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冲突中公众舆论对外交决策的显著影响：伤亡反应现象
在长期持续的冲突中，公众对外交政策可以起到塑造或者至少是牵制的作用。公众对外交行动中伤亡情况的反应就是长期冲突中公众舆论对外交决策影响的表现。
与“团结”现象的研究成果不同，对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长期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冲突本身的特点，特别是冲突产生的伤亡问题的特点，[57]或者公众对冲突成功解决的感知[58]。但围绕这些关系究竟如何运行的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少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大多数情况下公众对伤亡的反应是消极的，这阻碍了外交政策的前后一致性和稳定性。[59]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一旦有证据表明公众代表的外交决策责任与决策精英不协调时，公众就会转而反对冲突。[60]
约翰·马勒（John Muller）的著名论断是：公众对于伤亡情况的忍耐程度基本上遵循对数函数的规律：冲突早期的少数伤亡会造成民众对冲突支持的急剧下降，而随着冲突的持续，民众反而能够承受更大数目的伤亡。[61]近来有人对马勒的论断提出异议，认为决定伤亡对公众影响的主要因素不是伤亡人数本身，而是伤亡比率[62]或伤亡趋势。[63]
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勒的伤亡反感论断为近年来对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在战争中不同表现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例如，有些研究认为，民众对战争代价，特别是伤亡的负面反应的敏感，使民主国家的领袖比专制国家的领袖在主动发起军事冲突上更为谨慎，这也使他们在紧张局势下使用武力的威胁不再可信。[64]而其实际效果似乎是民主国家比专制国家更可能赢得战争，至少在短期冲突中情况如此。[65]但是，这一结果到底是因为民主国家只选择参加胜算大的冲突[66]，还是因为甘冒极大风险的对手选择与民主国家发生冲突的原因，相关研究成果还未得出结论。[67]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学者们纷纷对马勒的伤亡反感论断提出异议。亚当·贝林斯基（Adam Berinsky）认为，即使在战争状态下，普通百姓对外交政策相关事务也知之甚少。因此，他们很少将伤亡人数等事实加入其对某一事件的总体判断中去。他提出，公众主要会关注自己信赖的精英对某外交行动英明与否的论断，并就此提供的线索作出反应。[68]伤亡人数、比率和趋势不一定会显著影响精英的言辞。
布鲁斯·W.詹特尔森（Bruce W.Jentleson）则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决定因素不在于人员或财力的损失，而在于任务的性质，即其提出的“主要政策目标”。詹特尔森指出，执行传统军事任务的冲突（如武力对付与美方或美方联盟为敌的敌方），即使代价惨重，公众也会予以支持。但对于更为具有攻击性或不太传统的军事行动（如废黜他国领袖或人道主义干涉等），只有在没有代价或代价不大的情况下，公众才会支持。[69]拉森对詹特尔森的主要观点表示赞成，认为公众对伤亡情况的反应是要看具体情况的。但是，与理查德·A.布罗迪（Richarc A.Brody）对舆论短期“团结”现象的“精英争论”的解释相类似，[70]拉森主张公众对某外交决策支持与否要依精英在该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情况而定。如果精英一致支持该政策，那么即使代价惨重，公众也会支持这一政策；若精英意见不一，那么哪怕是少数伤亡也可能引起公众的喧嚷反对。[71]
史蒂夫·库尔（Steven Kull）和克莱·拉姆齐（Clay Ramsey）提出，如果公众发现其他国家也支持某一政策时，即使伤亡惨重，公众也会支持该政策。[72]彼得·D.费福尔（Peter D.Feaver）和克里斯托弗·盖尔皮（Christopher Gelpi）则断言，公众对伤亡人数的承受能力取决于预期中的成功可能性。[73]其他无论从伊拉克战争的个案研究[74]，还是从更宽泛角度的研究也都证实了这一结论。[75](https://www.daowen.com)
有学者指出，上述研究将所有或者至少是大部分公众舆论看作意见一致的一个大众整体。[76]当我们意识到公众舆论并非一个声音时，就会与上述论断有重大分歧。例如，斯科特·加特纳（Scott Gartner）和加里·M.塞古拉（Gary M.Segura）在其对越南战争中的伤亡人数与公众舆论关系的考察中就介入了对种族因素的探讨。他们发现，公众对自己家乡伤亡人数的反应不同程度地影响其对战争的态度。但是，尽管美国黑人比白人对战争的支持率下降得快，但是该文作者却没有发现伤亡名单中族裔比率影响公众态度的明显证据。[77]
近些年来对公众舆论“框架效应”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公众舆论的差异性。詹姆斯·N.德鲁克曼（James N.Druckman）在研究中指出，政治上较成熟的公众与政治上较天真的公众相比，对精英蓄意编造的信息更有判断力。[78]另外又有学者考察了公众舆论的差异性是否随时间的变化而不同的问题。例如加里·C.雅格布森（Gary C.Jacobson）森就探讨了小布什政府期间公众舆论的碎化问题[79]，认为布什在选民中制造了史无前例的两极分化，在伊拉克问题上尤为如此。总之，上述研究普遍认为，不同教育、文化、种族背景的公众获取外交决策相关信息的程度也有不同，因而对主要通过新闻媒体传播信息的判断力也有所不同。虽然大多数研究将公众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但上述研究成果却充分表明，这种研究模式只是为了澄清概念而进行的刻意简化的研究方法，而不能代表社会现实。
民众对于伤亡情况的反应说明，当精英意见一致、多国支持和属于传统军事行动等各种信息都证实某政策的可行性时，民众对于伤亡情况的承受能力就较强。由此也可推断出，当公众对某外交决策或军事行动不甚熟悉，需要进一步获取大量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公众的支持则极为脆弱。在这种情况下，在公众会对家乡士兵伤亡情况极为敏感的同时，精英意见不合的蛛丝马迹都会使公众快速作出反对该政策的反应。
美国前任国防部长施莱辛格曾对公众在外交问题上的出尔反尔表示费解：“公众情绪是出了名的变幻无常。一旦代价增长，就会迅速从热情万丈变成尖锐批评。解救被困少数群体或饥民的政策至少在起初会得到公众的支持。这不由令人想起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初期民众对政府决策的大力支持。但是，一旦一次行动失败，特别是当伤亡代价与所得不成比例，民众的支持便会迅速消退。”[80]“团结”现象和伤亡反应现象的研究正是对公众舆论变幻不定现象的诠释。
同时，“团结”现象和伤亡反应现象的研究还反映出一个问题，即影响外交决策的不同因素或人群在收集信息的方式上有所不同，其收集信息速度上的差别则更大。如前所述，公众在信息上的劣势使他们对精英提供信息的可信度产生怀疑。但是，一旦这种信息不对称现象消失，如在时间拖延较长的危机中的情况，公众对精英所偏向的解释框架的忍耐就开始瓦解，进而在外交决策中争得独占一面的话语权。
综合上述学界对公众舆论在外交决策中所起作用的研究可以看出，在危机爆发初期，即公众没有太多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其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极小；但在持续时间较长的危机中，随着公众与决策精英之间信息差距的逐渐缩小，公众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力也便逐渐增大。真正确定公众舆论如何影响外交决策是非常困难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外交决策者虽然比美国公众更具有国际视野，但其外交决策却要时时顾及公众的容忍度，其决策因而会受禁锢和约束。决策者认为在国际问题上，特别是涉及国际合作或向国外派驻美军部队的政策上，公众是很难被说服的。而没有公众的支持，任何行动都会陷入险境。[81]因此，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的制定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外交决策者的公众舆论意识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限制其外交决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