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镇江进士文化成果及区域比较
一地进士数及鼎甲数多少虽是一地文化程度及教育水准的测量仪，但各地文化底蕴及教育水准存在怎样差异？入仕后的进士群体除从政外，在文化领域会有多大作为？各地区有何特色及不同？诸如此类还需做点具体的比较研究，这对深入了解一地进士群体的素质及社会贡献有所裨益。一般说无论是在学生员（秀才），贡监生还是举人、进士，入仕前无不埋首于八股制艺中，进士及举人、贡生中的部分人一旦踏上仕途，其主要精力无疑会用在施政或从教中，但因各地文化积淀的差异及家学背景、个人喜好不同，内中有部分人在从政或从教之余，抑或致仕离任后钻研经史学问、热衷于诗文创作，收获不一，但背后却能折射一地文化学术背景。镇江与扬州、常州是近邻，均在运河线上，以明清为时间段对三地进士的文化素质及成就做一下比较，有利于扬长避短，互为借鉴。
历代史著无论国史还是地方志书对文化成果均很重视，专设艺文志，记录备案。《明史》卷九十六至九十九、《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五至一百四十八分录明人及清人撰写的经、史、子、集各类文作，《明史·艺文志》中经部有10类、史部有10类、子部有12类、集部有3类，合计35类；《清史稿·艺文志》经部有10类、史部有16类、子部有14类、集部有5类，合计45类，比《明史》多出10类。《清史稿·艺文志》四大部45类表列于下：
表9－27 《清史稿·艺文志》的书籍分类
除国史外，各省地方志如清《江南通志》、民国《江苏省通志稿》也均设有《艺文志》，可与国史对照，且因一省之内记载较为集中，检索也较国史方便。此外明清府、县志书也有艺文记载，可与省志相互参照。20世纪90年代编写出版的《江苏艺文志》是第一部有关今江苏地区历代艺文成果的著作，不仅搜罗更全，且以人系书，检阅更为方便。这部艺文志对每位著、编者均立有小传，且对著述版本及存佚情况有清楚的交代。虽个别地方难免有错误处，但不失为一部质量较优的载录江苏地区的艺文资料库（古代与近代）。不过因是按当代行政区划分纂成书的，因而在检索及统计相关内容及数据时还需以当时行政区辖来进行，否则无从比较，这是需要强调的。
历代进士中学者型或作家型的不乏其人，如明嘉靖进士、镇江府丹阳人姜宝，仕至礼部尚书，著有《春秋事义全考》十六卷、《春秋读传解略》十二卷、《四书解略》六卷（以上经类），《稽古编大政记纲目》八卷、《资治上编大政记纲目》七十二卷（以上史政类），《姜凤阿文集》三十八卷、《姜凤阿诗集》十卷（以上集类），内中部分著作尚存。明万历进士王肯堂，镇江府金坛人，仕至福建参政，著有《尚书要旨》三十六卷、《论语义府》二十卷、《书帷别记》四卷及《尚书过庭录》、《五经义府》等经部著作5部。此外他还是明代的医学家，著有《杂病证治类方》、《证治准绳》、《伤寒理镜》、《童婴百问》等医著多部。清顺治进士马世俊，镇江府溧阳人，仕至翰林院侍读，著有《十三经汇解》、《禹贡注》、《理学渊源录》等经著及《李杜诗汇注》、《匡庵文集》等诗文集。但从历代艺文志的记载可以看出进士群体著作，包括诗文集等并不是一地艺文志记载的主体，实际情况是诸生（秀才）、贡生的作品最多，次为举人，再次为进士。古人以“三立”为人生追求目标，若不能入仕立功，则无如退而立言。再者进士群体只是科举金字塔顶层部分，处于腰身底座的则是非进士文人群体，数量庞大惊人，这一现象从一省一府一县艺文志的记载中也得到完全印证。清镇江府丹徒生员谢庭兰，攻研经学，著有《古文尚书辩》、《读尚书隅见》、《读毛诗隅见》、《读四书隅见》、《经说丛钞》、《韵略考》、《经说随笔》、《朱子晚年定论考证》等著作多种，另又有诗文集多卷[32]。清乾隆朝常州武进生员是奎，深研经学、文字音韵学，著有《易象元音》、《尚书存真》、《礼记汇编》、《四出综贯》、《诗经复所》、《字鉴》、《韵汇同归》、《儒家象指》、《楚辞听直补订》等数十余种[33]。再如乾隆举人刘台拱，扬州府宝应人，“自天文、律吕至于声音、文字，靡不该贯。其于汉、宋诸儒之说，不专一家，而惟是之求。……比之阎若璩，盖相仲伯也”[34]，《清史稿》中立有传。
