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寒窗苦读生涯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取士为封建社会各阶层群体提供了一条上升的垂真流通渠道。各个阶层子弟不分贵贱，只要有条件并能考进学校读书，获得生员（秀才）资格，即被视为士农工商中的士，内中成绩好的科举生员获准参加三年一次选拔举人的乡试。考中者称举人，即被承认获得了正式功名，可参加三年一次的选拔进士的会试，不愿再赴会试的也可在一定年限后经选考出任州县级的教职人员。考中进士则可在中央部门或地方上担任行政职务。据计，明中叶生员（秀才）数有三十多万，至明末约为五十万；明代举人数约为八万，进士数二万四千余人。[11]而明后期全国人口为一亿七千多万。[12]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在名著《万历十五年》中则说：
文官绝大多数由科举出身。最低级的考试合格者称为生员；生员应三年一度的乡试，合格者称为举人，举人参加北京的会试、殿试，合格者称为进士。举人得授九品官职，进士得授七品官职。此外尚有监生、贡生等名称，也都可以经过一定的途径得到官职。总之，科举制度以各种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考来考去，全国的读书人被网罗，而应试的总数当在百万以上，其中文理通达的即可由此而登仕途。[13]
这种不问出身，不计贫富，只凭成绩优劣而决定进退的科考制度，向社会各阶层提供了通过竟争而上升的通道。虽然世家子弟或富室子弟可凭借家庭乃至家庭资源延请名师精心指导，并因有充裕的物质供给而一心无二用，但考生天资、素质及勤奋程度却因人而异，各不一样。前章已述，明中叶南直隶丹阳军籍汤礼敬自幼家贫，不能入学，受雇为云阳驿站驿丞的书僮。但他利用工余，夜夜苦读，寒暑不懈，为驿丞所赏识并被助之入学。汤礼敬后考中宪宗成化举人，继中孝宗朝弘治进士，仕至刑科给事中（参见第三章）。清前期金坛人冯标父祖“力田起家”，即父祖是从事耕作的农民，而冯标又“自幼失母”，但他勤奋读书，锐意进取，后来考中顺治九年（1652年）进士。金坛人王澍“家贫无师，刻自钻研”[14]即幼时因贫困不能延师，全凭刻苦自研成才。甫成年以选贡生入太学。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考中进士，在户部任职。雍正朝时迁户部员外郎。王澍“望重词垣，书法尤冠一时，学识深邃，……粹然为学者宗”[15]。像明代汤礼敬、清代王澍这类原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生，经过不懈努力，经科考走上仕途的各地都有。虽然科考制度同样会受到这样或那样因素的干扰，[16]有时也会因最高统治者的意愿偶而出现一、二特例（如赐进士），但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却是一以贯之的。有的学子虽出身于地方世家，甚或有相当政治背景，但在科考道上却行走不顺畅而最终选择放弃。如清前期镇江何氏医家子弟何金琇（号崇源）是康熙朝大学士张玉书母何氏的小弟，在校学业优异，“有声庠序”，但因屡试不得志，决定放弃举子业，仍重拾祖业，“究心先世岐黄之学”，治病救人，被地方官府列为乡饮大宾，同样列入绅士阶层。张玉书曾撰有《崇源母舅像赞》，颂其医德、医绩。
与明代相较，清代科考录取难度还要大于明朝。因战争破坏，清初人口总数略低于明代后期。其后经康、乾一百余年“盛世”繁衍，至清中叶全国人口迅速增加到了三亿多。“仅1799至1850年时期人口就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六，所以在十九世纪中叶大叛乱爆发的前夕，人口已达四亿三千万左右。”[17]人口压力影响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不可避免影响到科举考试领域：
不论是政府公职的法定数额，也不论是科举的名额，都没有按照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增长。虽然在某些地区进士的分配名额有所增加，但比起整个十八世纪增长的人口数来说，进士及其以下功名的总数实际上是显著下降了。乾隆时代的进士名额在绝对数字上已有所减少，生员名额则是稳定的。甚至从前不受数量限制的童生，在十八世纪末也受到了限制。[18]
