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在巴黎和会期间的报道
有学者认为：“这（国联）是一个严酷而富有戏剧性的故事；也许现代历史事件中还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更带有埃斯库罗斯戏剧的悲惨色彩。”最初，基本上全美国人民都支持国联，人们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国联来维护长久的和平，并且美国必须参加。大学、牧师、教员、作家、劳工发言人的意见几乎是一致的，共和党著名人物塔夫脱、鲁特、胡佛等都曾发表支持言论，然而几年之后，美国舆论却改变了风向，参议院几次投票都没有达到三分之一，国联盟约最终没有获得通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媒体报道以及公众舆论的变化。下面我们就从媒体报道的密度和内容、信息来源以及倾向性几方面来看一下媒体对国联问题报道的特点。
1.媒体报道具体内容及密度变化
总的来说，媒体对国联报道的密度并不大。以以国际报道著称的《纽约时报》为例，笔者搜集到的关于国联问题的文章从1918年到1922年这5年时间，只有240多篇，其他报纸登载的就更少。相比国内问题来说，报纸对外交问题的关注很少。由此可见，在国联问题上媒体对国联的密度较小。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美国公众对外交问题的不重视。媒体报道的内容反映了公众的关注方向。只有公众关注，报刊才能保证销量，记者才愿意去报道。一般来说，外交政策并不是公众主要的兴趣领域。在战争时期，公众可能会对外交投入更多的热情，但是当战争结束，人们往往把视线投向其他方向。
此外，由于国际报道的技术条件限制，也给大密度报道外交问题带来了困难。巴黎和会召开时美洲大陆和欧洲大陆之间有十七条电缆，不过其中只有八条运转正常。除了巴黎和会上新闻报道的内容外，这八条电缆还要负担传输所有紧急的政府政策和军事事务以及巨量的商业报道信息。由于战争影响，三条与亚洲联系的邮递线路中有两条处于瘫痪状态，所以这些原本输往日本和远东的交通负担也要由西向的大西洋线路承载。信息负荷很大，据估算，美国记者每天通过无线电或电报要发送7万或8万字。如此巨大的信息传输量仅靠几条堵塞的线路传载，造成了很多信息延误。在公共信息委员会罗杰斯（Walter S.Rogers）的努力下，法国政府同意通过利用无线电塔每天为美国传输9000字的新闻材料。即由美国设在凡尔赛的出版局（Press Bureau）选择每天的重要新闻材料，交送到罗杰斯的办公室，然后交给无线电操作员传往美国，在美国分配给各个新闻机构。美国通讯社、国际新闻通讯社、美联社各自可以得到1000多字的份额，剩下有三千多字按影响力分配给十几个全国性大报刊，但是分配量少的报刊每天可能只有100字左右。[78]所以媒体规模、影响力越大，其所能得到的外交方面的一手信息会更多一些，其他小报刊难以望其项背。但是总的来说，由于地理因素、技术因素限制，巴黎和会上，美国媒体通过电报无线电得到的信息量是有限的，而且信息传递可能有所延迟。信息源少和交流不畅造成外交事务报道密度较低。
分阶段来看，第一阶段是从1918年1月到1918年11月，即从国联问题在美国提出到一战结束，这一时期媒体对国联问题的报道很少，依旧以《纽约时报》为例，这一时期关于国联的报刊文章只有20篇左右。由于这一时期，战争还没有结束，人们的关注点主要在于战争进程。尽管建立国际组织这一概念提出得很早，但是由于没有切实的需要，媒体也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
这一时期的国联报道主要体现了人们对国联抽象原则和意义的理解，因为除少数几篇外并没有体现出当时舆论对国联政策进行深入思考。正如刚刚从英国战争部退休的爱德华·卡尔森（Edward Carson）爵士所指出的，“每个人都赞同国联，但是许多人在提到它的时候对于它可以有哪些作为，又如何实现那些作为没有一点观念。一些人想象当国联建立之后，就可以解决所有的战争问题。但是他们不知道它怎么样可以阻止战争”[79]。他也指出，就国联来说，还有很多实际的问题，例如是否所有的国家，不论大小都享有同样的发言权和表决权等等。他进一步指出，国联对那些热爱和平的人来说，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陷阱。“直到你清楚地发展了国联的机构之后，直到你创建了稳固的、有效运作以至战争是不可能的组织机器之后，你必须极为小心国联思想不会仅仅成为热爱和平的国家的陷阱和更有野心、更具侵略性、更肆无忌惮的国家为扩张自己进行统治的方法。”[80]