（一）明清镇江府进士著作统计[35]
1.明代著作
表9－28 明代镇江进士著作
明代镇江府以金坛籍进士著作最多，计125部，尚存24部；丹阳籍进士著作46部，尚存18部，列第二；丹徒籍进士著作33部，尚存6部，列第三。另今镇江地区句容县（明隶于应天府）明进士著作计史部9部（存5部），子部2部（存1部）、集部17部（存4部），共计28部（存10部）。明代镇江进士著作相对较多的有丹徒的费訚计6部（史部2、集部4），张莱5部（史部3、集部2）、丁玑4部（经部3、集部1），较少的如邬绅、刘觐文、李尉等只1部，明代丹阳进士著作较多的有姜宝（10部）、姜志礼（6部）、汤道衡（5部）；明代金坛进士著作较多的有王肯堂45部（内39种为医著）、王樵（18部）、张明弼（10部），于孔兼（7部）、周钟（7部）、曹大章（6部）等。
2.清代著作
表9－29 清代镇江进士著作
续表
清代镇江府丹徒籍进士著作最多，计142部，尚存75部；金坛籍进士著作数列第二，计114部，尚存75部；溧阳籍进士著作数列第三，计75部，尚存29部；丹阳县进士著作数列第四，计51部，尚存10部。另今镇江地区句容县（清隶江宁府）清进士著作数计27部（存11部），内经部6部（存4部），史部6部（存5部），子部1部（存1部）、集部14部（存1部）。清代丹徒进士中著作较多的有张玉书、蒋宗海、王文治、严保庸等。张玉书曾奉敕参修《世祖章皇帝实录》，并曾任《大清会典》、《三朝国史》、《大清一统志》、《平定朔漠方略》、《治河方略》、《政治典训》总裁官，[36]主编《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另有文集《张文贞集》等。[37]乾隆进士蒋宗海著作有10余部，除文集、诗集外，曾主纂地方志书多部，乾隆中曾应丹徒知县贵中孚之邀参纂《丹徒县志》[38]。此外还曾应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山东德州进士）之聘，主纂《平山堂志》，《金山志》和《焦山志》。而王文治与严保庸，一个擅长书法，一个擅长戏曲，因而除诗文外多为书墨或剧曲作品。丹阳顺治进士贺宽著有经史子集各类著作12部，惜大多佚失。另一丹阳籍道光进士黄之晋著有《褒忠录》、《铁禅骈体文剩》等史部、集部作品多部。清代金坛籍进士王澍除书法作品外，又有经史子集各类著作22部。乾隆朝金坛进士、曾任过大学士的于敏中是《四库全书》16名正总裁之一，此外还主纂过《钦定满州河源考》、《钦定钱录》、《钦定西清砚谱》等要著10多部。晚清金坛进士冯煦仕至安徽巡抚，是位方志专家，先后主纂过光绪《凤阳府志》、光绪《溧阳县续志》、民国《宝应县志》、民国《宿迁县志》、民国《重修金坛县志》等方志类著作，此外另有诗文集作品多部。溧阳县嘉庆进士潘际云也是一位史学家，著有《西夏备史》，主纂《霍山县志》等，除史著外另有集部作品多部。丹徒张玉书父张九徵虽著作数量不多，但致仕后他参纂的康熙《江南通志》及主纂的康熙《镇江府志》却是两部重要的志书，尤其是《江南通志》被公认是质量上乘的清代省志，收入《四库全书》中，颇受学界重视。
（二）明清镇江、扬州、常州三府进士学术及艺文成就比较
