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镇江府进士及外籍名进士
为强化专制统治，明王朝建立之初即对人户严格控制。洪武三年（1370年）诏令天下实行户帖制度。在此基础上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命天下郡县编制黄册，黄册即户口登记簿，详细登录户主的籍贯（落户居住地）及乡贯（户主祖居地）、口数、人丁、姓别及财产（田地、房屋、车船）。此外还详明户主及丁口的籍别（即役籍，如民籍、军籍、匠籍等）[186]，其中民籍又细分为农、儒、商、医、军籍、匠籍也各有细分，类于当代的职业、工种[187]，作为摊派赋役的依据。同时登录户主乡贯，即户主祖居地。明代户口登记详情在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枣林杂俎》中有载：
偶阅密县志，具户帖式于左：一户傅本，七口。开封府钧州密县民，洪武三年入籍。原系包信县人民，男子三口，成丁二口，本身五十二岁，男丑儿二十岁。不成丁一口，次男小棒槌一岁。妇女四口，大二口，妻四十二岁，男妇二十三岁。小二口，女荆双十三岁，次女昭德九岁。事产。瓦屋三间，南北山地二顷。
在大多情况下户主的户籍地与乡贯地是一致的，据一些族谱、家谱记载，宋元明清以来，一些家族（耕读世家、商贾世家、科宦世家、儒教世家、医业世家等）长期聚居镇江，各代中也有子弟不断徙居外地他乡，而主枝屹立依旧。
明代户口控制虽严，但就全国范围来说，人口静态是相对的，人口流动是绝对的，不以封建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还在明初就有规模性的政府强制移民及军事移民，虽呈指令性的人口流动，但毕竟就有籍与贯的分离。随社会经济发展及商品流通加快，自明代中期起人口流动不断加速，开荒移民、仕宦移民、经商移民、农民破产逃亡移民日益增多。明后期社会动荡，人口流动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为适应这种变化，明政府对客居一地且时间长久的外来户允许入籍本地，称之为客籍，也称附籍、占籍，时间长了“新户”就成了“老户”。取得客籍的居住户既承担赋役摊派，其子弟也可在现籍地进学并参加科举考试，内考中举人、进士的理应是报考地的统计对象。有的进士祖上移居一地已好多代了，父祖辈即已在移居地落籍、进学、谋生，子弟取得科举功名的更与祖居地（乡贯地）没有多大关联。以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丁未科状元李春芳为例，据黄俶成考说其为北宋末抗金派大臣李纲后代。李纲祖籍邵武，祖父李庚迁至无锡，是为迁锡一世祖，李纲即是迁锡支三世祖。元末明初时后裔中的李旺一自无锡徙居应天府句容县承先乡，李旺一孙李秀（即李春芳曾祖）自句容再迁江北兴化，[188]繁衍至李春芳时已是兴化支的第四代。明进士题名碑录录李春芳是“（南）直隶兴化民籍”，又录“贯（祖籍）应天府句容”。《明史·李春芳传》也记：“李春芳，字子实，扬州兴化人。”李春芳是扬州兴化籍进士，就不能列为句容籍进士，不然进士数就多出来了。李春芳生有八子，内有一子其后迁回句容守祖墓，则迁回的这支后裔取得功名的则应算江宁府句容的了。文化史研究专家沈登苗也曾举天顺进士、宪宗朝大臣李东阳为例，李氏原籍茶陵，后代中有“以戍籍京师”者，则李东阳曾祖以下就生于北京、居于北京，赋役于北京，而非湖北茶陵。[189]李东阳的考籍在北京，是北闱举人，继中进士。
上世纪80年代王毓铨在《文史知识》上曾发表《籍·贯·籍贯》一文[190]，认为明代的籍是役籍，贯是乡贯，其解释影响了一代学人。这种解释“无意间排斥明代最基本的贯——户籍（现籍）住址，也就是说将乡贯（祖籍）取代了现籍”[191]。总之，役籍是附在户籍上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存在游离于户籍外的役籍。华东师大吴宣德在《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一著中，也认为“由于地方学校的学生以及科举的考生均以户籍所在地入试，在一般情况下，户籍所在地就是考生生活、学习的地方，所以户籍在区分考生的地区来源上显然较乡贯更能够反映考生来源地区的教育、科举等的实际情形。从这一点来说，根据户籍而不是根据乡贯来对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状况进行统计，也许更可取一些”[192]。但因受《籍·贯·籍贯》一文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的科举史研究中存在一个误导，即以古人重乡贯（祖籍）为由，而将迁居并落籍外地、甚至祖上迁籍己数代之久的进士归于“乡贯”统计中，造成与事实不符及数地同争一个举人或进士的混乱现象。
