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国际联盟问题的形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下，人们感受到战争的残酷，迫切要求和平。人们希望通过建立一个联合统一的国际组织来永远地避免战争。这不仅仅是美国，也是全世界人们的一致要求。为此，建立国联的思想在战后的世界相当流行，英、法、美等国都提出过类似的思想主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威尔逊在“十四点原则”中提出的建立统一的国际组织，“十四点原则”也成为战后召开巴黎和会，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规划。然而，颇为吊诡的，美国作为首倡者，却以拒绝加入国际联盟而收场。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媒体一直参与其中。
1.巴黎和会召开前威尔逊与媒体的互动
国联问题的最早提出是在1918年1月8日威尔逊总统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当时威尔逊的用词不是国际联盟，而是国际联合会（A general association of nations）。7月17日，他的特别顾问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人称“豪斯上校”）同法律顾问大卫·亨特·米勒（David Hunter Miller）合作制定了一个正式方案。但是，威尔逊并没有将这个方案公开甚至连他的国务卿也没有告诉。直到9月27日，威尔逊发表演说，才着重讲了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ons）。由于威尔逊一直对国联盟约的起草活动保密，所以外界以及媒体对于其具体的国联计划并不知情。
1918年11月，协约国与同盟国停战，威尔逊希望亲自到巴黎参加和会推动和平进程。在启程之前，威尔逊委托其白宫政治秘书约瑟夫·P.图马尔蒂（Joseph P.Tumulty）关注美国的舆论动态，要求其及时汇报：“我依靠你得知海洋这边的消息。我知道我可以相信你会恰如其分地告诉我这里的情况。记住，我会离开得很远，我需要的是你对大洋这边公众舆论的诚实的评估。这是我最为需要的东西。当你认为我涉入太深时，请诚挚地告诉我。我恐怕我无法依靠我从其他渠道得到的意见和建议”[57]。图马尔蒂在给威尔逊的电报中，多次引用报纸报道来给威尔逊提出建议。图马尔蒂和威尔逊之间的通信表明，在很多关键时刻，威尔逊都根据图马尔蒂对美国公众舆论的解释作出了相应的行动。
1918年12月13日威尔逊总统搭乘乔治华盛顿号轮船到达欧洲，他带了大量的专业人员和书籍资料。同时，也有不少记者随行远跨大西洋来到巴黎报道即将召开的会议状况。美国三大通讯社——美国通讯社（United Press）、国际新闻通讯社（Universal News Service）、美联社记者以及几十家报刊的记者代表乘坐另一军舰以及其他几艘轮船追随威尔逊踏上了欧洲之旅。当时巴黎已经有三四十名美国记者，加上另从美国赶来的记者代表，巴黎和会期间，大约有150名美国记者参与了报道。
针对与媒体记者的交流问题，威尔逊曾与豪斯上校和克里尔进行了一番商谈。最后，他决定给代表们写信，大体阐述了他的计划。该计划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开通媒体接触代表们的直接渠道，“每天开一个简短的会议，邀请媒体代表参加，以促进必要的信息和意见的交流”[58]；第二个是成立一个由其秘书雷·S.贝克（Ray S.Baker）领导的公布信息的机构，尽可能地为记者们提供方便。[59]在巴黎的机构组织包括办公人员（特别是专家）；设有专门的通信员和邮政系统；设有专门的电话和电报装置，并且对其严格保护以防他国窃取信息；此外还设有一个印刷机构，印发《信息摘要》报刊。[60]由此可见，威尔逊对媒体和新闻信息还是非常重视的，并且尽力保持与国内媒体交流畅通。在这种情况下，1919年1月巴黎和会正式召开。
2.巴黎和会对国联问题的讨论及媒体评论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召开。和会以威尔逊返美为界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9年1月12日至2月14日；2月14日至3月4日为第二阶段；3月4日至6月28日为第三阶段。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