镇江与扬州、常州均为近邻，明清时期又都是运河线上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对扬、镇、常进士文化作近地域比较，有助于把准自身定位，切准文化脉搏。扬州与镇江隔江相望，镇江是江南运河段起点，扬州是京杭大运河江淮段的起点。扬州历史上有过两次引人注目的繁荣时期，一次在唐后期，一次在清代。入清后尤其是康乾盛世及嘉道年间随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特别是随淮盐供需规模不断扩大，各地资金源源不断涌进扬州地区，四方商贾尤其是徽商云集于此，扬州出现极度繁盛之景。富商巨贾多喜以文衬商，以文促商，以提高在商界的品位，信誉与知名度。清人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就记：“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39]文中提及的小玲珑山馆主马氏即徽商马曰馆、马曰璐兄弟、人称“扬州二马”。在如此氛围中各地人才不约而同地、源源不断地涌入到这里，如乾隆前期吴派汉学大师惠栋曾入两淮河盐运使卢见曾之幕，皖派鼻祖戴震也继惠栋之后坐客卢见曾处，这对其后扬州学派的兴起产生了很大影响。[40]明代扬州府与镇江府同隶于南直隶省，领有江都、仪征、泰兴、高邮州、宝应、兴化、泰州、如皋、通州、海门10个州县，行政范围接近于半个苏北地区。清代通州及海门自扬州府析出，扬州府仍辖有8个州县，与一江之隔的镇江府相较，具有行政范围上的优势。常州府位于京杭运河线上苏州府与镇江府之间，明清时辖有的无锡、宜兴地区是为太湖平原一部分，西及北所辖武进、江阴等县则是太湖平原与宁镇丘陵的结合部，自然条件也较镇江地区为优。明代常州府领有武进、无锡、宜兴、江阴、靖江5县，清代常州领有武进、阳湖、无锡、金匮、江阴、宜兴、荆溪、靖江8县，比之镇江府不仅辖地广，且商品经济更为发达。此外，吴文化色彩浓重，文化积淀深厚，可与苏州府相伯仲。一地文化兴盛程度与书著出版直接关联，后者是前者的测试计。以清代为例，据有关书著统计，清代书坊刻印（坊刻）数中，场州府有4家，镇江府有3家，常州府有8家；清代私人刻印（私刻）数中，扬州府151家、镇江府61家、常州府214家[41]，从中大致可测定扬、镇、常三府明清时期著作出版的各自规模。在文化属性上镇江与常州差别明显，而与扬州差别不大，均为古吴文化与不断南下的北方文化、中原文化碰撞、交融，进而变异的类型，成了中原文化与古吴文化的过渡带。明清两朝常州府进士数均多于扬州府，而扬州府则多于镇江府。现再据《江苏省艺文志》统计，明代常州府有著作的进士271人，扬州府有著作的进士107人，镇江府有著作的进士59人；清代常州府有著作的进士365人，扬州府有著作的进士198人，镇江府有著作的进士99人。明清两朝合计，有著作的进士以常州府最多（636人），次为扬州府（305人），再次为镇江府（158人），这既同各府进士总数关联（成正比关系），也同各府经济文化繁荣程度及原有人文基础关联。
明清镇江府进士著作数前面己作统计，下面对明清时期扬州府及常州进士著作数再作统计，以便于三地相互比较。
（A）明清扬州府进士著作规模及学术流派
1.明代著作
表9－30 明代扬州府进士著作
注：（1）本书据封桂荣主编《江苏艺文志·扬州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统计，内有部分明末清初作者分入清代部分，而本统计表内凡明代考中的进士著作一律入明代统计。
2.清代著作
表9－31 清代扬州府进士著作
明代扬州府进士著作总计429部（经部33部、史部112部、子部75部、集部209部），清代扬州府进士著作总计1060部（经部250部、史部214部、子部141部、集部455部），清代扬州府进士著作数是明代的一倍多，反映出清代扬州地区文化教育较之明代更为兴盛。
3.清代扬州学派与进士
