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外交决策确定时期，公众舆论一般是潜在的、不活跃的，这为决策层提供了在大多情况下实行他们认为适时适度政策的宽松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政府政策清晰、意见一致，新闻媒体影响政府外交政策的空间不大。这不大的空间，也难以通过新闻媒体单独实现，而主要表现在媒体与其他诸如公众、国会等合力反对政府决策，才能给予决策者改变政策的足够压力。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有如上所言的足够压力，也不能保证政府一定会改变政策。如果决策者认为政策无误，就会力排众议，更积极地通过新闻简报、新闻发布会、记者见面会等手段宣传推行其既定政策。正如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直言不讳地指出，一旦政策确立，新闻媒体的报道对决策过程没有什么影响。^[1]此时，如果决策者确定对媒体报道的话题采取不作为的政策，就总能找到避开该话题的办法。如1994年夏，在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的鼓励下，西方媒体没有忽视卢旺达种族灭绝和难民问题。但是，尽管媒体关注，除了法国和加拿大，西方主要国家都没有进行干涉。不但如此，联合国安全委员会的主要西方国家成员还在种族灭绝发生前几周撤走了部分维和部队。新闻媒体报道没有产生影响是因为主要西方国家决策者对此事已有明确的政策，即干预会困难重重，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同样地，“国际新闻媒体对第一次和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俄罗斯在车臣违反人权行为的报道也没有引起美国官方的正式谴责和任何行动。美国人道主义救援人员软硬兼施试图迫使美国政府在车臣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但美国决策者政策始终明确，他们不会为了维护车臣的利益而危害美国与俄罗斯两国的关系”^[2]。因此，在官方政策明确的情况下，媒体在改变决策者初衷方面无法有作为。(https://www.daowen.com)

但是，在外交政策确定时期媒体“没有什么影响”和“无作为”的表象下，媒体真的没有发挥任何影响吗？抑或是媒体对公众和外交决策发挥着不易为常人察觉的潜在或者隐性的影响呢？如果有潜在或隐形影响，这些影响具体有哪些？这些影响具体如何间接地影响决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