在第一阶段中，1月25日，巴黎和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决定：
（1）为了维持参战国目前会议所要达到的世界安定，必须建立一个国际联盟来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公认的国际义务的实施和提供防止战争的保证。
（2）这个联盟的建立应该作为总的和平条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凡相信可以促进它的目标的文明国家都可以参加。
（3）国联会员在会议休会期间处理国联的事务。[61]
1月30日，威尔逊与英方代表罗伯特·赛西尔（Robert Cecil）勋爵任命威尔逊总统顾问大卫·亨特·米勒和英方的赛西尔·赫斯特（Cecil Hurst）起草国际联盟方案，以调和英美双方的意见。随即出台的赫斯特-米勒草案成为起草委员会讨论的根据。2月14日，威尔逊以盟约起草委员会主席身份，将国际联盟盟约草案提交巴黎和会全体大会讨论，再就各国所提的修正意见斟酌增损。
这一时期，美国媒体对国联持“大体赞同”态度。许多“著名人士计划向和会表明美国支持国联”[62]。“美国大众观点明显倾向于支持国联”，尽管同时也应注意到“民众还没有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敌对势力尽了最大努力强调“美国主权有受到侵害的危险”，“所有这些强大的力量都诉诸美国爱国主义来反对国联，这可能会让人觉得反对国联的情绪可能会产生……但是仍旧应该看到，长期来看，美国人希望和平的真诚愿望会促使国联得以实现”。[63](https://www.daowen.com)
这之后2月15日，威尔逊启程暂时返美。在美国停留10天后，于3月5日再次乘船赴巴黎。在美的十天当中，威尔逊当众发表演说两次。一次是于2月25日在波士顿的演讲，另一次演说是在威尔逊回国之前，应纽约州州长之请，威尔逊和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在大都会歌剧院同台发表演说。对于这两次演说，美国民众表现了很大的热情，媒体也都给予了充分报道，以至于威尔逊对国联前景非常自信，满怀热忱地称：“我要告诉大洋对面的人们……美国大部分人都赞同国联。”[64]
驻华盛顿英国大使劳德·雷丁（Lord Reading）评论说，威尔逊的到达演说（在波士顿）有很大影响，但是他的告别演说（在纽约）并没有达到相同的效果，人们“想要更确实的东西”。他进一步强调，总统与外交委员会成员的午餐明显对共和党参议员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同时，他认为“参议院现在的观点还不能作为最后的观点”。然而，考虑到广大民众的总体情绪，他勉强表示支持威尔逊。他说：“总统自信地表明他有国民在背后支持，有理由相信他可能是对的，如果将国联进行公投，威尔逊很可能会胜出。”他的观点基于《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威尔逊的一个积极的反对者）做的一个调查。该报对所有48个州长对地区情绪的观点进行了询问调查，尽管有26个人是共和党，“结果却是极大地赞同国联，以至于反对国联的《纽约太阳报》被迫以希望这是一首失败之歌的笔触将其印刷出版了出来”。最终，雷丁说现在总体的观点似乎是威尔逊“会带回一个囊括了反对势力的建议的新的草案，这样他就会反击敌对势力”[65]。
第三阶段，3月7日，在威尔逊启程返欧之后，“突然在华盛顿涌起一股新闻潮流，暗示总统应考虑美国人修订现行草约的要求”。媒体的报道在参议院权威的支持下扩大了影响。《每日电讯》报很现实地分析美国的现状：“威尔逊现在正驶向欧洲，但是他留在身后的现状与12月份很不一样……很难否认，国联问题危机四伏”。3月7日，《泰晤士报》刊发了一篇由驻华盛顿记者写就的对现状的分析报道，认为总统“没能成功实现他回到华盛顿的首要目的”，而且“国联条约现在的样子与能够吸引美国加入的样子相距甚远”。然而，他同时指出，如果威尔逊决定同意作出修改，形势发生回转的可能性很大。三天之后，该记者又发文指出，“很难怀疑不仅仅是参议院而且公众的舆论都反对接受现在的国联条约，巴黎如果忽视这个事实，可能会导致美国拒绝加入国联”。他基于全国除太平洋沿岸各个地区的50份报纸做了一份民意调查，他发现“敌对的大多数都宣称相信国联，但是建议修改条约内容”[66]。