清代扬州进士中有几位还是扬州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如王念孙、阮元、王引之、刘宝楠、刘熙载等。扬州学派是清乾嘉年间形成的一个学术流派，“其学术远绍顾炎武，近承戴震。代表人物为汪中、焦循、阮元、王念孙、王引之、刘台拱、刘文淇。此派学者治学规模宏大，贵于创通，对学术问题不存门户之见，取求同存异的态度；能运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分析门户之见，取求同存异的态度；能运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分析事物，强调‘会通’‘日新’，反对‘据守’‘定论’；治学领域广泛，于经学之外，亦致力于史学，诸子、金石、舆地、词曲、戏剧、天文、数学等方面；治经则大胆摆脱一切传注，能从汉代以前去寻找比较接近古书原意的解释；谦虚谨慎，承认自己的短处，尊重别人意见。此派学者著述宏富，成绩卓著。其中汪中对儒家正统思想的批判及诸子研究，焦循、阮元的实学思想，王念孙父子的训诂学理论，阮元及刘文淇父子的校勘学等，在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42]。王念孙、字怀祖，扬州府高邮州人，乾隆四十年（1775年）进士。仕乾隆、嘉庆两朝，累官永定河道。初从戴震受声音文字训诂之学，著《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分古韵为二十一部。又著《广雅疏证》，十年而成，提出“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本字，则涣然冰释”[43]。又著《读书杂志》，对重要古籍进行校勘，发现许多音训句读及文字等错误，对校勘学贡献颇大。其子王引之是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探花）。著有《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字典考证》等著多部，将其父之学进一步拓展。阮元，字伯元，扬州府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嘉庆朝历官兵、礼、工、户部侍郎，浙江、江西、河南等省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道光朝仕至体仁阁大学士。除政绩外，他博学淹通，于经史、小学、天算、舆地、金石、校勘等无不穷极隐微，有所阐发。每任一地，振兴文教，倡导学术。《清史稿》称其：“撰《十三经校勘记》、《经籍籑诂》、《皇清经解》百八十余种，专宗汉学，治经者奉为科律。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章绝学。重修《浙江通志》、《广东通志》，编辑《山左金石志》、《积古斋钟鼎款识》、《两浙輶轩录》、《准海英灵集》，刊当代名宿著述数十家为《文选楼丛书》，自著曰《研经室集》。其纪事、谈艺诸遍，并为世重，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44]刘宝楠，扬州府宝应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进士，曾任河北文安、三河等地知县。少从学叔父刘台拱，精研群籍，主张由训诂、声音求义理，先通小学，再治经学。初治毛诗及郑玄礼注，“后与刘文淇及江都梅植之、泾（县）包慎言、丹徒柳兴恩、句容陈立各治一经”[45]，乃专治《论语》，著有《论语正义》十四篇。另有《释谷》、《汉石刻》、《说文杂著长编》、《宝应图经》等著。刘熙载，扬州府兴化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进士，翰林院编修，仕至广东学政。致仕后主讲上海龙门书院。著有《说文双声》、《说文叠韵》、《四声定切》、《艺概》等，虽未入传《清史稿》中，但入传《清史列传》中。扬州学派阵容强大，除上举学者型进士外，还有多人为非进士出身的学者，如刘台拱（举人）、汪中（拔贡）、焦循（举人）、凌曙（监生）、刘文淇（优贡）、刘毓崧（优贡）等，内刘台拱、汪中、焦循在《清史稿》中也有小传。刘台拱和汪中还曾与镇江结缘，前者曾任丹徒县学教谕；后者“名冠大江南北，监政全公延之金山御书楼”[46]，即两淮盐运使全德委其为金山文宗阁首任典书官。
