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胪、刻碑、建坊、重宴、重游
“一士登科甲，九族光彩新”[36]，科举制度确立后，金榜题名成为无数士子梦寐以求的人生快事。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记：“旧传有诗四句，夸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好事者续以失意四句云：‘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此二诗，可喜可悲之状极矣。”[37]进士及部分举人、监贡生进入仕途，就从被统治者万民大众行列转身进入统治者行列，就此脱离士农工商之“士”的阶层，成为被羡慕的“人上人”。即便因故未能从政，也因是有功名之人，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及种种优厚待遇而不类于平头百姓。
明清两朝，经童试考上生员（秀才）是跨进绅士阶层的第一步。秀才俗称相公，穿青衫，戴方巾，着皂靴，一见即知为入学读书之人。生员虽列为士农工商之首，但仍未脱离平民行列。秀才经乡试考中举人，即是取得正式功名，内中少数人在明代经吏部诠选，在清代经吏部大挑，可出任地方助理官员，或州、县学教官。举人触犯刑律必先经省级学政革去功名才能审理。“旧举人会试，每名盘缠银贰拾肆两，府、县饯待酒席，各银叁两，共银叁拾两”[38]，雅称“公车”赴试。进士则是官绅阶层中的正式成员。齐如山在《中国的科名》中说得畅晓明白：“社会中崇拜进士，自然又比举人高得多，乡间有两句谚语曰：‘有空筒的举人，没有空筒的进士。’因为中了举人之后，倘无前边所谈的出路，则永远是一个举人而已，而进士则无不授职者。乡间人也知道，所有进士都是官员，所以更为崇拜，凡说到进士某人，则无不加老爷二字，绝对没有人只说进士者。就以报喜一层来论，进了秀才，到各亲友家报喜，亲友欢迎的固然很多，但不欢迎者亦不少，此无他，因需花费赏钱，且每次每县总有二三十位秀才，亦不新鲜也。进士则不然，几个县境之内，不见得有一个进士，且中了进士都要做官，所以大家特别重视，有许多人来要报条；其实是极稀松的亲戚，平日并不来往，可是他为此可以特别地来，嘱咐了又嘱咐，非给他家一个报条不可，而且到时赏钱还一定多给，并且把报条贴在门口，还要时时刻刻留神，怕有人给撕坏，请看这种情形，就知道他崇拜进士的心理了。”[39]
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在宫门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一牢笼志士之法自唐至清被封建最高统治者视为独特的法宝，不遗余力地宣扬与褒奖。传胪、刻碑、建坊、同年录、重游泮水与重赴鹿鸣等均成为及第士子一生难忘的荣耀，也是无数学子们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
清代自乾隆朝大比之年殿试结束后，例有传胪（也称唱胪）典礼。传胪又有小传胪和大传胪，例于四月（清初会试定二月，后改三月，殿试四月）二十四日由读卷大臣进呈前10本，清帝于是日晨御养心殿西暖阁，欲定前10名（一甲3名及二甲前7名）次序，并召之引见，谓之小传胪。第二天则举行大传胪仪式，地点在太和殿。二十五日这天，清帝开座太和殿，鸣鞭奏乐，新进士就位。一甲3名新进士（状元、榜眼、探花）例均唱名三次，出列跪见；二甲、三甲新进士则唱名一次，不引出列。礼仪结束后，清帝还宫，礼部尚书令出黄伞、鼓吹，递榜张贴（长安街）。二十六日于礼部赐恩荣宴：
清制，传胪翌日于礼部赐新进士宴，曰恩荣宴。是制仿于唐之曲江会。宋曰闻喜宴，……清代因之。恩荣宴之日，读卷大臣、銮仪卫使、礼部尚书、侍郎，以及受卷、弥封、收掌、监试、护军、参领、填榜、印卷、供给、鸣赞各官咸于宴，乐用棫朴诗五章。钦命内大臣一人为主席。司官朝服设席，按定各官制排列，主席大臣以次每员一席，受卷以下各官二员一席，状元一席，榜眼、探花一席，余进士四人一席。主席大臣各官集金水桥，诸进士集礼部。……宴毕，谢恩而去。[40]
