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外交政策和国际新闻的关注程度
从理论上讲，在西方国家，政府和新闻媒体应该大力提倡公众舆论参加讨论。而政府领导人也能够顺畅地了解民意，因而在决策过程中能够在体察民意的基础上勾画顺应大众意愿的蓝图。而现实是，政府与公众之间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两个方向的信息沟通渠道都存在重大障碍。而且问题是，就算不存在信息沟通渠道的障碍，官民间本身就存在缺乏沟通了解、党派等意识形态影响等问题。
对于大部分普通公众来说，一般日常最关心的问题是个人生活和事业，其次是亲友和社区，再次是当地、所在州乃至国内问题，而对外交事务的关注排在最后。只有在外交政策问题牵扯个人利益时，例如20世纪30年代末法西斯势力侵蚀全球，又如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陷入越战泥潭，如不予以制止势必殃及家人和亲友时，公众对外交政策问题尤为关心。但是，即使在二战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有学者发现，公众对国内事务的关注度是对外交事务关注度的两倍。[82]缺乏兴趣就导致信息的缺乏。1942年，当受美国援助的中国军队与日军鏖战五年之后，也是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出现深度危机之时，美国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却显示，60%的美国人对中国或印度在地球什么位置还一无所知。[83]
在多数外交政策问题上形成有见地的观点单凭平均每天两分钟阅读和收听收看国际新闻是远远不够的。但这却是美国人均了解国际事务投入的时间。[84]有学者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成年人跟踪新闻时事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到1%的美国人“坚持或经常跟踪国际时事，阅读诸如《纽约时报》周日版、《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哈珀斯》（Harper's）、《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新共和》、《当代历史》（Current History）、《外交季刊》、《头条新闻栏目》（由外交政策协会定期出版）等分析较透彻、观点较深刻的半娱乐性报刊”[85]。
除了缺乏对国际时事应有的了解，公众还任由自己的个人偏见影响其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观点。家庭背景、朋友特别是老师的观点、在大众读物或小说上读到的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偏激言辞、因其在国内问题上观点客观独到而倍加青睐的节目主持人或名人在国际问题上偏颇的观点等等，都会使公众个人在外交问题上形成偏见。这种将外交政策问题与因各种因素形成的偏见融合交织，任由偏颇的主观臆断评判客观问题的现象在心理学上被描述为扭曲来源信息以贴合先入为主的意象，这也正是李普曼一针见血指出的人类共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观察再判断，而是判断在先，观察在后。”[86]
美国公众对外交事务的了解绝大部分来自新闻媒体或来自比自己更关注新闻报道的亲友，所以了解公众对新闻媒体不同程度的关注，也是理解舆论与外交政策关系的关键。那么到底谁对此类消息感兴趣？他们又是怎样获取消息的呢？
1.外交事务问题上公众的不同类型
20世纪40年代末正值冷战初期，苏联在国际上的每一个举动都会令美国公众侧目。美国历史学家拉尔夫·利弗林（Ralph Levering）根据当时美国公众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关注程度、信息来源和参与程度，将公众分为如下五组人群：[87]
第一组是各大报刊的编辑，主要负责报刊国际事务的报道。他们一般都具有名牌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文凭，有时间广泛阅读诸如《外交季刊》等国际问题研究方面的书报杂志，经常参加诸如波士顿世界问题研究委员会等专业组织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对于苏联在捷克煽动叛乱，这群人很气愤，但对此并不惊奇。他们不相信斯大林会对西欧或美国发动侵略行动。
第二组也是大学生。这群人工作极为努力，也同样努力跟踪国际事务的最新进展。他们在二战期间参与地方各种组织，支持美国加入联合国，但现在对联合国面对核武器这样的重大问题无所作为相当失望。他们是一个新兴但迅速发展的世界性组织“世界联邦党人联合会”的活跃分子，该组织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的世界性政府。
第三组的人群在二战应征入伍前上过大学。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美国关于孤立主义还是国际主义的大辩论中对外交政策问题产生了兴趣，而且一直尽量关注外交政策的动向。但二战结束以来，这些人在百货公司低级管理人员的工作消耗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没有参加任何国际事务相关组织，但他们还坚持阅读主流报刊（如《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上相对广泛的国际问题报道。他们相信，苏联威胁着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平，杜鲁门总统应该对苏联更强硬一些。
第四组人群一般在高中毕业后结婚生子，二战期间是普通职员，而二战结束后其工作也随着大批复员军人的回归而丢掉了。这些人有的属于波兰裔美国人，即使在战争期间美苏高度合作时期对苏联也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心理。他们从不关注一般性的外交政策问题，只关注与波兰相关的言论和政策。