其实何独明代，人口总是在不断流动中，流动是绝对的，不流动则是相对的。籍与贯的不合一在清代更加常见，但清代进士题名碑录中除极个别外就只登录进士的户籍地，亦即进士的科举报考地，不再附录进士的乡贯地，避免了认定及统计上的混乱。如乾隆朝镇江府丹徒进士鲍之钟祖籍徽州歙县，明后期其高祖鲍科（歙县邑庠生）迁居江北仪征，明末时鲍科次子鲍大儒（鲍之钟曾祖）再由仪征迁居江南丹徒（详见第七章镇江科举家族）。鲍之钟即是迁居镇江的这支徽州鲍姓的第四代。鲍之钟的户籍、考籍为镇江府丹徒县、祖籍（乡贯）为徽州歙县。清朝进士题名碑录即录鲍之钟为江南丹徒人，鲍之钟是清代镇江府丹徒籍进士。如强调古人重乡贯而将鲍之钟列为徽州进士，不仅与事实不符，且造成混乱。
针对一个时期来的统计明代各地进士数时多沿用以乡贯（祖居地）为去取标准的做法，沈登苗曾提出明代“双籍进士”的概念，这既是研究明代移民史的重要课题，且给学界重新认识与界定明代各地进士的产出提供了契机。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双籍”中讨论的是明代群体，若把双籍用来解释具体的某个人，就没有多大意义了”[193]。附带提及，2001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的《京口文化》《严其林、程建合著》附录《今镇江地区明清进士简表》中即以进士的户籍（亦即考籍）作为统计标准。
明代进士中祖籍（乡贯）为镇江府的进士计33人，内丹徒（含府城）20人、丹阳6人、金坛7人、列表如下：
表3－3 祖籍镇江府的明代进士
续表
①明进士题名碑录及明、清《丹阳县志》均作陈以忠，清《畿辅通志》作陈以宗。
②明进士题名碑录作沈维堡，清及民国《金坛县志》均作史维堡，清《江南通志》及民国《江苏省通志稿》也作史维堡，是碑录误书。
蒋敷，字宗德，应天府江宁医籍，祖籍镇江府丹徒。明英宗正统十三年进士，三甲第2名。任职工部郎中，廉慎有作为。惜因疾早卒。
蒋敌，应天府江宁县籍，祖籍丹徒。明景帝景泰五年进士，三甲第84名。入仕，任兵科给事中。
陈以忠[194]，字木立，顺天府宛平县籍，祖籍南直隶丹阳。明宪宗成化四年北闱乡试举人，成化八年（1472）考中进士，二甲第34名。历任四川、河南参政。善文，名闻京都，吴县王鏊及丹阳汤礼敬曾从受业。明进士题名碑录录陈以忠为顺天府宛平县民籍，且未标其祖籍地。丹阳地方志书收陈以忠为丹阳进士，应从碑录。
袁阳，直隶满城军籍，祖籍镇江府丹徒。明孝宗弘治九年进士，三甲第87名。授应天府上元县令。
殷鏊，字文济，南京羽林左卫籍，祖籍丹阳。弘治十五年进士，二甲第93名。入仕授主事，迁佥事。有诗名，明丹阳隆庆县志称其“与李梦阳相唱和，少帅杨文襄公亦重其文”[195]。
戴仲纶，腾襄左卫军籍，祖籍镇江府丹徒。明武宗正德九年进士，三甲第7名。任职山东运同。
朱应奎，字仕征，锦衣卫军籍，祖籍南直隶丹阳。明世宗嘉靖二十年进士，三甲第197名。授刑部主事，迁刑部郎中。出为山东兖州知府，改江西岭北道副使。
李一阳，字长卿，锦衣卫军校籍，祖籍南直隶丹徒。明神宗万历五年进士，三甲第69名。任西安县令，惩治奸邪，以实学取才。治地好讼，他建息讼亭于署衙旁，令好讼者坐亭下熟思，讼民多愿改悔。迁南都浙江道御史，为海瑞所重。其后奉命巡视上江及凤阳粮仓，尽心尽职。补广东右参议，升任江西按察副使。所至“奖廉惩贪，贪墨吏望风解印缓去”[196]。因疾辞归，家居手不释卷，卒年七十二。
庄廷臣，南直隶武进人，祖籍金坛。万历三十八年进士，三甲第41名。碑录虽在其名下标明籍为“直隶武进”、乡贯为“直隶金坛”，但清及民国《金坛县志》均不收庄廷臣为金坛进士。同样，万历三十八年三甲126名进士庄起元乡贯（祖籍）也是金坛，但清及民国金坛志书均不收入，承认其为武进籍进士。
史维堡，字纯台，浙江仁和县民籍，祖籍镇江府金坛县。万历四十四年进士，三甲第259名。授永新知县，在任“拓文庙，置义仓，士民德之”[197]。迁顺天府通判、工部主事。