传胪仪式一直实行到清末，但自晚清同、光时起程式、规制俱已从简，无复盛清时景象。据清代末科探花商衍鎏回亿，新进士一甲3名还受到京师顺天府尹的庆贺安排，礼仪毕，鼓乐彩旗，送归所在省之会馆。《清稗类钞》也载有胪唱一事，称“进士及第有胪唱，胪凡五唱，第一甲第一名某，第二名某，第三名某；二甲第一名某等；三甲第一名某等，其声凝劲以长。是日，榜眼、探花送状元归弟，探花送榜眼归弟，探花自归第，无人送”[41]。此所说与商衍鎏所忆大体相同，只是详略不一，细节亦有出入，但新进士传胪仪式应是隆重的。
新进士及第后，例由礼部具题，工部例支建碑银交京师国子监立石，置于太学内。进士题名由来已久，初始于唐，唐代新进士考中后题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雁塔题名。其后宋至清皆建碑立于国子监，用以保存录取名录及籍贯。今存最早的进士题名碑是元朝的，惜已不全，仅存少量几块，明清两朝各科题名碑（碑文及拓片）则基本保存。[42]除题名碑外，同一科及第士子则自编有乡试录或会试同年录，类似于后世的同学通讯录，区别在于通讯录是同校同一个班的，而同年录则是一科被录取的不同籍贯者。今镇江图书馆就藏有代管的原绍宗藏书楼所藏此类名录数件，如道光庚戌（道光三十年，即1850年）会试同年录。此科共录进士212人，内有镇江府丹徒籍二甲进士丁绍周（丁传靖叔祖父，殿试后考选庶吉士，后仕至浙江学政）。此科进士除编有同年录外，另编有《道光三十年庚戌科会试官职表》。
除会试同年录外，绍宗藏书楼还藏有乡试（举人）等同年录，如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1897年）江南武乡试题名录、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乡试十八省同年录及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1897年）乡榜拔贡旅京同年一览表等。编发同年录之类除纪念意义外，更多是为了日后相互照顾及请托，方便互通声气。这类风气唐宋即有，明清更甚。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就指出：
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是为“姻谊”。这么多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终身不渝。[43]
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科举取士来巩固和加强统治秩序的措施中，各地矗建的科举牌坊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坊是古代城市中街巷的通称，又称里坊。早在唐时都市城墙内由笔直街道分隔开的方块居民聚住区称做里坊，是为街坊前身。明清时随商品经济发展及城市人口增多，街坊由过去的整齐方块变成形状及大小有别的居民聚居区。坊内有巷，俗称坊巷。封建政府（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为表彰忠孝节义，常于坊口、街口矗建牌坊，如功德坊、节孝坊等，用石料或木料建成，所谓“坊表之建，所以示旌劝”[44]。牌坊建筑在宋元已有记载，通过旌表忠臣、孝子、节妇来强化封建伦理道德。如清初顺治曾下旨旌表一批因将士阵亡而自杀殉夫的眷属：“千总朱国勋妻刘氏、把总郭子章妻邓氏、潘洪图妻董氏（及）妾孙氏、左营书吏周师武妻孙氏、护军崔文斗妻赵氏……，俱因夫亡自缢，各给银建坊如例。”[45]明清时除表彰孝子、节妇外、还建有彰显功名的进士举人牌坊，称之为科第牌坊。科第牌坊以明代最盛，明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曾下旨为此科（戊辰科）会试状元任享泰建状元坊：“洪武戊辰科会试，以苏伯衡及李叔荆为考试官，得京闱新解首施显为第一。……及取状元，乃监生任享泰也。圣祖宠遇特隆，有旨命有司建状元坊以旌之。圣旨建坊自此始也。”[46]明成化进士陆容则记科第牌坊始于明前期宣德年间：“今旌表孝子节妇及进士举人，有司树坊牌于期其门以示激劝，即古者旌别里居遗意也。开国初惟有孝行、节烈牌坊，宣德、正统间始有为进士举人立者，亦惟初登者有之，仕至显宦则无矣。天顺以来，各处始有冢宰、司徒、都宪等名，然皆有司之意。”[47]