第五组人受过四年小学教育，在同一个农场帮工，一干就是30年。他们很少阅读报纸，对美国乃至本州政治从来没有兴趣，对外交政策问题就更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周围交往的人对了解或谈论国际问题没有任何兴趣。
第一、二、三组的人群就是阿尔蒙德所说的“关注型公众”，这部分人大约在美国公众中占10%—20%。他们对国际事务充满兴趣，极为关注，因此对美国外交政策问题及其相关讯息了然于胸。在这些密切关注国内外新闻和时事的人群当中，真正能够参与游说、写申诉信及其他致力于影响外交决策活动的人少之又少。除非某一族群或某种经济利益或和平受到威胁，战争迫在眉睫，一般情况下，85%的公众都将外交决策的大权全权交由总统、国会和其他行政机构，直至下一届总统大选来临时再将外交政策问题放到竞选的时候来讨论。[88]但此类公众的观点只有在通过利益集团表达出来才会对外交政策有影响，因为利益集团的影响力比无形的公众大得多。
更进一步观察会发现，在这三组人中，第一组人群属于公众中为数极少的群体，他们是精英，是公众中真正对外交政策有研究、有兴趣、可影响舆论的少数人。他们能够直接利用媒体宣传，适时适度地对外交政策施加影响。第二组人群大约占5%，他们属于那些旨在影响外交决策的无党派组织。第三组人虽然熟悉外交政策问题，但可能在政见上不如第四组人群偏激。
第四、第五组人群则属于普通大众，也就是占绝大多数的对外交政策没有兴趣的民众，除非事情非常重要，否则很少或从不关心外交事务。他们在外交问题上或者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因此对外交决策没有影响。(https://www.daowen.com)
上述分析一方面改变了过去过于笼统地对公众舆论进行分析的局面，明确了如下事实：在非危机情况下，美国公众舆论由三部分组成：其中3/4是普通群众，除非事情非常重要，其中这类群体对外交事务知之甚少；第二部分是热心的公众，占15%—20%，对外交政策保持浓厚的兴趣；第三部分是舆论制造者，也是最小一部分，他们传播信息，对外交事务作出评判，并在其他两部分公众中寻求支持者。[89]
另一方面，也印证了社会心理学家们反复强调的论点：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公众舆论在外交问题上的观点根源于公众的个性和价值观。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指出，公众的观点常常受社会环境以及所属团体或组织所持观点的影响。
2.公众关注国际事务和国际新闻的影响因素
美国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态度主要取决于教育程度（时间长短、学校水平等）、文化价值观（使用新闻媒体的模式）、党派和所属族裔的影响，而受宗教、地域、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的影响不甚显著。[90]
公众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其对国际事务的关注程度。由于大部分外交政策问题都相当复杂，需要对相关国家有一定背景知识的储备才能够理解，因此，不难想见，大学生，特别是受过广泛人文学科训练的大学生一直是对外交政策保持高度兴趣、积极了解相关讯息、也愿意采取相应行动的人群。20世纪40年代末的民意测验显示，只有3%的大学毕业生对马歇尔计划一无所知，而仅受过文法学校训练或受教育程度更低的人群中，有29%的人不了解马歇尔计划。如果在外交政策问题的态度上只能知道公众一方面的信息的话，最有用的信息就是其受教育程度。[91]
同时需要指出，虽然受教育程度与对外交事务了解情况直接相关，但是，受过高等教育却不一定意味着会与政府外交决策唱对台戏。相反，支持美国战后对外政策诸如马歇尔计划、北约等政策的人群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占绝大多数。具有大学文凭的人也是支持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主要人群。约翰·穆勒的研究也发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具有认同国家、认同国家领导人以及认同国家使命的倾向，理解和同情国家及其决策者必须处理与众多国家外交关系的艰难，更愿意响应决策者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倡议。[92]
此外，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时，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适应局势变化的能力更强，调整自己观点的速度更快、更彻底。1942年和1943年，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对苏联的态度比一般人要友好。但是，当1945年和1946年美苏关系出现问题时，这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对此问题认识得更清楚，对苏联态度转变得也更快。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当美国对华政策明显趋于缓和时，52%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认为，应该接受中国加入联合国；而只有32%受过中等教育的人群和26%受过初等教育的人群愿意接受中国加入联合国。[93]
但是，影响公众国际事务态度及其媒体利用模式的主要因素却并不是教育程度，而是民众个人对不同信息反映的不同价值观念的影响。如果人们认为他们能够在自己的社区之外有影响，如果他们的视野并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社区而且具有更广博的世界视野，如果他们的交际圈或所属的社团组织积极参与讨论外交政策问题，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努力了解外交政策方面的新闻，而那些缺乏个人和社会激励来源的人群就不会有此种积极性。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大都市和大学一直高度关注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的原因所在。[94]