总之，无论明清科举道路虽然畅通，但竞争相当残酷。对绝大多数学子来说在求仕道路上虽经奋发却不见得就能有所作为，虽皓首穷经而不能伸志，至于折戟沉沙而抱撼终生，以至抑郁而没者比比皆是，书不胜书。明嘉靖时丹徒人茅治，少时“英隽异人，淹通经传，辩古今之得失，论人品之高下，吐纳风流”[19]，为地方士林翘楚。但命运不济，“率常屈其侪伍，惜以诸生老”，到头还只是一名生员（秀才）。一生宏愿却落在了儿子身上，其长子茅崇本后来考中万历朝进士。这个结局在科举时代应算是幸运的。茅崇本堂兄（茅治侄）茅崇采也是镇江府学生员，“丰姿隽逸，朗朗如玉山照人，下闱十余次，皆不获售”[20]即连考三十多年未能中举，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才以选贡生身份考授县丞，时年已老，负气未就。明代如此，清代更甚。清乾嘉时人张成璧在二十岁时成为丹徒县学生员（秀才），二十三岁考中江南乡试副榜，可谓春风得意。但自后不顺，连考十五年才在三十八岁时考中乡试举人，取得正式功名，已是人过中年了。继连续三次“公车”赴京参加会试，名落孙山，时年近五十，就此打住。比起其他学子，张成璧总算有了举人功名及候补知县衔，应还算幸运的。更多的却是折戟沉沙，一生中只在备考应试中度过，碌碌无为，或是含恨而终。清中叶丹徒学子茅菇“困于诸生，家渐落”，仍寄希望有朝一日能伸大志，出人头地。结果“再试不遇，穷愁抑郁”，含恨辞世。同是清代的镇江学子张宗柟因多次应试名落孙山，精神受到强烈刺激，忽成疯癫，医治无效，成了真正的范进式人物，可悲可叹。晚清著名经学家、丹徒柳兴恩之弟柳亢宗，字子能，少即入学为廪生，工于举业，在众亲友眼中是个日后能成大器之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是乡试年，科考条例规定必须经省学政主持的院试合格者（即科举生员）才有资格参加乡试。而此次院试因故排在乡试前一日举行，两试考题不一样，侧重不同。柳亢宗急于在院试中考优，又须兼顾乡试的备考，用功过度兼以焦虑过重，忽于这年七月（乡试定九月）呕血而亡，成了科举制度的又一个牺牲品。
除金榜题名、入仕做官的诱惑外，学子们的坚忍与执著还缘于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压力。镇江望族丁氏后裔丁兆勋是清中叶嘉道时人，天资颖敏，作文有奇气，但考场不得志，后弃举子业，从祖业服贾经商，生意渐渐兴隆。但他还是将科考折桂的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不惜重金延聘名师执教课子，自己则从旁严加督促，无论严冬酷暑不使一日废读。如此执著的原因竟是“时家世久无科目，即一衿亦视之綦难，同里旧族更以此轻忽之”[21]。使他觉得在地方抬不起头。丁兆勋的不懈努力总算起到效果，在他有生之年亲见第四子丁绍周考中道光二十年（1840年）举人，顿觉门楣生辉。十年后的道光三十年（1850年），丁绍周考中二甲进士，入仕从政，只可惜丁兆勋已经作古而未及亲见了。
明清时各省乡试考场称贡院，因院墙用荆棘相围，又称棘围。明代南直隶乡试考场设在应天（南京），清代江南考场设在江宁（南京）。[22]至晚清江南贡院有号舍（考棚）二万六千余间，是为全国最大的考场。“江南人文甲天下，每乡试，合江宁、江苏、安徽三布政司所属士子，恒万六七千人。入锁院时，唱名授卷，竭一昼夜之力，未能竣事，有拥挤颠仆者。”[23]
自明及清，许多英才杰士希冀沿科举阶梯，攀上龙门，既能为国效力，又能尽现自身价值，结果陷入棘围，一生不能自拔，至老死于场屋者，各地有闻。清代常塾人王应奎，字东溆，号柳南，生活在康雍盛世，少即以诗名著称，但八入棘围，均未中式，遂退隐山湖，撰著《柳南随笔》、《柳南续笔》及《柳南诗文钞》等。在《柳南随笔》中对举业摧残人才曾加揭露：
予自辛卯至壬子，凡八入棘闱，场屋之苦备尝之矣。吾友陈亦韩亦老于场屋，尝作《别号舍文》，备极形容，是年遂得中式。其辞云：“试士之区，围之以棘，矮屋麟次，百间一式，其名曰号，两廊翼翼，有神尸之，敢告余忆：余入此舍，凡二十四，偏袒徒跣，擔囊贮糒，闻呼唱喏，受卷就位，方是之时，或喜或戚。其喜维何？爽垲正直，坐肱可横，立颈不侧，名曰老号，人失我得，如宦善地，欣动颜色。其戚维何？厥途孔多：一曰底号，粪溷之窝，过犹唾之，寝处则那，呕泄昏忳，是为大瘥，谁能逐臭，摇笔而哦。一曰小号，广不容席，担齐于眉，墙逼于跖，庶为僬侥，不局不脊。一曰蓆号，上雨旁风，架构绵络，藩篱其中，不戒于火，延烧一空。凡此三号，魑魅所守，余在举场，十遇八九，黑发为白，韶颜变丑。逝将去汝，湖山左右。抗手告别，母掣予肘。[24]
