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冲突中公众舆论的表现：团结现象
学者们早已发现，在短期出现的冲突中或者在冲突初期，公众舆论常积极支持向海外派军的政策。决策者，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决策者深知自己在冲突初期的信息优势，因而经常利用甚至制造冲突以掌控舆论。“团结在国旗下”现象（下文简称“团结”现象）便是显著的例证。
大量学术研究对“团结”现象进行了探讨。琼·R.李（Jong R.Lee）指出：“一般百姓（对海外派军）的反应会掺杂有支持总统行动的爱国主义激情。”[29]美国社会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情结，是美国政府得以在原则上赋予每个公众言论自由、参与政治的权利的同时，在理论上众口难调的窘境下依然能够制定出公众信任的国内外决策的重要原因。美国人的爱国主义不但是对祖国的热爱，更是对美国民主体制的热爱。正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对自己的政府体制引以为豪，所以他们容忍此体制的臃肿庞大且问题重重。可以说，他们的热爱带有盲目性。对他们来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这种民族自豪感、优越感对一个国家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至关重要，但同时也产生了负面影响：认为其他国家不如美国，因而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轻视其他国家。这种爱国主义和民族优越感不仅仅限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赫斯特报系（Hearst Newspapers）和米高梅报团（McCormick Newspaper Group），而是随处可见。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情结使得美国人不但在诸如“珍珠港事件”、“9·11”事件等国家直接遭受袭击时毫不犹豫地支持政府的一切反击行动，而且在诸如1917年的参加一战、1950年的朝鲜战争、1965年的越南战争和1991年海湾战争等国家没有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依然支持政府参战决策。尽管政府在越战和“水门事件”中的欺诈行为被公之于世，进而在公众中产生强烈的怀疑倾向，但在诸如古巴导弹危机等紧急情况下和短期冲突中，公众还是义无反顾地团结在以总统为首的执政府周围和国旗下。
许多研究也或多或少地肯定了在特定情况下这种短期“团结”现象的存在。[30]也有学者反对如此提法，认为“团结”现象的偶发性和短期性决定了这种现象无法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31]例如，威廉·D.贝克（William D.Baker）和约翰·R.奥尼尔（John R.Oneal）研究了1933—1992年60年间美国193次跨国军事争端，没有发现持续的“团结”现象。但是，该研究却发现，每当由美国发起争端，或对某一国际争端公开质疑时，“团结”现象却时有发生。该研究还发现，“团结”现象在战争全面爆发和《纽约时报》着力报道跨国军事争端的情况下表现得极为显著。该研究认为，这一“团结”现象的规模大小取决于媒体报道的力度、两党支持的情况以及白宫的措辞。[32]
特伦斯·L.查普曼（Terrence L.Chapman）和丹·赖特（Dan Reiter）进一步探讨了“团结”现象是否仅仅是公众对海外派军的反应。[33]其研究发现，1945—2001年间的跨国军事争端中，“团结”现象出现与否绝大程度上取决于联合国是否支持派军。这一发现表明，公众能够保持长期的政策倾向，包括多边主义倾向。该研究还证明，公众能够利用信息捷径来估量某一外交政策明智与否，而公众利用的信息捷径之一就包括此文提及的一向行事谨慎的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签署军事行动命令这一举动所发出的信号就足以成为公众的信息捷径。有趣的是，布赖恩·赖（Brian Lai）和赖特使用同样方法对英国公众进行的研究却没有发现如此倾向。[34]
马修·鲍姆对1953—1998年间美国用兵情况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个人对使用武力的反应主要取决于其认同的共同利益。该研究发现公民所属政党及该党在政府所处地位会使公民对“团结”现象的反应截然不同。鲍姆发现，“团结”群体大都局限于反对党和非党人士。原因是与总统同属一党的成员一般在“团结”现象出现之前就已赞成总统的举措。就如同“9·11”之后美国出现的“团结”现象中所表现出的情况：布什选举记录中新赢得的选票主要来自民主党和独立党，而这些人在“9·11”之前对布什的表现是持反对态度的。[35]
那么，“团结”现象是否与公众舆论大体上是理性和一致的观点矛盾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从众多相关研究中找到：“团结”与否可能正是公众的理性反应，是其对之前所获信息产生的不同倾向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例如，迈克尔·科拉莱西（Michael Colaresi）的研究就表明，信息最终会得到证实以及不当决策会失去选民支持等可能性确保了决策者决策的可行度，也促使决策者适时适度地向公众公布对外交行动有裨益的信息。[36]同时，长久以来学者们也认为，“团结”现象会因当局的说辞自相矛盾或舆论精英在政策上的争论不休而偃旗息鼓。[37]