第二阶段从1918年11月到1919年7月，是媒体对国联报道的最密集阶段。从笔者搜集到的报刊资料分析，这一时期《纽约时报》关于国联的报刊文章有110篇左右。这一时期是巴黎和会制定国联条约的时期，是正在进行中的历史事件，因此媒体对其给予了充分报道。特别是由于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国联作为解决战争问题，防止战争爆发的重要手段，对于期盼和平的美国民众来说，自然是引人关注的话题。
这一时期，媒体报道对国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思考，报道了“建立国联的几点理由”[81]，分析了“是否需要国联”[82]，也对建立国联的很多实际问题质疑：国联是否应该拥有武装力量，国联精神是否与门罗宣言相悖？[83]“由谁来构成国联？那些新成立的从没经历过独立政府而且自身内部又有很多问题的国家都是国联的一员吗？大国和小国在国联的发言权相同吗？”[84]
第三阶段从1919年7月1920年3月，媒体对国联的关注度极具下降。虽然这一时期是参议院审核讨论是否批准国联条约的重要时期，但《纽约时报》的国联报道只有40篇左右。人们关注度下降的原因也是很明显的，毕竟大战已经结束，“美国人民心目中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是否国际联盟，而是禁酒和生活费用上涨”[85]，“农民不愿听到谷物价格下降的消息；种植园主想要为他们的棉花卖个更高价。当威尔逊宣称国会有权削减中间商和股票经理的利益时，他们被激怒了……劳工这一整年都很不安定，他们发动了好几次严重的罢工。I.W.W.和一些鼓动家并没有制止犯罪行为，他们的活动造成了一种氛围：和平解决有时是很困难。1919年夏天，利他主义的价值在美国下降得很迅速。总统和他的政策的受欢迎度也是如此”[86]。在这种状况下，人们对国联的热情急速下降，除了一些对于外交政策很熟悉、很关注的社会精英以外，大部分的美国平民已经逐渐对国联失去了兴趣。正因如此，威尔逊才坚持把国联纳入和平条约，因为只有趁人们的注意力被媒体报道的国联问题所吸引，公众对国联问题表现出极大热情的时候，才能一鼓作气，靠公众舆论给国会施加压力，推动国联组织的建立。
第四阶段，从1920年3月到1922年底，这一时期媒体对国联报道密度又有所回升。《纽约时报》对国联问题有60多篇报道。在国联政策落下序幕一段时间之后，媒体的评论更为大胆，并开始分析国联政策失利的原因。例如，1920年4月一篇报道以大篇幅比对了针对和约失败的两方观点。一方认为“共和党控制参议院委员会组成的能力是条约失败的最主要原因。迅速继承了上次选举的外交委员会被认为由对条约最直言不讳、最执拗的敌人组成。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洛奇，大家都知道他在任何地方都是威尔逊倡议的或者推荐的所说所做的任何事的毫不保留的批评者”。另一方认为，和约失败的原因在于威尔逊个人。“总统的许多朋友承认这是一个战术性的错误。没有挑选像鲁特或者塔夫脱或者休斯这样的众人皆知支持国联而且其个人影响能够中和参议员洛奇的嫉妒和恨意的共和党人。共和党多数认为条约有一些好的部分，如果关于保护美国权利和美国原则的保留意见可以被采纳，他们很乐意支持。这些保留意见被参议院采纳，（但总统不愿妥协），条约失败的责任直接归为威尔逊总统。……总统强迫参议院接受国联，不顾及参议院对国联条约的价值判断。”[87]
此外，大批巴黎和会亲历者对事件的回忆文章也相继出炉，发表在报刊上。1923、1924年左右，许多巴黎和会的亲历者撰文对当时事件进行回忆，如克里尔的“战争、世界和威尔逊”[88]，亨利洛奇的“参议院和国联”[89]，兰辛的“和平协商”[90]等等。《纽约时报》等报刊也长篇连载图马尔蒂以及贝克等人的书目章节。同时，这些资料的出版也让人更得以深入了解巴黎和会国联问题讨论的内幕。