据明万历《丹徒县志》所载，洪武至万历初两百余年间，丹徒县（并镇江府城）先后建有科举牌坊70余座，内进士牌坊30多座，举人牌坊40多座，真实反映了明代城镇政治风貌，是为科举社会一景。现据明万历《丹徒县志》所载，表列丹徒县（并府城）科第牌坊（进士牌坊、举人牌坊）如下：
表8－3 明代丹徒（并府城）进士牌坊[48]
②双凤坊所立者为蒋敷、蒋敌兄弟，其户籍为应天府江宁医籍，祖籍丹徒，此坊建在蒋敷、蒋敌祖居地。又，双凤坊后注：“以上并废。”是知至明后期部分已废圮。
③杨纶为南直隶丹阳匠籍，是此坊建在镇江府城内。
④明朝进士题名碑录载杨一清为湖广巴陵民籍，祖籍是云南安宁州。杨一清后移居南直隶丹徒。
续表
①于叶为南直隶金坛军籍，此坊建在府城内。
②曹大章为金坛籍人，姜宝为丹阳籍人，夏儒为丹徒籍人，均为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士，是为同年，共建坊于府城内。
表8－4 明代丹徒举人牌坊
③万历《丹徒县志》在亚元坊后注：“以上并废。”
④丁宁是丹徒开沙人，此坊建在城内，见崇祯《开沙志》，两志所记正合。
续表
建树坊牌除个别因皇帝特旨中央户部拨银外，大多由各地政府在赋役中摊银支出，据康熙《镇江府志》所载，清前期新中进士每名行贺酒席、坊牌等银124两，新中式举人每名坊牌银100两，新科武进士每名坊牌银50两。
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强化封建统治秩序，还在各科考层次上举办纪念性的聚会，如重游泮水与重赴鹿鸣。泮即泮宫，原为古代诸侯举行射礼之地，后来用指官立学校。是故旧称入学为入泮。泮水即泮宫之水，泮宫“东西南方有池，形如半壁。以其半于辟雍，故称泮水”[49]。重游泮水是指学校生员重进学宫，重温当年入学的喜悦。鹿鸣则是省级层次（乡试）的周甲纪念活动，邀请届临周甲（六十年）举人赴省，与新科举人一同参加录取后的宴集（鹿鸣宴），重温当年参加乡试，获取举人功名的喜悦。本章前节已述，清代学子考取生员、入泮读书一般在十七、八岁至二十岁上下，考中举人一般在三十岁左右，而考中进士一般在四十岁左右，其中约有四分之一约为三十岁的联捷进士。若以二十八、九岁考中举人算，经六十周年，则重赴鹿鸣宴也要八十八、九的高龄了。清代人寿限常见为六十岁左右，活到六十多岁叫年过花甲，致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之说。是故能参加重赴鹿鸣宴的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实是少之又少。光绪《丹徒县志》选举志中列有举人徐彬。徐彬字秀亭，丹徒人，京师太学生，于乾隆四十三年（1777年）考中北闱顺天乡试举人，年仅十九岁，如此年轻举子当时实属少见。未久即以举人考选教职，先后任江南靖江、句容县学教谕，娶京口著名诗人鲍皋小女鲍之芬为妻。[50]继迁升直隶故城、河间知县。所至爱民如子，施政有绩。后因朝廷政争受牵，被劾去官。晚年出任顺天通州书院山长，为诸生仰范。道光十七年（1837年），徐彬以七十九岁高龄受邀参加北闱的重宴鹿鸣活动，八十五岁时病逝。清末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丹徒韩弼元参加南闱的重宴鹿鸣活动。韩弼元（晚号良叟）生于道光二年（1822年），二十三年（1843年）中举，咸丰二年（1852年）继中进士（见第四章）。及第后任职于刑部，后因不愿违心断案愤而辞归。曾国藩、周文勤等先后邀他入幕，被婉辞未就。晚年主讲梅花书院。他二十二岁中举，八十二岁（1903年）时重宴鹿鸣，两年后去世。[51]相对于举人（包括先举子后进士）参加重宴活动，则诸生员（秀才）参加重游泮水的人就要多得多（举人、进士也是从生员阶梯逐级而上的，也可参加重游活动，但相对于生员是少数），兹从清代及民国旧志等所载，表列丹徒县参加者名录如下：
表8－5 丹徒县（并府城）重游泮水的举子