一般情况下，公民在决定是否支持总统举措时会特别依赖其最信任的舆论精英。[38]公众在信息极为不灵通的情况下，会以舆论精英特别是党内领袖的观点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或捷径。但是，他们只会在完全信赖如上精英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如此捷径。而“团结”现象正是掌握大量信息的决策者与信息极为缺乏的公众之间取得某种均衡之后的结果。
有研究发现，为转移公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或为提高竞选资质而蓄意挑起危机输出性冲突，只会对那些认为可以在大选中因此产生“团结”现象的决策者有吸引力。[39]如果决策者逐步谋划上述预期效果，就极有可能颠覆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之间的因果关系。学界对于危机输出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格雷戈里·赫斯（Gregory Hess）和阿萨纳西亚斯·奥芬奈得斯（Athanasias Orphanides）利用主因模式进行的理论研究表明，有利于总统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会产生使用武力输出危机的巨大动力。[40]但相关实证研究结果却没有如此确定。[41]有研究显示，美国在用兵上明显存在出于政治目的的现象[42]，但有的研究认为没有发现如此动机。[43]还有研究发现，美国总统在其支持率下降的情况下，通常更容易向海外用兵。[44]其他研究则认为，海外用兵的确能够转移公众对国内恶劣经济状况的注意力。[45]T.克利弗顿·摩根（T.Clifton Morgan）和肯尼思·N.比克斯（Kenneth N.Bickers）提出，总统有时会因本党选民反对其国内政策而作出向海外派兵的反应。[46]而本杰明·福德姆（Benjamin Fordham）则发现，当美国国内局势有可能促使决策者选择海外用兵以转移国内公众注意力的时候，其他国家会有意缓和与美国的冲突。[47]
但是，对其他国家领导人利用向海外用兵以转移国内公众注意力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却有些模棱两可。大部分学者，特别是利用大规模跨国比较研究方法对其他国家领导人利用海外用兵左右公众舆论的研究没有发现明显的证据。例如，虽然奥尼尔和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在早期的研究报告中说经济发展过缓会使所有国家和地区利用海外用兵方法输出危机的可能性增大[48]，但其补充更多国家数据的后续研究却没能发现类似结论。[49]
美国与其他国家在海外用兵上存在的差异有可能由于两个原因：前文提到的短期冲突或冲突初期的“团结”现象及各国在国际体系中强弱不均的行为能力。除美国之外，很少有国家能够利用海外用兵造成“团结”现象而又不陷入战争或遭到报复。
然而，有研究认为，公众对经济增长的期望可促使国家决策者避免启用会阻碍经济发展的军事行动。[50]还有学者利用数据分析和变量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对再次当选不抱太大希望的决策者实际上不太可能挑起冲突。他们认为，此前发现海外用兵的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存在重大缺陷。[51]
即使决策者偶尔利用海外用兵来转移国人视线，但海外用兵到底会否对民主或稳定造成威胁呢？有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一系列对公众舆论影响外交决策的个案进行研究，理查德·索贝尔（Richard Sobel）认为舆论可以限制外交决策，但却不能左右决策。[52]约翰·奥尼尔和雅罗斯洛夫·蒂尔（Jaroslav Tir）则进一步研究了海外用兵能否对民主与和平造成威胁。[53]他们发现，经济发展过缓等经济因素的确会增加西方国家发动包括针对其他西方国家的海外战争的可能性。
在外交决策过程中，海外用兵实际上是“团结”现象的映照。短期战争的前景会时而诱使决策者对外用兵以转移国内压力，并期望冲突比“团结”现象的持续时间短。但以往事实证明，冲突往往会连绵不断，致使向海外用兵越发危机四伏。其部分原因是公众会对用兵带来的伤亡作出负面反应。
海外用兵的相关研究反映了外交决策各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冲突除非在短期内结束（通常这是决策者梦寐以求的结果，但往往事与愿违），否则公众与决策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必将逐渐扭转，决策者以转移公众注意力为目的发动的侵略性或单边军事行动，极有可能反而促使公众发现决策端倪（如党派精英的意见不一）转而反对海外军事行动，使决策者陷入危机。
对“团结在国旗下”现象的研究显示，短期冲突对决策者极为有利。危机时期，特别是牵扯美国利益的非常时期，新闻媒体自然会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相关国际报道因此会激增。如克里斯汀·奥根（Christin Ogan）等人以1900—1970年间《纽约时报》为个案进行的研究发现，相对其他时期，二战期间该报对国际事务的报道数量显著增加：1900年《纽约时报》头版中，国际报道占19%，1940—1945年间国际报道占52%，1970年则占23%。[54]此外，非常时期，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乃至公众在国家利益因素[55]的作用下，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高涨，因而产生“团结在国旗下”效应。[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