与王应奎、陈亦韩相较，镇江府金坛人汤之鼎一生困于棘围，直到老死：“金坛汤之鼎，字式如恩贡生，少好学，手不释卷。……前后应试二十余次不售，而门下士多破壁去，年七十卒。”[25]科举摧残人才也是事实，毋庸置疑。
当生员（秀才）或举人长期滞留于科场，并自感入仕无望后，也必会有部分人审时度势，及时抽身转换角色。一种是重操祖业，或务农或经商，或经营百业，养家糊口，并尽心培育子弟，希冀后代完成角色转变，如前文提到的丁兆勋即是。再如晚清咸同年间的金天福，为镇江府城回族学子，作文敏捷，又擅丹青，但困于棘围，乡试屡不得志。后弃儒从医，，医术精湛，曾在镇江城西普仁堂药局坐诊，救人无数，很得口碑。一种是发挥已长，以学养与经验设馆授徒，既可养家糊口，又将入仕理想寄托在受教的门徒身上，从中体验成功的快乐。镇江柳门八世柳谊与柳棽均久困棘围，柳谊只考中乾隆朝乡试副榜举人，但所作制艺（八股文体）为地方学子推崇，且善书法，曾受聘延教多人。其后受教学生中“登乡、会试者垒垒也”，包括摘得探花桂枝的王文治。柳谊堂弟柳棽（柳诒徵高祖父）幼即好学，当得知父祖因家境破落要安排他外出习贾时，他哭泣跪请说：“男兄弟六人，无一人读书者，愿苦学以续书香，并冀显场，以报父母”[26]。入学后考试常第一，院试为优，是为科举生员。赴乡试却每每折戟，“数奇不偶”。不得已受聘延教，足迹远至新安、徐州，弟子中有数人相继考中进士，一时名噪大江南北，视柳棽为江淮名师。柳家境遇大为改善。还有一种是衣食无忧者，在入仕无望后闭门研学，著书立说。如前文中提及的柳可荫、柳可法兄弟，考来考去，不能入仕。自后兄弟两人不再赴试，终日闭门研学，著书立说。柳可荫著有《历代史论》，柳可法著有《春秋列传》，为学坛所重。
寒窗十年只是概数，一些有幸考中进士的其辛苦勤奋又何止十年？清代蒙童成年后入泮学习。泮即泮宫，原为古代诸候举行射礼之地，后指地方的官立学校（府学、州学、县学）。清代称考中生员（秀才）为入泮。古籍中常有“弱冠入泮”之说，《礼记》：“二十曰弱，冠”，即古时年二十举行戴冠的成人之礼，就是说成年后考进府学或县学成为生员（秀才）一般在二十岁左右。前面提及的民国学者陈垣在二十岁时考中广州府学，著名文人、《中国历史通俗演义》作者蔡东藩于十九岁时考进萧山县学，而民国镇江籍学者柳诒徵考入县学时只有十七岁。现据柳氏家谱排列有明确记载的考中秀才之柳门学子年龄如下：
是知柳门子弟进府县学年令多在十七、八岁，再如与柳门齐名的鲍门子弟入泮（府学或县学）学习年龄为：
是知鲍门子弟早的十四、五岁，迟的二十一岁入泮（入府学或县学）读书，成为生员（秀才），而考中举人一般三十出头。如鲍之钟二十六岁（1765年）为钦赐举人（因钦赐故，中举时尚未及三十），三十岁（1769年）考中进士；鲍文奎三十七岁（1801年）时以拔贡生入京师太学，四十岁（1804年）时考中举人（北闱）；鲍迥四十四岁时考中举人；鲍心增三十一岁中举，三十五岁时考中进士。总之清代考中秀才一般十七、八岁到二十左右，考中举人一般三十出头，考中进士则在四十岁上下。但中式者因具体情况不同，条件各异及临场发挥好坏等因素影响，士子中由举人考中进士短的第二年就被录取，称为联捷，长的相距十多年至二十多年。如祖籍为今镇江地区句容的兴化籍明代进士李春芳，乡试中举后曾六次赴京参加会试，直到第六次才考中进士，费时二十余年，后仕至大学士。虽然古代也有极少数年少登科的“神童”，其中举或中进士时年纪很轻，如明前期解缙十七岁中举，二十岁成进士；明中期杨一清“年十四登乡试”，十九岁考中进士。明末清初学者谈迁在《枣林杂俎》中曾列出明进士归娶（完婚）者十余人，如永乐九年（1409年）“榜眼定远苗衷，年十九”；永乐十三年（1415年）“探花闽县陈景著，年十八”；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状元铅山费宏，年二十”；弘治十八年（1505年）“榜眼会稽董玘，年十九”；正德三年（1508年）“探花莆田戴大宾，年二十”；嘉靖二年（1523年）“探花华亭徐阶，年二十”等。[27]这些榜出后即归家娶新人的少年郎，真正是“洞房花烛夜”与“金榜题名时”同附于一身了。明清各地都有一批联捷进士，镇江府丹徒、丹阳联捷进士统计如下：
