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白宫外交决策的影响
在新闻媒体与总统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中，目前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马克·赫茨嘉德（Mark Hertsgaard）为代表的绝对优势派，认为总统始终控制并操纵着媒体。赫茨嘉德对里根政府时期总统与媒体关系的研究认为，媒体一直被牵着鼻子按照总统的意愿团团转。里根似乎具有面对批评如潮和媒体负面报道却仍能使公众支持率居高不下的能力。不但如此，里根政府操纵媒体，使其为己所用的技艺也相当高超。[88]
第二种观点是以李普曼为代表的被动派。该派认为总统是独立而强大媒体的牺牲品，媒体是政府的“第四纵队”。迈克尔·A.莱丁（Michael A.Ledeen）将该派观点总结如下：“媒体对我们政府的怀疑，加上他们普遍对世界有限的认识，对我们的外交政策具有毁灭性的影响。新闻媒体对美国意图的怀疑，在法律赋予的发掘、公布所有政府机密权力的保护下，摧毁了我们以他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制定和执行良策的能力。”[89]
实际上，根据詹姆斯·赖斯顿的研究，新闻媒体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程度因总统对媒体态度而异。例如，戴怀德·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受媒体困扰，很少认真关注媒体报道。而肯尼迪尽管曾命令禁止白宫订阅《先驱论坛报》，但他每天翻阅各种报纸，以体察政府的执政情况。他会随时请来国务卿或者直接联系具体负责某地区的助理，询问《纽约时报》某版新闻报道的详细情况。无疑，媒体受到总统如此之关注也意味着其对总统和外交决策影响的深入。[90]
白宫在处理与媒体的关系上往往投入大量时间、人力与物力。总统在公众当中的形象直接取决于媒体的正面报道。里根任期内白宫将与媒体的公共关系发展成为一门艺术。赢得有利的报道或信息控制是里根时代极为关注的问题。而布什时期对待媒体的策略却截然不同。布什政府没有过于关注控制媒体报道，相反，倒是新闻媒体竞相讨好白宫以求得与高官建立直接联系，以此取得主编的赏识。[91]
精英媒体被认为在影响精英观点进而影响外交决策方面较之大众媒体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相关研究指出，新闻媒体中存在精英媒体和大众媒体之分，而他们对影响外交决策的各方势力会作出不同的反应。[92]决策精英和公众舆论就某些问题的看法时常意见迥异[93]，媒体也相应地分为两大阵营。这使得一向将媒体视为游弋于公众与决策精英之间统一体的相关研究显得更加错综复杂。苏珊·E.蒂夫特（SusanE.Tifft）和亚里克斯·S.琼斯（Alex S.Jones）研究发现，决策者们经常感到缺乏新闻和消息来源，因此有赖于新闻媒体了解重大事件的进展。[94]更有甚者，一些诸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外交季刊》等精英媒体的社论文章还会影响决策者们对外交问题的思考。决策者们依靠这些精英媒体获取信息，听取颇具远见卓识的观点。[95]
美国总统相关记录中充斥着精英媒体和媒体精英影响总统等决策精英的消息来源和观点的例证。历任总统及其他决策精英的档案中随处可见的剪报及更直接的来往通信都是极好的例证。例如，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NBC记者兼节目主持人梅里尔·穆勒（Merrill Mueller）就曾给艾森豪威尔写信：“因本人感觉附件[96]此时此刻对我们的政府极为重要，现谨寄上我个人保留的报道副本，我起草的相关报道现正发往各报……无论何时我再遇到如附件这般重要的讯息，我会立即告知。”[97]
穆勒的信件说明：第一，至少在有些时候，媒体可以直接影响最高决策层的信息来源，并进而影响其的观点；第二，决策精英和媒体精英之间的彼此分别并不像有些理论模式所勾画的那么清晰。穆勒在上述信件中明显暗示自己有意在政府谋一职位，但他并没有采取行动。可是有些媒体精英却最终选择了跳槽。托尼·斯诺（Tony Snow）就是近年来最明显的例证，他辞掉FOX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的职位，摇身变为白宫新闻发言人。学术界也注意到这一跨行现象，并称这说明新闻媒体有足够的能力成为“第四权”（The Fourth Estate）[98]。