但是就国联问题本身来说，已经无法再激起公众舆论广泛的讨论热情。媒体明确地撰文指出，国际法庭和国联不会作为一个国家话题吸引人们的关注。人们不会再以很多触及他们日常生活和习惯的国内问题为代价被带入外交问题的领域当中。“给我们些葡萄酒，给我们啤酒，给我们几个州的地区选择权。照书本的说法，这是美国主义。国联、法庭、移民、关税、国内税和其他一些东西，都是与人们的需求不太相关的边远话题。”[91]显然，国联已经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了。
2.媒体信息来源
大体来说，报道一个外交事件的信息来源可以分为国际和美国国内两部分。具体在巴黎和会问题上，在外国，新闻报道的来源主要有和会的正式会议、美国代表、外国代表；而在美国本地，信息主要来自参议院、舆论领袖以及普通民众。
（1）会议代表
就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来说，媒体的最佳新闻来源就是总统，但由于种种原因，媒体和总统却无法很好地互动。“总统是唯一一个拒绝和他自己国家定期单独会面的国家首脑……因此由于（国家计划）不是从他的观点来解释的，他的事业在国内受到打击。”[92]媒体只能通过贝克等人探知威尔逊的个人意见。除威尔逊外，美国代表们曾坚持定期和记者交流，每天早晨二十至五十名记者会聚在国务卿兰辛的房间里交流，兰辛也会很好地接待这些记者。其他的代表，例如豪斯上校、怀特（White）、布里斯（Bliss）也会经常参加。但是逐渐地，由于和平会议讨论事务繁重，布里斯将军和豪斯上校逐渐不再参加这个记者会，而只有兰辛或者怀特来接待，而且他们能够透露给记者的内容也十分有限。尽管如此，媒体报道中有很多内容都是直接来自美国代表。例如《纽约时报》1918年12月19日报道，“威尔逊对国联问题的看法，美国代表相信复杂情势很快就会改变”[93]；12月21日又报道“威尔逊理念胜利了。总统在法国大受欢迎表明他会终结战争。相信国联会在英国赢得各方强有力支持”[94]。
（2）驻外记者
美国三大通讯社以及《纽约时报》和《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等大报刊都在各国派有记者，他们深处各国，得以了解当地的舆论状况，向美国发回当地的舆论报道。例如，1919年1月5日《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报道，“中国允诺支持威尔逊。徐世昌想要国联维持和平，服务于正义。威尔逊计划对远东意义重大。中国会支持威尔逊总统的国联计划。徐世昌总统电报巴黎的威尔逊总统说中国政府全力支持美国的倡议。中国不仅仅是全心支持，同时也希望所有的强国能联合起来解决远东的问题”[95]。4月26日记者从伦敦发来报道，称“不列颠在威尔逊的举动上产生分歧。他的声明受到一些报纸的表扬和另一些媒体的攻击。公众倾向意大利。怀疑结果——国联计划不令人满意”[96]。
当然更多的是从巴黎发来的报道，但是临时派驻到巴黎的记者们也不是没有遇到问题。“大部分美国记者最初遇到的难题之一就是急需基本的国际关系方面的背景知识。他们来自传统上实行孤立主义的国家。大部分只会说英语；一些人从来没出过国，然而他们却不得不赌上他们的名声，撰写最复杂最困难的课题。有几名美国记者已经在欧洲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像其他的英国和法国作者一样熟悉国际事务，但是一开始很大一部分美国人——尽管他们学得很快——对于状况、问题、个性、心理以及语言都很陌生，这个障碍是很大的。”[97](https://www.daowen.com)
（3）舆论领袖
舆论领袖主要包括外交决策的相关制定者，例如参议员、党派领袖等人，此外还包括学术界人士。前法新社社长莫伊赛（Claude Moisy）总结说，“不管喜欢与否，有那么一个领导阶层，包括政客、官员、教育家、记者和作家等，他们在某些问题上影响公众，引导或误导公众支持政策决定。即使在大众传播的时代，日常国家对外关系在相对冷漠的公众的默许下，仍然是一小批知情的权势阶层的领地”[98]。
媒体报道的来源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些舆论精英。例如参议员洛奇、菲兰德·C.诺克斯（Philander C.Knox）、威廉·E.波拉（William E.Borah）等人是经常见诸媒体的名字，此外前总统塔夫脱以及弗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也是媒体报道的目标。通过《纽约时报》对《罗斯福定义国联：罗斯福死前对国联问题的阐述》[99]、《塔夫脱说和平依赖于联合》[100]、《瑞德（Reed）攻击国联计划》[101]的一系列报道可见，著名政治人士的观点一直是媒体报道的对象。