倪嘉庆，字笃之，应天府江宁民籍，祖籍丹徒。少沉思好学。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乡试中举，第二年联捷中进士，二甲32名。授户部主事。时魏忠贤乱政，他忧心国事。明思宗崇祯元年（1628年）迁兵部员外郎、车驾郎中，因刑仗王府作奸犯法之徒，被贬任浙江布政司经历。再迁南京户部主事、郎中，又因得罪奸相温体仁被除官。明亡后，出任南明政权吏部员外郎、户科给事中，因言事忤马士英被逐出朝。清兵南下后，他隐入南京棲霞山为僧，更名大然，号啸峰。撰有《五灯语录》，年七十二卒。
以上是祖籍为镇江府的明代进士。同宋代一样，明代官员任职或致仕均任便迁室移居，其中就有后来迁居镇江的名宦杨一清。杨一清，字应宁，号邃庵，景泰五年（1454年）出生于云南安宁。父杨景曾任广东化州同知，致仕后携家室徙居湖南巴陵（岳阳）。从后来杨一清考举人、进士填报的户籍看，其父迁居湖南时将户籍落在巴陵，是故也有古籍称杨家为巴陵人。杨一清少即能文，被巴陵地方视为“奇童”，推荐至京师翰林院读书，称为翰林秀才，与李东阳同出师门。成化四年（1468年）考中北闱乡试举人，时年十五；成化八年（1472年），十九岁的杨一清考中吴宽榜进士，列三甲第95名。[198]第二年父杨景去世，据《明史》记“父丧葬丹徒，遂家焉”，这与北宋苏颂葬父苏绅于丹徒而移家京口情形一样。
杨一清历仕成化（宪宗）、弘治（孝宗）、正德（武宗）、嘉靖（世宗）四朝，主要政绩有三：一是成化、弘治两朝在地方及中央任职有绩，先后担任陕西督学、太常寺少卿、左副都御史、巡抚陕西等职，尤其在陕长期督理马政，打击奸商，取缔非法易马市场，迅速改变政府无马可收的状况。又整顿军纪，打退塞外蒙古游骑的侵犯。二是武宗正德朝前期与张永联手设计铲除作恶多端的刘瑾宦官集团，成为明中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三是两次入阁襄理国事，一次在正德十年至十一年，第二次在嘉靖五年至八年，任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199]为缓和社会矛盾及统治阶层内部矛盾作出一些努力。正德朝后期因武宗又重用钱宁、江彬等新进小人，杨一清“力请骸骨归”，回镇江家居。正德十五年（1520年）闰八月，武宗南巡返程途中特来镇江，杨一清设宴于家中茂祉堂，并规谏武宗不作江浙行。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杨一清复出入阁，参预机要前后四年，因遭嘉靖心腹张璁、桂萼及其党羽霍韬等攻击与构陷，于嘉靖八年（1529年）被削职还乡。时年纪已大，因愤生疾，于第二年去世。数年后始被追赠太保、谥文襄。《明史》称其“于时政最通练，而性阔大，爱乐贤士大夫，与共功名”，并誉其才“一时无两，或比之姚崇云”。
杨一清宅第在镇江府城内钱家山下，宅南有别业待隐园。[200]
【注释】
[1]《明史·太祖本纪一》。
[2]《明史·地理志一》。
[3]详见明徽商黄汴撰《天下水陆路程》，杨正泰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4]如《醒世恒言》卷三十六《蔡瑞虹忍辱报仇》、《喻世明言》卷二十三《张舜美灯霄得丽女》、《警世通言》卷二十八《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5]笔者据《明史》地理志及《清史稿》地理志统计，明代在各地设府190、直隶州19，清代在各地设府221、直隶州71、直隶厅41。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发表在《中国文化史研究》1999年第4卷。
[6]《明史·选举志一》。
[7]《明史·选举志一》。
[8]《明会要》卷二十五。
[9]《明会要》卷二十五。
[10]《明史·选举志一》。
[11]《明史·太祖本纪三》。
[12]《明史·太祖本纪三》。
[13]《明史·选举志二》。
[14]《明史·选举志二》。
[15]《明仁宗实录》卷九（下）。
[16]《明史·选举志二》。
[17]余英时就认为明清进士考试分南、北、中卷，或分省录取，大体沿续司马光“逐路取人”的做法，表明地区统合在科举制度中占据有枢纽位置，有利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与沟通。详见余著《中国文化史通释》。
[18]明代进士统计数字不一：何炳棣统计为24594人，范金民统计为24866人，沈登苗统计为24814人，萧源锦统计为24610人，吴宣德统计为24878人。学界多数定为24800余人，与明朝进士题名碑录数基本相合。
