的认同感等因素却时刻影响着新闻把关人对新闻的取舍。有研究显示，在国际关系紧张尤其是国家利益严重冲突时，媒体不再秉承新闻的客观和公正原则，而是与政府、公众一样笃信国家利益至上，与政府的立场保持高度一致。这无疑影响了媒体在国际报道中的报道角度、内容和主题的选择。此时，美国媒体对政府不具有新闻监督作用。[26]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际新闻报道仅就国际事务中的一小部分进行了有选择的报道。其取舍取决于人道主义关怀之外的诸如个人、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和微观因素。那么，在这些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西方国家国际新闻报道的内容是怎样具体选择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