清镇江府丹徒进士张玉书与扬州府仪征进士阮元，出生地真可谓是一江之隔，后均仕至大学士。但前者基本是政治型官员，后者则是学者型官员。将两人稍作比较，有助于加深对人物及历史的认识。其一，两人所处时代背景不同，张玉书是清前期人，主要生活在康熙朝，任大学士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此距三藩被平定及台湾被收复才几年。虽说康熙已有两次南巡，但“盛世”的大幕还只刚刚拉起，社会财富积累不多，文化盛会脚步还未来到。张玉书除诗文外，也主修、主纂了一些有分量的大部头著作，如《大清会典》、《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但多属大学士职责之事。阮元则不同，主要生活在乾嘉时期，相距张玉书已有一个多世纪。随经济繁荣、财富积累及人口增衍，文化盛宴正逢其时。是故，历史术语中康乾盛世的康乾与“乾嘉学派”的乾嘉在时代上就有不同区分。其二，学术氛围不同，康雍乾三朝大兴文字狱，次数之多及处罚之严为历代所罕见。总计大小案件近百起，又多集中在雍乾两朝，其中乾隆一朝有案可稽的文字狱就有七、八十起，内又多属捕风捉影或触犯忌讳之类，造成人人自危、万马齐喑的恐怖局面[47]。迫使知识分子埋头故纸堆中，钻研经学，从事校勘，或搞繁琐考据，乾嘉时期先后出现的吴学、皖学、扬州学派、常州学派等正是这种政治背景下的产物。不过这些学者在校勘、训诂中深入研究文字、音韵、天文、地理、数算、金石、乐律等，将古代汉学不断掘深，却也收到可观成果。其三，两人经历及个人兴趣不同，张玉书入仕后一直在翰林院及中央各部任职，除出京担任几届乡试考官外，从未外放任职于地方，直至升任内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阮元则不同，入仕未久即出督山东、浙江学政，嘉道年间先后任过三省巡抚及三地总督，晚年才入京任体仁阁大学士。每到一地、每任一官则凭借政治地位积极提倡学术研究，组织编书、刻书活动，除经部著作外，还有史地类编著，如在浙江主修《两浙盐法志》，在广东主修《广东通志》、《两广盐法志》，在云南主修《云南通志》等，为整理、传播地方文献作出贡献。
（B）明清常州府进士著作规模[48]及学术流派
1.明代著作
表9－32 明代常州府进士著作
明代常州府计有著作的进士211人，有著作总数1098部；明代扬州府统计有著作的进士101人，有著作总数429部；明代镇江府统计有著作的进士59人，有著作总数204部。是知明代常、扬、镇三府录有著作的进士及著作数正好呈现倍数上的递减，当然这只是规模上的比较，尚无法作细致质量比较。
2.清代著作
表9－33 清代常州府进士著作
续表
清代常州府计有著作的进士363人，有著作总数1777部；清代扬州府计有著作的进士198人，有著作总数1060部；清代镇江府有著作的进士109人，著作总数382部。是知无论明清进士身份的著作者及著作数均以常州府最多，扬州府次之，镇江府再次之，这与三府的辖境大小、辖管人口数的多少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直接关联。
3.清代常州学派与进士
