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者最为关注的媒体
在美国，报纸自17世纪初就被视为社会力量的一部分，大众媒体因其影响普通公众的潜在实力而吸引着各层决策者。这也是报纸比面向少数特殊品味读者的杂志受到更多审查的原因所在。那么决策者关注的究竟是哪些新闻媒体呢？
高英研究发现，决策者基本上没有时间看电视新闻，而是更可能受主流报刊的影响，特别是报纸社论的影响。[57]科恩也指出：“在每一个大国，都会有一份报纸鹤立鸡群地成为精英舆论的代表。他们通常具有半官方的性质，一向与政府关系密切，其读者群包括政府官员、新闻工作者、学者和工商界领袖人物。他们的发行量很少特别大，但其影响却非同小可……我们发现，尽管会因地域和个人而有差异，但享有盛名的报纸已经成为重要的备受尊重的机构。政府、政客、商人都依赖它。甚至有人会怀疑，如果《纽约时报》停刊，而且没有其他报纸取代其位置，华盛顿不知会乱成什么样子。美国的政治智商肯定会急剧恶化。”[58]而《纽约时报》正是美国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最“享有盛名的报纸”。
外交决策官员认为，在美国众多新闻媒体当中，仅少数媒体在外交事务报道方面见长，而其中公认最为重要的便是《纽约时报》。该报向以每日记录历史的“档案记录报”（newspaper of record）闻名，号称是“政治精英的内部刊物”，被西方人誉为“权力机构的圣经”。《纽约时报》历年来共获110个普利策新闻奖，2002年还取得7个普利策奖项。可见，《纽约时报》所追求的并非只是市场占有率和利润，更是名誉、公信力和影响力。
《纽约时报》是美国政府中任何或出于个人兴趣或出于工作需要对外交事务有兴趣的官员每日必读的报纸。国务院的官员对其评论道：“阅读《纽约时报》比阅读其他报纸要深入，因为其报道面更广。”“我们每天头一件必做的事情就是读报，读那份报，也就是《纽约时报》。在国务院不读《纽约时报》就无法工作。”一位前任助理国务卿称：“《纽约时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一位国会成员称其为“每个人的情报圣经”。一位参议员的助理认为《纽约时报》是“每个人身边的中央情报局”。而在国务院之外盛传的说法则是：“据说，外交官每天一早赶到办公室去看《纽约时报》，这样就能向上司汇报最新动向。”这个传言很容易不攻自破，因为上司们每天也都早早上班去读《纽约时报》。[59]
《纽约时报》的特殊重要性还可以在具体事例中体现出来。一名新入选的国会成员想要国务院、白宫和国会其他成员了解自己对外交政策的见解的话，会感觉自己低微的地位本身决定了其在华府没有听众也没有施展才华的舞台。于是，他便选择通过给《纽约时报》的编辑写信并发表信件来与外交决策层建立联系，以期通过此渠道为外交决策献计献策。[60]俄克拉何马州参议员阿尔默·史迪威·蒙罗尼（Almer Stiwell Monroney）就曾与《纽约时报》携手，报道其国际发展组织议案，包括支持和反对意见，以争取公众对其议案的支持。[61]而蒙罗尼之所以选择《纽约时报》是因为：“第一，他相信《纽约时报》，特别是其周日版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有影响人士的必读。第二，他知道《纽约时报》首次曝光的话题会很快成为其他报纸争相报道的对象。第三，散发《纽约时报》上刊发的文章和编者按会因出自该报而更有分量。”[62]一名参议员认为，国会议员在读到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关于1959—1960年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报告之前，已经在《纽约时报》上读到该报道，这本身就是对《纽约时报》重要性最好的说明。[63](https://www.daowen.com)
毫无问题，《纽约时报》具有其无可取代的重要性，但很少有官员会把报纸阅读的范围局限于一份抑或是两份报纸。《纽约时报》之外，在外交决策官员的办公桌上还常有可以与《纽约时报》竞争又互补的其他报纸，例如《华盛顿邮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华尔街日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巴尔的摩太阳报》以及《华盛顿明星晚报》（Washington Evening Star）等。
整体来说，这些报纸的外交事务报道范围广，有自己的驻外通信记者和外交事务专门记者及分析专家，因而常有自己独有的新闻来源，从而形成了外交政策领域享有盛名的媒体群。显然，他们的重要性因人而异，但在华盛顿，不会有人会忽视《华盛顿邮报》和仅次之的《华盛顿明星晚报》。下述观点非常有代表性。一名参议员称：“我当然读《华盛顿邮报》，还有《华盛顿明星晚报》，以及《纽约时报》。”[64]一名国务院官员说：“每个在国务院工作的人都看《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65]按照每日读者人数排列，紧随这几份报纸之后但也属于决策机构密切关注对象的就是上面列举的其他报纸。例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每天都会为国务院高级官员准备一份两页篇幅的报告，综合这些晨报上的重大外交新闻报道。许多官员很快就能指出这些其他报纸的长处。比如，“从报道广度来说，《纽约时报》是最棒的，但从均衡、客观和深度来讲，《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或者《巴尔的摩太阳报》却可能更高一筹”[66]。
需要指出的是，新闻媒体对决策者发挥的影响以间接为主，其影响力度和深度也都是有限的。政治决策，尤其是外交决策，通常是由总统及其贴身幕僚等一小部分内部决策者通盘权衡各种意见、解决方案之后确定下来，[67]其在报纸、电视等媒体上的形象“首先被专业地制作为媒体报道，之后又通过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和公关活动等等炒作而成气候的议题和建议所构成的。这些官方的信息制作人员越成功，就越依赖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资金技术资源和整个专业的基础设施的支持”[68]。而且，作为影响外交决策的外围势力，新闻媒体在发掘政府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举措过程中，也要受接触核心人物的交涉条件、交涉技巧、接触范围的局限性、信息机密性等诸多游戏规则的约束。
当然，反过来看，外交决策者不惜代价地竭力影响新闻媒体对新闻的解释，也恰恰使新闻媒体有了影响外交政策制定的特殊砝码。[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