[19]是科三月殿试录取的51人全为南方人，明太祖于六月重试，所录61人全为北方人，史称南北榜。是故丁丑科张榜两次，总计明代张榜90次。
[20]《明史·选举志三》。
[21]《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九。
[22]《明史·选举志三》。
[23]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
[24]〔明〕过庭训纂《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二十九。
[25]〔明〕过庭训纂《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二十九。
[26]〔明〕过庭训纂《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二十九。
[27]清康熙朝大学士张玉书为京口张氏十一世，其三世嫡祖张昇是张德胞弟，张德是张玉书的三世伯祖，详见本书第七章《镇江科举家族》。
[28]《明史·选举志一》。
[29]《明史·选举志一》。
[30]《明史·选举志一》。
[31]《明史·选举志一》。
[32]《明史·虞谦传》。
[33]〔明〕过庭训纂《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二十九。
[34]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
[35]见《明史·职官志四》。
[36]《明史·选举志一》。
[37]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七。
[38]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
[39]〔明〕过庭训纂《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二十九。
[40]《明史·唐侃传》。
[41]光绪《丹徒县志》作“字我箴”，今从《镇江府志》。
[42]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
[43]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
[44]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
[45]《千顷堂书目》作盛祥，误。盛祥另有其人。
[46]清《江南通志》、乾隆《镇江府志》均作盛思民，碑录作盛思明。
[47]因此科碑毁名缺，《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于各省地方志书中补充若干进士名，内有邹英。今检阅清《江南通志》选举志，内有邹英名，金坛人。光绪《金坛县志》则列邹英为洪武三十年（1397年）进士或误。
[48]乾隆《镇江府志》卷十二九记：任有常，丹徒人，累官至湖广按察司副使，洪武二十一年戊辰科进士。
[49]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名臣下》。
[50]〔明〕过庭训纂《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二十九。
[51]乾隆《镇江府志》载：“盛祥，字天瑞，丹徒人，洪武十六年举进士”，应是误书。
[52]光绪《丹阳县志》卷十七《名臣》。
[53]隆庆《丹阳县志》卷七《贤俊》。
[54]隆庆《丹阳县志》卷七《贤俊》。
[55]《明仁宗实录》卷九。
[56]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名臣》。
[57]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名臣》。
[58]光绪《丹徒县志》卷二十七《宦绩》。
[59]光绪《丹徒县志》卷二十六《名贤二》。
[60]乾隆府志记吉惠为天顺九年进士，实误。天顺朝前后八年，无天顺九年年号。
[61]〔明〕过庭训纂《本朝京省人物考》记费訚“成化五年礼部试第一”，〔明〕张弘道、张凝道《皇明三元考》也记成化五年己丑科“会元费訚”。