表8－2 明清丹徒、丹阳联捷进士数
②明清丹徒县（并府城）进士合计171人，联捷进士合计44人，联捷进士占25.7%；丹阳县进士合计73人，联捷进士合计17人，联捷进士占23.3%。可见新录进士中约有1／4在30岁不到或30岁出头一点，既能避免阅历不深青少年任官职过多，也保证了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活力。
明代丹徒（并府城）18名联捷进士是：陈迪、盛安、盛思明、陆坦、盛祥、赵祥、靳贵、萧杲、唐鹏、吕高、茅鎜、钱亮、严宽、杨维新、吴之望、刘觐文、王骥、蒋拱宸；清代丹徒（并府城）26名联捷进士是：李镛金、蒋寅、陈灴、程梦简、张鹏、张玉裁、何金蔺、欧阳旭、王介园、张光祺、钱为光、蒋宗海、严元燮、朱敬、王文治、严本、沈沆、何佳玫、戴屺、张颉云、姚金符、李承霖、戴恒、高觐昌、王鸿翔、张恩寿。明代丹阳11名联捷进士是：马垸、眭烨、贺邦泰、姜士昌、汤日昭、张肇、丁鸿阳、荆之琦、张捷、荆廷钰、诸葛枢（榜名葛枢）；清代丹阳6名联捷进士是：孙允恭、荆元实、荆孝锡、姜朝乘、眭朝栋、魏有声。一定比例的年约三十余岁的联捷进士进入仕途，保证了国家机器中新鲜血液的年轻态，有利于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转。
相对于联捷者，有的自中举到继中进士则需费时多年。如《京口三山志》纂者张莱，明弘治五年（1492年）考中举人，迟至正德九年（1514年）才继中进士，相隔二十二年。丹徒人华钰于万历十年（1582年）考中举人，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继中进士，相距十三年。丹阳民籍荆廷实天启四年（1624年）考中举人，直至崇桢十六年（1643年）才考中进士，相距十九年，而折桂后的第二年（1644年）明朝就灭亡了。金坛于孔兼（《明史》有载），本是嘉靖四十年（1561年）举人，直至万历八年（1580年）才考上进士。同是金坛籍的张祥鸢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考中举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始中进士，相距也是十九年。清初丹徒人范绍淳本是前明举子（1639年），入清后“下山”应会试，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考中新朝进士[28]，相距二十二年。丹徒徐起岩是康熙朝举人，雍正朝进士，中式相距十九年。何荇芳是乾隆中叶举子，直至乾隆末才考上进士，相距有二十一年。此外相距十五年以上的丹徒还有钱桂楠、赵霖、朱龙光、颜于镐、汪庆生等。丹阳举子吴荃、匡晋钰、姜定镐、魏俊猷、吉钟颖等考上进士均费时十年以上，内吴荃费时十九年。金坛人冯秉忠曾摘得乾隆九年（1744年）北闱解元（顺天乡试第1名）的桂冠，但直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才考中进士，相距也有十七年。
不只明清，宋元时登科入仕也难。北宋神宗元丰进士、润州金坛人张君胄，科考入仕后初任江宁府上元县尉，后迁湖南湘乡县令。有干才，“治声流闻”，再改河南伊阳知县。其时卫尉寺丞蔡肇（丹阳人，元丰进士）拜访他，对他说：“君罢湖南官，贫不能归。今宜择便地以规廪入，湖、洛相去千里，而伊阳又洛之穷邑也，君何就焉？”张君胄回答：“某以诗赋、经义七上于礼部，仅乃一得酸寒，羁旅憔悴，困厄之日久。方是时，私窃自念以为变服持版，号称名士足矣！今幸得官，又以举者名在尚书选。俸虽薄，足以自活；地虽远，不徒行也。岂不自知！或使不第，尚囊书挟徒，呻吟唲嚅，以求斗升，宁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间邪？夫有求适获，求之不已；常物之情，岂有既乎？”[29]听毕，“肇愧其言”。从这段记载可知，宋代进士也不好考。张君胄省试（乡试）中举后前后七次赴京城开封参加礼部主持选拔进士的会试，好不容易考中走上仕途，并发挥出行政才干。后调任一个贫困县的县令，待遇虽一般，但比起曾经“囊书挟徒”、“以求斗升”的教书生涯，应是境况好多了，故而很是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