①此表中重游泮水年龄均为虚岁，或有个别遗漏。
茅元辂，字翊衢，号三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举人。幼即聪颖善读，少与兄茅元铭（乾隆进士）相互切磋。兄在外宦游二十余年，元辂则静心主家。其工诗，兼通声曲。家有藏书，好学不已。时又放迹山水，兴尽返归。善撰联语，“凡庙宇名山及持赠寿丧各楹贴，皆可传可诵”[52]。年八十余卒，有《香草堂诗集》。其兄茅元铭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进士；仕至广东学政。茅元铭、茅元辂兄弟世居镇江府城西门外，与府城内草巷茅氏非为同宗。陈宗联，字萃园，贡生。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入泮，曾客居广陵，晚归丹徒，曾创立瓜洲救生会。道光二十年（1840年）重游泮水，时年七十八岁。李文荣，字冠仙，丹徒廪贡生。后从王月湖游医，得其传授，遂以医名远近。道光三十年（1850年）重游泮水，时年七十九岁。茅桐，字伯纯，丹徒廪监生。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入学，光绪二年（1876年）重游泮水。其“工书善画，竹石苍秀古逸，自成一家”[53]。丁绍德，字懋斋，丹徒附贡生，京口丁世二十六世（参见第七章）。父丁兆勋，继父丁兆熊。道光十六年（1836年）入学，廪贡生。选授宿迁县学教谕，教学有方，并协查地方灾情，助赈有力，受到嘉奖。咸丰末升任浙江候补知县，被浙人称为廉吏[54]。年老归里后热心于地方慈善事业。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重游泮水，时年八十二岁。曹丙荣，字树人，丹徒岁贡生，道光十六年（1836）入学。为人好学，曾注四子书，引证精确，士林重之。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重游泮水，年八十七卒，有《耕心书屋文钞》。其他参加重游泮水活动的丹徒士子，如柳兴恩（道光举人）、李承霖（道光进士）、韩弼元（咸丰进士）等在前章（参见第四章、第七章）中均有叙述，不再赘举。[55]
据清光绪《丹阳县志》及民国《丹阳县续志》所载，丹阳参加过重游泮水活动的有十数人，如吉钟颖、周开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参加重游活动，胡景垣、吉觐光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参加重游活动，何维训于同治四年（1865年）参加重游活动，管蕴琴于光绪三年（1877年）参加重游活动，徐锡麟、周廷琦于光绪八年（1882年）参加重游活动。其他如甘烺参加光绪九年（1883年）、林澄参加光绪十年（1884年）、姜璘参加光绪十八年（1892年）、孙铭参加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吕鳌参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重游泮水活动。
有清一代，无论是有幸参加重宴鹿鸣，或是有幸参加重游泮水活动，各参加者的感受是不同的，酸甜苦辣其味自知。组织这类活动无非强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科举等级意识。那些考上举人、进士的，或是一生未能获得正式功名而始终只有府、县学生员（秀才）资历的，都以能获邀参加重游、重宴活动为荣，反映出广大士人根深蒂固的科举情结，同时又以在耄耋之年能重温旧梦而倍感庆幸。清末宣布废除科举之举，也曾使一大批老童生、老秀才如丧考妣。柳诒徵亲历所见曾予揭露：“诒徵睹江乡诸老先生与先生（指茅以昇祖父茅谦）同时遨游颉顽者，或授徒数十年，名不越里闬，终岁啖脱粟不得饱；或以文章名场屋，会科举贴制废，幽忧焦萃以没；或仕宦少达而颠仆穷窘，不能至老、寿老，寿而子若孙又碌碌不克自振于时者，比比也。”[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