[62]〔明〕张弘道、张凝道《皇明三元考》卷七。
[63]万历《丹徒县志》卷四。
[64]光绪《丹徒县志》卷三十三《文苑一》。
[65]万历《丹徒县志》卷四。
[66]〔明〕过庭训纂《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二十九。
[67]万历《丹徒县志》卷四。
[68]光绪《金坛县志》卷九。
[69]光绪《丹徒县志》据杨一清撰写的《杨君墓志》，称杨纶先为丹阳人，后“由丹阳徙丹徒”。而明朝进士题名碑录及清《江南通志》均记杨纶为丹阳人，则杨纶考籍在丹阳无疑。杨纶或考中进士后徙家丹徒，或徙家而未迁籍。
[70]《明史·武宗本纪》。
[71]《明史·毛纪传》。
[72]雷礼《国朝历卿记》卷十二，台北文海出版社。
[73]雷礼《国朝历卿记》卷十二，台北文海出版社。
[74]李东阳《京口靳氏祠堂记》，乾隆《镇江府志》卷四十六。
[75]雷礼《国朝历卿记》卷十二，台北文海出版社。
[76]〔明〕过庭训《本朝京省人物考》段敏作叚敏，又记为天顺丁丑（1457年）进士，均误。段敏是明孝宗弘治三年进士。
[77]隆庆《丹阳县志》记汤礼敬字启明，而《明史》及光绪《丹阳县志》均记“字仁甫”。
[78]《明史·汤礼敬传》。
[79]光绪《金坛县志》卷九。
[80]光绪《丹徒县志》卷三十三。
[81]会试三年一科，正德十五年（1520年）会试举行后，未及殿试即武宗南巡。本科殿试延至第二年举行。
[82]清《江南通志》选举志于此榜列丹徒有二：一为唐鹏，一为王潮。查明朝进士题名碑录，王潮为武功中卫军籍，其祖籍为丹徒。
[83]见清《江南通志》卷一百六十三《儒林》。
[84]见光绪《丹阳县志》卷三十五《书籍》。
[85]光绪《丹徒县志》卷三十二《儒林》。
[86]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
[87]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
[88]〔明〕过庭训纂《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二十九。
[89]参见本书第七章《镇江科举家族》。
[90]万历《丹徒县志》坊市附街巷、坊牌条中载有御史吴淮在镇江府虎踞门外，建有“亚元、进士二坊”，其亚元坊即指吴淮曾考中应天乡试举人第2名。
[91]光绪《黄州府志》卷三十三。
[92]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
[93]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
[94]宣统《招隐山志》卷四。
[95]《明史·陈束传》。
[96]〔明〕过庭训纂《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二十九。
[97]隆庆《丹阳县志》卷一《贤俊》。
[98]光绪《丹徒县志》卷二十六《名贤》。
[99]《京口草苍茅氏宗谱》卷七（民国六年重修本）。又谱记“生卒缺”。参见本书第七章。
[100]清《江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三《宦绩五》。
[101]《明史·王晔传》。
[102]《明史·王晔传》。
[103]光绪《丹阳县志》卷十七。
[104]《明史·王樵传》。
[105]〔明〕张弘道、张凝道《皇明三元考》记曹大章：“会元曹大章，……廷试一甲第二名，授编修。”
[106]光绪《金坛县志》卷九。
[107]〔明〕过庭训纂《本朝京省人物考》撰有姜宝传，称“嘉靖癸丑会试第二人，选入翰林”。
[108]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
[109]《明史·姜士昌传》附记。
[110]〔明〕过庭训纂《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二十九。
[111]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
[112]光绪《丹阳县志》卷十七。
[113]清《江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三。
[114]光绪《丹徒县志》卷二十六。