苏常地区是吴文化中心区。明清时期这里商品经济极为繁荣，文化教育更为发达，人才之盛引人注目。清人陈康祺在谈及常州人才现象时说：“……可见宏闻劼学之士，……集思广益者，礼部所举，皆同时一州之人，宜曾文正荐举人才疏，称常州奎娄应度，人才辈出，洵不诬也。”[49]清嘉道年间江北有扬州学派，江南有常州学派，几乎同时隆起，隔江并峙。所谓常州学派即“嘉道时期经学派系之一。由常州庄存与开创，刘逢禄奠基，至龚自珍、魏源而极盛。治经倡今文经学，确守今文经学，《诗》宗齐、鲁、韩三家而斥毛亨，《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而去古文，《礼》宗《仪礼》而毁《周官》，《易》宗虞翻以求孟喜之义，《春秋》宗公羊而排左氏。反对许慎、郑玄的琐屑考证，主张研究经书的微言大意。于治经之外，更注重经世之务。其精研《春秋公羊》之学，发明‘张三世’的改制思想，对近代改良主义颇有影响”[50]。常州学派的主要代表有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均为进士。庄存与，常州府武进人，乾隆进士，一甲二名榜眼，仕至礼部侍郎，曾兼任武英殿缮写校正《四库全书》的总阅官之一。[51]著有《易说》、《尚书说》、《毛诗说》、《周官说》及代表性著作《春秋正辞》等。其侄庄述祖也是乾隆进士，曾任山东潍县知县，行政卓异。“述祖传存与之学，研求精密，于世儒所忽不经意者，覃思独辟，洞见本末。著述皆义理宏达，为前贤未有。”[52]著作有《夏小正经传考释》、《尚书今古文考证》、《毛诗考记》、《五经小学述》等，《清史稿》中有传。庄存与外孙刘逢禄是嘉庆进士，官礼部主事，精治《春秋公羊传》。“其为学务通大义，不专章句”[53]，即反对琐屑考证，主张研究微言大意，发挥“张三世”的改制思想，为清代今文经学之学者冠，对近代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思想颇有影响。龚自珍与魏源均非常州籍人，前者是杭州籍，后者是湖南籍，但如茅家琦所说：“他（龚）的母亲是金坛著名学者段玉裁的女儿，他也曾拜常州学者刘逢禄为师，向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可以说，无论从血缘上看，还是从学术师承上看，龚自珍都可以划入常州学派，而且是他推动了常州经今文学派的发展。”[54]同样魏源年轻时在京师问学于刘逢禄，并与龚自珍、李兆洛等常州学派学者交游，也成为今文经学常州学派的重要代表。且今文经学传至嘉道时“由说经而重说世事之变，而连于史。……此龚魏之论，则无异开今所谓时评政论之风，而与前此之为公羊学者尚未止于经生之业者，大有不同”[55]，是知常州学派与扬州学派在治经问学上有相同性与不同处。常州学者在治史上则以赵翼著称于时。赵翼是乾隆进士（探花），致仕后以著述自娱，“尤邃史学，著《二十二史札记》、《皇朝武功纪盛》、《陔余丛考》、《檐曝杂记》、《瓯北诗集》。……同时袁枚、蒋士铨与翼齐名，而翼有经世之略，未尽其用。所为诗无不如人意所欲为，亦其才优也。”[56]其中《二十二史札记》与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并列为清代三大史学名著，且更多关注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开近代史学研究之先河。“翼所作评论，皆从材料入手，以事实为基础，不蹈袭前人，比较公允客观，富有新意。”[57]
（三）明清扬镇常三府进士文化成果综览
1.数量规模
在明清进士数量规模上，扬、镇、常三府中以常州府为最，扬州府次之，镇江府再次之，前文已有详述。现集中分类，便于比较，以能一目了然。明清三府进士著作总数各为：
表9－34 明清时期镇江、扬州、常州三地进士著作数量对照表
明代三府进士著作中经、史、子、集各部著作数是：
表9－35 明代镇江、扬州、常州三地进士著作部类分布及数量
清代三府进士著作中经、史、子、集各部著作数是：
表9－36 清代镇江、扬州、常州三地进士著作部类分布及数量
2.镇江府籍的举人经学家