学界人士也表述了对国联问题的看法，爱德华·卡森爵士是近二十年来国际法方面最伟大的英国权威之一，在美联社的访问下，他表示，“实现某种国联组织还有很多实际的困难”。但是如果不能建立的话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会是一场灾难。“这场战争不是已经显示了那种科学，它在文明和人性方面已经发挥了很多建设性的作用，如果转以毁灭结束，很快会诅咒所有文明和人性的完全毁灭”[102]。
（4）普通民众
民众通过向报刊栏目组写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很多报刊都会单独设一版块来刊载公众来信，例如《芝加哥每日论坛》（Chicago Daily Tribune）就专门设有一块版面名为“公众之声”（VOICE OF THE PEOPLE）。不过它对公众来信有字数要求，字数必须限制在200或者300字以内，并要求来信者署名，写清寄信地点。只要满足了这些条件，读者来信就有可能在报刊上登载。因此，有了媒体这一平台，不仅仅社会精英，普通平民也有了一个表述自己声音并为大家所知的机会。1919年4月19日，《哈福德新闻报》（Harford Courant）就刊发了一篇公众来信，提到在其所在的城镇中，人们对国联抱有很大的兴趣。“自从我们夜里，而且是华氏四十度的夜里在杂货店里对国联进行讨论以后……杂货店卖的花生和口嚼烟草都卖得更多了。”他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希望贵报能促使总统下次乘船短暂回来时，能够在康涅狄格州的某个地方停留”，在该地对国联问题进行演说，并“感谢亨利·洛奇”提出门罗原则的问题，它在“全国引起广泛的讨论”，从而“将门罗原则引入国联之中”。[103]1919年5月13日，一名读者则在题名为“我们该怎么办！”的信件中表达了他孤立主义的外交认识以及对国联的隐忧。1919年9月13日，威尔逊正在旅途中进行巡回演说，而参议院正在反复协商是否通过条约。那时，公众舆论的走向已经对国联不利了。《芝加哥每日论坛》刊载的公众来信说：“请把我的意见尽可能强烈地刊载在民众之声这个版块中。威尔逊总统把人们的钱浪费在10000里长的旅行上，竟是为了倡导一个奴役许多小国的条约。”[104]
《纽约时报》的工作更为细致深入，它会定期将读者来信加以筛选，编辑，将同一主题的信件归类刊载。展现不同人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反映公众不同的舆论声音。例如《纽约时报》刊登读者来信“他们应该交由新成立的国联管辖吗？”[105]来信者就德国殖民地的接管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1919年3月9日刊登的一篇文章又以“是否需要国联”为主题，综合了政界、学界多方的观点。[106]
3.媒体报道倾向性的变化
1918年媒体对威尔逊提出的国联计划几乎是一边倒的赞同声音。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国会演说中明确提出十四点原则，“必须根据旨在保证不论大小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特殊盟约，组织一个普遍的国家联合体。”[107]这场战争是为了结束以后可能的战争，成立国际组织是为了保证永远的世界和平！他的演说逐渐得到协约国和中立国的赞同，十四点原则后来也被同盟国所接受，作为巴黎和会谈判的基础。《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评价说：“他（威尔逊总统）只用一篇演说就改变了美国政策的全部性质，破坏了它的一切传统。今天随着总统前进，既信赖这位领袖又信赖这个事业，这是前所未闻的。”[108]