[115]丹阳荆氏族谱称荆光裕考中进士后，被“授户部考功司郎中”。而乾隆《镇江府志》则记荆光裕及第后被“授南京刑部主事，转郎中，改吏部考功司（郎中）”。当以乾隆府志记为确。
[116]清《江南通志》选举志列此科镇江府进士有4人，除刘际可、王键外，还列有李一阳（镇江）和浦卿（丹徒）。查明朝进士题名碑录，李一阳为锦衣卫军校籍，祖籍丹徒；浦卿为锦衣卫籍，祖籍丹徒。参见本章第四节。
[117]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
[118]光绪《丹阳县志》卷十七。
[119]《明史·姜士昌传》。
[120]乾隆《镇江府志》记汤日昭，字见弦；而光绪《丹阳县志》载，汤日昭，字子德。
[121]光绪《丹徒县志》卷二十七引李一阳《茅公墓志》。
[122]《明史·于孔兼传》。
[123]《明史·于玉立传》。
[124]〔明〕过庭训纂《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二十九。
[125]本科三甲进士，《碑录》称为275名，未尾又注275人后尚有6人名，实刻三甲数281人。
[126]光绪《丹阳县志》卷十七。
[127]《明史·姜志礼传》。
[128]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八。
[129]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
[130]光绪《金坛县志》卷九《儒林》。
[131]光绪《丹阳县志》卷三十五《书籍》。
[132]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
[133]《明史·华钰传》。
[134]《明史》与乾隆《镇江府志》均记华钰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被释。《明史》称“家居四年卒”，而乾隆府志则称“归丹徒，又二年卒”，此从《明史》之载。
[135]清《江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三。
[136]光绪《丹阳县志》卷二十。
[137]丹阳《荆氏族谱》称字鸣宝。
[138]丹阳《荆氏族谱》称荆之琦任兵部东嘉司郎中，未知何据。
[139]清《江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三。
[140]宣统《开沙志》上卷《贤达》：“李尉，字豹天，居（开沙）王庄李园。少孤，锐志读书，一目数行下。……”
[141]明进士题名碑录中的榜名为贺烺，而府县志均列名贺世寿。乾隆《镇江府志》称：“初名烺，以避皇子讳，改名。”
[142]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
[143]进士题名碑录作叚镤，金坛志书均作段镤。
[144]清《江南通志》卷一百五十四。
[145]清《江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三。
[146]光绪《金坛县志》卷八。
[147]徐鼒《小腆纪年》卷四。
[148]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
[149]清《江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三。
[150]光绪《丹阳县志》卷十七。
[151]清《江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三。
[152]光绪《丹徒县志》卷二十六。
[153]明代科考三年一试，崇祯十三年庚辰科后应是十六年癸未科。但明政府在农民军及清军的双重打击下，干部损失严重，急需补充人才，特于崇祯十五年加开会试一科，不分一、二、三甲，共取进士263人。
[154]一作仲御。
[155]《明史·周镳传》。
[156]光绪《丹阳县志》卷二十一。
[157]光绪《丹阳县志》卷三十五。
[158]崇祯四年辛未科录取镇江进士12人，排第一；崇祯元年戊辰科录取镇江府进士8人，排第二；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天启五年乙丑科、崇祯七年甲戌科、崇祯十五年壬午科、崇祯十六年癸未科各录取6人，并列第三。
[159]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