当总统重新踏上布雷斯特时，很明显“事实上整个媒体都得出结论，出于对国联条约批评者的尊重并为了减少许多人自然出现的怀疑情绪，对条约进行一定的修订是很必要的”[67]。也正是因为巴黎的代表们也感受到了美国参议院以及民众的情绪，所以其对国联条约进行了一些修改。一位美国代表就说，“恐怕除非采取行动满足异议，那些反对它（国联）的人将会掌控公众情绪反对总统”[68]。
威尔逊接到图马尔蒂的电报，内称：“国家受到巴黎和各地报道的影响，称国联将不会囊括在和平条约内。”[69]对此，威尔逊很快给他回电，“全体大会已经决定国联是和平条约的一部分。相反的报道绝对不是真实的”[70]。不过，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表示，他“怀疑这个声明是否能消除公众这种普遍的观点”[71]。
威尔逊从美国返欧两个星期后，公众舆论又普遍指责国联条约的起草延迟了恢复和平的步伐。图马尔蒂也提醒威尔逊说“有迹象表明，我们国内外的敌人试图制造你要对和平解决的拖延负责的印象”[72]。威尔逊立即作出反应，在3月27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称他对国联问题延迟了和平的构建这一观点“相当惊讶”，断然否定了这一观点的可信性。[73]
到3月底，舆论倾向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几个星期前西蒙兹（Simonds）和其他人的报道都还很乐观，但现在已经转为了深深地悲观情绪。西蒙兹在周六的一篇文章中称：‘委员会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主导的影响，以至于产生错误的印象’”[74]。
然而，对国联条约的讨论却飞速进行。1919年4月28日，威尔逊在全体会议上宣读了盟约的最后定稿。《国联盟约》全文二十六条，随《凡尔赛和约》于1920年1月10日生效。人们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盟约便戏剧性地被通过了。
3.参议院否决巴黎条约
1919年6月29日，在和约签字的第二天，威尔逊启程返美了。7月10日，威尔逊把和约呈送至参议院，请求迅速予以批准。11月9日，参议院对和约进行了投票，未获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1920年3月19日又进行了一次投票，同样未获通过。包含国联内容的《巴黎和约》被最终否决。1921年8月25日，美国与德国单独签订了最后的和平条约。
这一时期，参议院也一如既往地采取敌对态度，公众舆论的潮流很明显地对国联表示反对。对此，威尔逊通过报纸报道，表明了自己的决心。1919年7月24日，他声称如果对和约加以变动，小国家会反对条约，因此坚持条约完整不变[75]；9月5日，威尔逊“宣称整个世界在等待美国，坚信条约将会得到批准”[76]。他始终对美国人民抱有信心，“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把公众视为他主要政见的最终诉求的审判所。当参议院反对负载着国联条约的凡尔赛条约时，他希望直接向公众诉求可以迫使参议院接受条约，而无需经过洛奇和其他共和党建议的改动”[77]。因此，威尔逊踏上辛苦的西部演说之行。但是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1919年9月25日，当威尔逊在科罗拉多州的普韦布洛发表完提倡国联的演讲后，他终于昏倒在地。10月2日，他又患了中风。西部演说之行草草结束，而威尔逊的健康状况也使得他很难在为国联条约作进一步的努力。
同时，9月10日，外交委员会将和约转交到参议院，并提出了许多修正案和保留意见。一份是由参议员亨利·C.洛奇（HentyC.Lodge）起草，赞成者占多数；另一份由吉尔伯特·M.希契科克（Gilbert M.Hitchcock）起草，赞成者占少数。希奇·可克建议毫无保留或修改批准和约；而洛奇的报告书则提出四条主要修正案。几周后，参议院否决了各项修正案，因为修正案一经通过，条约必须重新与协约国和德国谈判。于是，外委会便决定以保留案代替修正案。11月6日，参议员洛奇就批准条约问题提出了一项附有十四点保留意见的决议案。
据统计，围绕和约总共投票5次，始终无法获得2/3的赞成票。因此，翌日该约退还给总统。美国没有批准和约，而于1921年8月25日，与德国单独签订和平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