威尔逊的声望极高，被人们看作给世界带来和平的救世主。在威尔逊的大力倡导下，在1918年上半年还未太受人关注的组建国际组织的问题到了下半年，已经得到媒体热烈的讨论。《华盛顿邮报》说，“由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战后创立国联以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现今已经在战后问题的讨论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109]。《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认为国联的作用“不仅仅在于维护和平，也在于在世界常规国家的政府中建立一个明确的地位”来帮助解决剥削劳工和侵略领土的问题。[110]9月27日，威尔逊总统发表演说，着重演讲了国际联盟。《纽约时报》称“它是一个高深思想的非凡体现，更是道德勇气的极大展示”[111]。《华盛顿邮报》称“美国健在的演说家没有一个人会不拥护威尔逊总统关于‘政府的责任的解释’的演说，这个演说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告诉世界美国将会如何行动，更在于它告诉世界美国希望他国如何行动”[112]。
1918年底，总统声望高涨，国际联盟问题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威尔逊1918年12月13日到达欧洲，欧洲国家的人民对威尔逊的到来表示了极大的欢迎。到法国参加会议的美国人表示，他“被铁路货车车厢和乘客车厢上的粉笔标语‘威尔逊万岁’惊呆了……把纽约的游行放大十倍就可以想象支持总统的令人震惊的热烈掌声。我估计大不列颠也有同样的感情”[113]。另一篇报道说，“没有任何反对国联的人会在英国近期的国会选举中入选，法国人甚至并不确信为什么就清楚地表示出他们支持国联的意愿。欧洲人站在巴黎的门前，他们想要国联。如果巴黎和会不采纳国联，人们就会在会议的成果边哭泣”[114]。
当然，对国联质疑的声音并不是不存在。国内舆论指出建立国联的诸多实际问题，例如国联是否应该拥有武装力量，国联精神是否与门罗宣言相悖？[115]有人认为，“把美国绑进国联会意味着美国就必须把自己的人民送进日后国联成员间的战斗中。……美国已经成为最先进国家，不需要踏入欧洲泥淖即可保持独立富强”[116]。反对声音不仅体现了这种孤立主义的思考，同时也体现了对希望和平快速到来的企望。他们认为把国联组织“带入和平会议不仅仅会导致长久的拖延”，而且可能会“导致对抗德国的国家之间产生分裂”。连美国代表都不得不承认，“社论经常让人反思美国民众到底是否希望组建一个实际联合组织”[117]。
就总体而言，在1919年初以前，美国媒体舆论对国联是“大体赞同”的。“1919年春天，甚至连洛奇都认为，如果立刻进行全民调查是否赞同国联代表权，那它将会迅速赢得全国性的胜利。”[118]驻华盛顿英国大使劳德·瑞丁（Lord Reading）认为，考虑到广大民众的总体情绪，他被迫同意威尔逊，“总统自信地表明他有国民在背后支持，有理由相信他可能是对的，如果将国联进行公投，威尔逊很可能会胜出”。他的观点基于《纽约太阳报》（威尔逊的一个积极的反对者）做的一个调查。该报对所有48个州长对地区情绪的观点进行了询问调查，尽管有26个人是共和党，“结果却是极大地赞同国联，以至于反对国联的太阳报被迫以希望这是一首失败之歌的笔触将其印刷出版了出来”。最终，他说现在总体的观点似乎是威尔逊“会带回一个囊括了反对势力的建议的新的草案，这样他就会反击敌对势力”[119]。历史学家也认为，“1919年3月，如果不能说民众压倒性地支持国联的话，至少从总体上来说美国人还是强烈支持的”[120]。
但是1919年下半年来，媒体对威尔逊以及国联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大。参议院坚持一贯的立场，在一次聚会讨论之后，“所有49位共和党参议员及两位民主党参议员持保留态度”[121]。民众也对威尔逊的演讲嘘声四起，反而聚集听参议员对国联的批评[122]。连国外人士都明确地察觉到人们对“国联的信念已经消损了”[123]。