[160]榜名及乾隆《镇江府志》均名葛枢，而清《丹阳县志》则名诸葛枢，此从榜名。
[161]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
[162]光绪《重修金坛县志》卷九。
[163]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
[164]清朝进士题名碑录作贺儒珍，光绪《丹阳县志》作贺儒修。
[165]清《江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三。
[166]光绪《丹阳县志》卷十九。
[167]光绪《重修金坛县志》卷九。
[168]光绪《重修金坛县志》卷九。
[169]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
[170]光绪《丹阳县志》卷二十一《忠节》。
[171]《明史·邓藩锡传》。
[172]进士题名碑录及乾隆《镇江府志》均载殷宜中为崇祯七年进士，而光绪《丹徒县志》漏载。
[173]《明史·周延儒传》。
[174]进士题名碑录名叚冠，清及民国所修两部金坛县志均作段冠，现从清代县志所载。
[175]清《江南通志》卷一百六十六。
[176]光绪《重修金坛县志》卷九。
[177]嘉庆《丹徒县志》卷二十二。
[178]此科也称选贡，即选出贡士。按明清科举制度，会试考中者，均称贡士。此科改为加科，又未进行殿试，是故称为选贡。据《小腆纪传》记：“惇请援例谒文庙行释菜礼，并立石太学题名”，诏所请。
[179]徐鼒《小腆纪传》卷五十六。
[180]光绪《金坛县志》卷九《方伎》附。
[181]光绪《丹阳县志》卷十七。
[182]光绪《丹阳县志》卷十七。
[183]南明弘光政权对投降李自成的大明官员定罪六等，周钟被定为二等罪（候斩）。
[184]光绪《丹阳县志》卷二十、卷三十五。
[185]光绪《金坛县志》作江潢，此从进士题名碑录为温璜。
[186]朱保炯、谢沛霖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编例中曾作说明：“明朝进士，籍贯有户籍、乡贯之分”，户籍即户口所在地，乡贯即祖居地。又编制明代户籍分类表，籍别大类有民籍、军籍、匠籍、灶盐籍、官籍、站（驿站）籍等，实即职业身份。
[187]除民籍含农、儒、商、医、阴阳外，军籍中又有弓兵籍、力士籍、军校籍等，站籍又有驿站、水站、马站籍等。
[188]黄俶成《明代小说史上的三个李春芳》，载《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三、四期。参见本书第六章。
[189]沈登苗《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历史地理》第20辑，2004年。
[190]载《文史知识》（中华书局出版）1988年第2期。
[191]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第一部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192]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第一部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193]沈登苗复严其林的讨论信件，2005年8月8日。
[194]明进士题名碑录及丹阳志书作陈以忠，清《畿辅通志》作陈以宗。
[195]隆庆《丹阳县志》卷六。
[196]嘉庆《丹徒县志》卷二十《名臣》。
[197]光绪《金坛县志》卷八。
[198]明进士题名碑录载（碑名为杨清），户籍亦即考籍为“湖广巴陵民籍”，祖籍“云南安宁州”，是知杨一清是湖广巴陵进士。又明人雷礼撰《国朝列卿记》称：“杨一清，字应宁，云南安宁州人，湖广岳州巴陵县籍，后占籍镇江府丹徒。”这同《明史》记载一致，即考中进士后才迁居并落籍丹徒的。
[199]《明史》卷一百零九、一百十《宰辅年表》。
[200]清杨棨《京口山水志》卷四钱家山条：“杨一清宅在山（钱家山）下，宅南有别业，名待隐园。”其宅址在今市区观音桥巷一带。明时杨一清宅与武宗朝另一大学士靳贵宅相近，靳贵宅在杨一清宅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