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科举制度的确立

隋初，隋文帝废除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用分科考试来选拔人才，打破了门第限制。隋炀帝时在传统的明经、秀才等科目外，新设以考文辞为主的进士科，进士之名由此而始。唐赵傪在《登科记叙》中说：“进士者，谓可进而授之爵禄也。”《通典》称：“炀帝始建进士科。”^[1]《新唐书》也记：“进士科起于隋大业中。”^[2]不过，隋代科举作为新的取仕制度尚未完备，进士一科更未崇显。

唐代，分科选仕制度逐步建立。一是考试科目（专业）增加，常科考取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录取范围扩大；二是考试定期举行，基本上每年一试。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各州考生二百余人集京师长安，参加由吏部主持的首次考试，内进士科录取4人（一说14人^[3]），以孙伏伽为首科状元。唐太宗即位后修文偃武，在贞观二十三年中开科21次（贞观二年及十六年未贡举），内进士科录取数计205人。继后执政的武则天、唐玄宗为扩大统治基础，对科举取仕更是大力推崇，并作为选才用人的基本国策而确立下来。陈寅恪就此曾作过精辟分析：“自武则天专政破格用人后，外延之显贵多为以文学特见拔擢之人。而玄宗御宇，开元为极盛之世，其名臣大抵为武后所奖用者。及代宗大历时常衮当国，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自德宗以后，其宰相大抵皆由当日文章之士由翰林学士升任者也。……可知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任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及至玄宗，其局势遂成凝定，迄于后代，因而不改。”^[4]

唐代取仕科目中以明经、进士两科最为重要，明经科以贴经为主，全赖诵记；进士科则考诗赋及时务策，又以诗赋为主，主要比才学，加之录取比例小，难度很大。《唐摭言》称：“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搢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5]据清人徐松所考，唐进士录取数每科约30人为常，录取率百分之一二，而明经录取数每科十倍于进士数，录取率约十分之一二，即以今人眼光看明经的录取率也不算高的，而被录取的进士更是凤毛麟角。是故，《新唐书·选举志》称：“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

唐代科考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至玄宗开元末改由礼部侍郎主持。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唐初沿袭隋代，主要考时务策（策文），至唐高宗时加试帖经和杂文。杂文初有箴、铭、论、表之类，其后渐用诗赋，到玄宗天宝年间杂文专考诗赋。唐时每年十月，各地贡举齐集京师，于来年初参加统一考试，考试结果张榜公布。武则天、唐玄宗还曾亲自策试应考的举子，但殿试在唐代尚未制度化。唐代应试的举子都要向主考部门呈递本人身份的名状，因此被录取的第一名便称“状头”，雅称状元。唐代进士录取尚未分三甲，更未经殿试裁定，因此唐时状元不如宋代及明清那样显耀。此外，唐代士子考中进士后还需经吏部的“释褐试”才得被授以官职，故进士及第还只是取得入仕的资格。不过其后“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6]，成为不争事实。随着封建统治基础的扩大，有唐一代进士热方兴未艾，如唐《国史补》中所描述：

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故争名常切而为俗亦弊。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将试各相保任，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既捷，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籍而入选，谓之春关。不捷而醉饱，谓之打毷氉。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而出，谓之夏课。挟藏入试，谓之书策。此是大略也。^[7]

唐代取士除常科外，还有制科。《新唐书·选举志》：“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而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取。……而宏材伟论非常之人亦时出于其间，不为无得也。”其后两宋明清历朝相同，但制举只是常选的一种补充，其地位与影响无法与进士常选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