国内公众舆论发生分裂。外交政策的孤立主义者以及自由主义者对国联提出种种批评。《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认为，接受国联就“意味着国家主权的让位，按照其他国家的愿望，对共同利益作出让步。它意味着放弃对武器的不限制使用，个人意愿服从国联的集体判决，以及完全依赖于所有联合民族的良好意愿。简言之，它意味着放弃国家主权”[124]。1919年5月《新共和报》的一篇文章从劳合·乔治、科尔特尤、奥兰多是“将战争和征服作为自然的、必要的，总体来说，有益现象的旧秩序”的一部分，以及“可以接受的国际秩序”的希望在于“工人政党的崛起”这两个前提出发，指出整个和平协定未能“从阶级束缚和强权野心中解放道德的国家主义”。[125]《世纪》（Century）杂志中，赫伯特·亚当斯·吉本斯（Herbert Adams Gibbons）认为：“我们带着热情去巴黎来改革世界……理想主义？我们说，除了我们自己，谁也没有理想主义……但是当我们被要求承担在近东的责任，维护缅因地区的防护，完成我们已经开始的工作，负担我们的份额，把门罗主义和巴拿马运河以及移民问题放在桌面上谈时，我们悲哀地将视线从世界持久和平上移开，像其他人一样钻进了玻璃屋。”[126]
许多民族主义团体尖刻地批评威尔逊以及条约，指责其未能满足他们母国的所有要求。《危机》杂志编辑迪布瓦抱怨道：“波兰？总统很热爱这个国家。他对一切与波兰有关的事情都有着很浓的兴趣……但是1200万美国黑人怎么办？没有回应！距离华盛顿的遥远当然能为民主增添魅力”[127]。意大利裔美国人由于拒绝让意大利占领阜姆而感情激烈，爱尔兰裔美国人由于美国控制国联大会的“六大席位”而悻悻不平；德国裔美国人则由于协约国对他们故国的处理而情绪波动。他们“对盟约的每一个字都加以及细致的研究。有些人得出结论说，国联将成为一个无能的辩论性团体；有些人认为美国人如果参加国联，它的士兵就会奉命派往爱尔兰或阿拉伯为保卫英帝国而战斗，它的移民法将会受到日本的支配，它的关税将会受竞争国的控制”[128]。
女权主义者们苦恼于战后经济生活问题，认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经历过困难时期”，物价的上涨“使每个人的生活都生活艰难”。她们认为“总统应该比现在更好地处理这些问题。暂时抛开国际事务，专心致力于国内困境”。她们“曾对国联持同情态度，是罗斯福的追随者，但是现在，比起任何一个公众人物更赞同洛奇参议员”[129]。
当然，也有很多公众舆论依旧支持国联，希望威尔逊能够接受参议院的保留意见，二者尽快达成一致。在3月20日，条约在参议院的表决没有通过的第二天，媒体报道说由25个牵头人签名的一份请愿书呈报给威尔逊总统，这份请愿书“得到了数千名知名美国人的赞同”。他们表示希望总统可以执行参议院的方案，“或者希望他提供一份折中方案可以迅速被参议院采纳”。该报道还引述陈情人的话说，“我们了解总统和参议院多数派和少数派的观点，3月19日前由大多数参议员投票通过的洛奇保留案，对原始文件的修改是合适的，被大部分人所接受，我们也不可避免地在此基础上接受了加入国联的计划”。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也应该尽快解决，拖延可能会导致国联计划的破产。我们认为“如果要挽救国联，就必须现在挽救它，总统建议把问题诉诸严肃的全民公决肯定会是灾难性的”[130]。
意见不一的媒体舆论分散了公众集体的力量。本来美国公众就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按照利益、思想观念的不同可以分成多个不同的集团。大部分情况下，每个集团对某个政策的看法都会有或大或小的差异，并很可能相互冲突对立。只有很特殊的情况下，例如战争的情况下，各个集团的意见才可能统一起来，同仇敌忾，表达同一种意见。一旦缺少了战争威胁或者共同的敌人，各个集团的意见就又分散四开，相互矛盾。这些对国联的众多指责，很多都是相互冲突的，但是这些相互冲突的批评的声音并没有彼此抵消。不论这些批评是出于善意的提醒还是恶意的嘲讽，是出于民族主义者之口，还是孤立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之声，它们都使得累积起来的怀疑和敌意多上加多，要想为国联赢得统一的大多数公众舆论的支持，变得很是艰难。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在政策确定时期，由于公众对外交事务关注度下降，媒体外交事务报道密度减少，而且公众意见倾向不一致，上述这些原因似乎好像消减了媒体的舆论作用。但这正是外交政策明确时期媒体的常态表现。而且，在这一时期，媒体对外交决策也依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在威尔逊国联政策这一外交事件中充分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