影响公众对外交政策态度的第三大因素是党派。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其党派多源自父母的影响。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外交政策问题上一般分歧不大，但有时也会出现水火不容的局面。例如在珍珠港事件前罗斯福政府采取的国际干涉主义政策上，又如朝鲜战争期间在杜鲁门总统的外交政策上，都曾发生尖锐的党派大辩论。1951年当民意测验问及“对美国与其他国家交往方式满意不满意”时，48%的民主党表示满意，而只有24%的共和党人表示满意。当被问及在美国对朝战争问题上是支持杜鲁门总统还是麦克阿瑟将军时，民主党中有47%的人支持杜鲁门，42%支持麦克阿瑟，但共和党中只有7%的人支持杜鲁门，却有82%的人支持麦克阿瑟。越战期间，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倾向于支持约翰逊政府的对越政策，而到尼克松政府时期，情况正好相反，共和党更支持战争。[95]
“关注型公众”关注局势，更了解国内外局势，因而往往不会像普通公众那样对政府外交政策不满。同样的，这些“关注型公众”没有普通民众在外交政策的党派倾向上表现得明显。例如，朝鲜战争期间，关注局势的民主党人一般会坚决支持杜鲁门政府的政策，特别在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将军的朝鲜作战计划之争中坚决支持杜鲁门。而关注时事的共和党人则对杜鲁门的外交政策及其与麦克阿瑟之争中的立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时局缺乏了解或不了解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就没有如此明显。实际上，这些“普通公众”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较之与其本党内的关注型人士之间的意见分歧要小得多。究其原因，在党派间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关注时事的这些人士更了解党派之间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分歧，因此他们会认同诸如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和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脱（Robert A.Taft）这样能够明辨两党分歧的人物。[96]
公众在对外政策态度上第四个决定因素是族裔。作为移民国家，虽然目前移民数量较之20世纪初大大减少，但美国许多少数族裔都保持了强大的族裔意识。移民往往与母国保持紧密联系，由于这些联系，也由于母国想利用移民筹资，影响美国对本国政策，因此移民们常争取迫使美国作出对母国有利的外交决策。一战以来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过强大影响的族群有：19世纪移民潮产生的爱尔兰裔、德裔美国人，20世纪初的犹太裔、意大利裔、波兰裔、希腊裔美国人。[97]
族裔群体往往在如下情况下能够在外交政策上产生影响：一是族群内部形成凝聚力，团结一致；二是组织游说机构，向政府官员和媒体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三是决策者相关政策遇到对该族群有利的阻力。比如，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美国国内没有形成对苏联友好的态度之前，来自东欧的美国人就积极帮助酝酿并确定了美国政府的反苏政策。又如，精心组织下的犹太裔美国人利用广大公众对犹太问题漠不关心的局势，在建立以色列、获得杜鲁门政府支持方面连连得手。相反，两次世界大战中德裔美国人竭力维持美国中立的努力却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英裔、苏格兰裔、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强大反对势力中败下阵来。[98]
宗教因素对公众外交政策态度的影响，较之对国内政策（如堕胎合法化问题）上的影响显得微乎其微。对天主教教徒来说，族裔因素可能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天主教信仰的影响。而基督教新教因其派别繁多，本身就没有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形成影响的潜质。虽然宗教信仰及所属教会对少数美国人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态度产生影响，但有研究却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宗教因素无法在外交政策态度上像前述四个因素那样对公众产生持续的影响。[99]
社会经济水平的差异在公众对外交政策态度上的影响也不甚显著。经济收入的高低往往与所受教育程度直接相关。虽然在外交政策上，美国社会上层、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的反应不同，但分析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这些不同更多地是出于教育背景、对新闻媒体的利用以及政治倾向等原因。虽然不同职业的人群会在关税等国际经济问题上态度不同，但信息获取水平、政治倾向和族裔等因素远远超过职业本身对其中外交政策问题的影响。[100]
根源于上述各种因素而产生的公众对于外交决策的态度，理论上会产生众多异议，要根据如此众多的意志形成能够服众的外交政策的确难于登天。但实际情况是，一般公众对绝大多数外交事务毫无兴趣，很少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因而赋予执政府游刃有余的空间进行政策的酝酿和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