劳埃德·N.卡特勒（Lloyd N.Cutler）曾这样评论媒体对白宫和外交决策的影响：大众媒体，特别是电视，实际上已经入侵白宫，成为外交决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令人惊异的是，电视新闻已经侵入到本应由美国总统来决定的决策时机和决策内容之中。电视新闻对国家决策，特别是外交决策的影响已经是传统媒体望尘莫及，也是那些经验丰富的观察家们所未能预想到的。这并不是因为电视新闻记者比传统媒体记者的政策意识更强，根本不是这回事，而是因为如决策者们正痛苦地亲历着的，电视新闻受众之广、影响速度之快使得决策者必须将其考虑进来。如果一个画面胜过千言，那么加上声音和图像就胜过万语。”[99](https://www.daowen.com)
许多外交决策都是在电视报道影响下作出的，例如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的修订、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反应、1983年入侵格拉纳达等。卡特勒认为，美国政府所以要赶在下一档电视新闻出台前对事件作出反应是为了阻止新闻媒体借题发挥，指责总统举棋不定，或者政府内部意见不一。
卡特勒发现，电视决定了白宫的议程。对白宫来说，外交事务“如果没有上电视，就不重要”[100]。里根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大卫·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这样描述了里根时期白宫的情形：白宫晚上例行的活动是收看电视新闻，总统及其几个最高顾问同时判定哪个问题最紧要。[101]
电视主要通过三种机制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电视增加了外交政策事件的参与者人数；电视加速了决策步伐；电视决定了决策议程。[102]电视报道所增加的参与者往往是非政府性的参与者，如绿色和平组织和恐怖主义组织等。
克林顿时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曾这样总结媒体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我每天早上醒来，读到报纸上这些冲突的头条新闻和报道以及电视画面，就想奋力工作以结束所有冲突，想拼命工作来拯救身陷冲突中的每一个儿童。我知道，总统也同我有同样的想法。我知道，美国人民也感同身受。但是无论是我们还是国际社会都没有足够的资源也没有足够的威力做到。”[103]
电视新闻报道很少能改变既定的总体外交政策，但当出乎意料的爆料之后，外交决策有时会出现“政策恐慌”（Policy Panic），正如1993年波黑塞族拘留营被媒体首次曝光仅一小时后，布什总统就在白宫新闻发布厅谴责拘留营非人道行径，发誓美国“不会善罢甘休，直到国际社会进驻所有拘留营”[104]。
通常情况下，总统对媒体议程的影响更为显著。总统是外交决策过程中最具信息优势的一方。总统拥有得天独厚的情报来源渠道，即政府外交决策机构。对外决策机构还包括国际开发署、美国情报局；在经济政策方面还包括财政部、商业部、农业部以及总统的特别贸易代表；在情报领域还包括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部属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等。它们主要负责直接而定期地向总统汇报各类信息，而对国会则只是不定期地通报相关委员会。总统还常常可以利用和行使特权，拒绝国会索取情报的要求，总统及其白宫主要助手还可以以工作为由，拒绝在国会做证。[105]不仅如此，如里根政府等强势的总统和政府还会经常凌驾于媒体之上，利用多重手段控制媒体，例如控制消息来源，经常来回重复同样的一两条消息，在总统希望强调的问题上保持强硬的口吻，控制信息流通等。[106]因此，在外交决策问题上无论对于国会还是媒体，总统始终处于主宰地位。
但媒体也时常能够影响总统的议程。相关研究显示，总统的关注范围是有限的。总统很少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自己的议程，因为他的议程是由所面临问题的棘手程度、国际突发事件、媒体关注并引起公众认为关键的问题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107]其中，美国媒体关注的话题常常影响总统对外交政策问题的关注。媒体为总统提供向公众展示自己及其议程的平台。[108]在媒体的关注下，总统的意旨得以在广大受众中传播。[109]媒体对某问题报道频率的增加能够提高总统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