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行政部门外交决策的影响

个人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会因各国政治制度机构以及外交决策过程的不同而不同。总统、国务卿、总理、外交部长、革命领袖、独裁者、媒体巨头都会对本国甚至他国外交决策过程产生巨大影响。^[70]

华盛顿的外交决策官员与负责国际新闻报道的记者之间在工作性质和目的上是天生的矛盾体，彼此摩擦相当频繁。具体制定外交政策的行政部门是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其中，总统和高级总统顾问掌握着信息传播的时机、具体内容、对象等主动权。(https://www.daowen.com)

在美国，以总统为首的行政官员的政治命运主要维系在其工作能力和声望的基础上，因此他们在制定和实施外交决策过程前后都竭力维护自己的形象。外交政策制定与其他政策一样需要经过四个阶段：议程设定、确定多种解决方案、最终选择一个权威性方案、实施决策。^[71]一般情况下，对决策者来说，理想的决策过程是这样有序而理性地进行的：与相关行政部门内部商议，必要情况下与国会领导人或其他国家领导人商议过后，达成一致决议，并宣布政策。也就是说，决策者希望控制政策公布及相关外交问题讨论的内容和时机。正如新闻学教授菲利普·M.塞布（Philip M.Seib）所描述的：“对总统而言，制定外交政策最理想的节奏是他自己设定的节奏。他可能希望依赖少数几个关系密切的顾问秘密进行（正如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关系）。更常见的情况是，他可能希望让许多行政部门都参与进来，以测试政治水深情况，咨询几位国会成员和智者，与国外同盟者协调行动，以不断完善政策，使其尽量不失误。”但是，塞布继而指出，这些都太不实际，因为现实中“事态的节奏决定了总统的节奏，特别是在危机期间。新闻报道能够通过吸引公众兴趣来加快节奏。根据媒体对事件不同侧面的强调，新闻报道通过影响舆论，还能够给总统施加某种政治压力，以迫使其以某种特定方式行事，如更强硬或更友善。最高统帅会很快意识到，有条不紊地筹划政策的理想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破灭。取而代之的是，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预料之中，并时刻处于在舆论监督之下”^[72]。因此，行政部门很清楚，赢得媒体的正面报道对赢得公众和国会的支持至关重要，但总统及其他决策高官也都希望尽量将媒体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

对于媒体来说，除非是在二战或“9·11”事件等国家明显处于紧急状态的情况下^[73]，新闻记者一般视上述“正面报道”和被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等现象与新闻记者的职业操守以及公众拥有知情权的理念相悖。记者的本职工作是获取新闻并令其尽快见报。鉴于意见不合、争端、冲突、失败等字眼恰恰是构成新闻的主要元素，新闻报道中这些因素越多，就越容易登上报纸的头版和杂志的封面。只要事实确凿，报道内容合理合法，无论是记者还是编辑都认为就应该公之于众，而不会过多考虑该新闻是否会给总统带来麻烦。毕竟，美国宪法赋予他们新闻自由的权利，向公众快速传递信息是他们的职责与使命。因此，在媒体看来，大部分新闻不应该因为行政部门所称的国家安全而被搁浅。而对新闻记者来说，国家安全只是官员遮丑的挡箭牌。

因此，每当媒体报道了决策者认为本该保密的消息，或者媒体透露的消息危害到决策层内部或政府与外国政府敏感的协商时，新闻记者和外交决策者往往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