清代乾嘉道时期镇江地区没有出现有地域特色的经学学派，但镇江位于常、扬之间，既是近邻，且有京杭运河联贯，扬州学派及常州学派的治学之风不可能不影响到镇江地区，其中乾嘉朝金坛籍的段玉裁及嘉道咸同朝丹徒籍的柳兴恩均是著名的经学家，在《清史稿》儒林传中又均有传，只不过两人同是举人而非进士出身，又前者是皖派传人之一，后者是扬派传人之一。
段玉裁，字若膺，号茂堂，镇江府金坛籍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举人，会试落第后滞留京师，结识朴学大师、皖派鼻祖戴震（安徽休宁人），并成为其弟子。三十多岁时以教习入仕，在川、黔等地任过几任知县，前后近十年，后称病辞官，不问世事三十余年，专治《说文》。晚年居苏州枫桥闭门著书。《清史稿》记：“（戴）震卒后，其小学，则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则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58]段玉裁遍读周秦两汉书及诸家小学，著《说文解字注》三十卷，后附《六书音韵表》。此外还著《古文尚书撰异》、《春秋左氏古经》、《毛诗小学》、《声韵考》等。“段玉裁有自己的学术团队，其传人主要为苏州籍（陈奂、徐
）及浙江籍（沈涛、龚丽正）学者，惜未闻镇江地区本籍学人问学。晚清镇江丹徒籍学者柳兴恩为道光朝举人，早年受业于扬州学派掌门人阮元。初治《毛诗》，后专治《谷梁春秋》，著《谷梁春秋大义述》，成一家言，《清史稿》儒林中有传。柳兴恩及其弟柳荣宗是镇江柳氏十世，其治学成就在本著第七章中已述。一者他是阮元弟子，又与扬州学派学者多人相互问学过从；二者著述虽多，但未闻在镇江建立自己的学术团队，是故学界视其为扬州学派的传承人之一。附带提及今镇江地区句容籍陈立也是清代扬州学派的经学家。陈立为道光进士，曾任刑部郎中、云南曲靖知府。治学中曾与刘宝楠、刘文淇、梅植之、包慎言及柳兴恩等相约各治一经，陈立乃专治春秋公羊学，著有《公羊义疏》七十六卷。此外又撰《句溪杂著》，“渊雅典硕，大抵考订服制典礼及声音训诂为多”[59]。
综上所述，清代镇江地区没有出现独立门户的经学学派，也未闻有进士身份的朴学家，与相邻的扬州及常州地区存在差异。但清代镇江学坛并非呈空白之貌，清代朴学研究之风也影响到这一地区。镇江学子中金坛段玉裁继承并拓展皖派的文字训诂学研究；丹徒柳兴恩、柳荣宗兄弟则为扬州学派中谷梁春秋这一研究分支的翘楚，只不过他们均非进士身份罢了。
（四）从江浙进士藏书看科举文化底蕴
书籍是文化主要载体，明清时期随封建经济高度繁荣及文化教育空前兴盛，各地官私刻书及藏书活动规模日大。尤其是江浙地区，教育与举业特别发达，嗜书好学、诗书传家现象比比皆是。不少科举家族就是地方上的文化世家或学术世家。读书、藏书、著书成为多数读书人一生所爱，同样从一地进士藏书活动则可窥一地科举文化的底蕴。
明清时期各地有影响的私人藏书家约有两百多人[60]，多数分布在江浙地区；内中有进士身份的约五、六十家[61]，同样大多分布在江浙地区，尤集中吴中与浙北地区，并与这两地多进士现象趋同。现据《中国藏书楼》，举明清江浙地区进士藏书家及藏书楼于下：
表9－37 明代江浙地区进士藏书家及藏书楼
以上22人中，南直隶苏州府10人、应天府及南京卫3人、常州府1人、松江府1人、浙江籍7人，镇江府、扬州府及淮安府均未见有明代藏书大家。
表9－38 清代江浙地区藏书家及藏书楼
①乾隆年间徽籍场州人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居江都，有藏书楼，但二马均非进士，故上表不录。
续表
以上30人中，江苏苏州府9人、常州府5人、太仓州3人、江宁府2人、扬州府2人、松江府1人，另安徽徽州府2人、浙江省6人。江苏镇江府、淮安府和徐州府进士中均未见有清代藏书大家。从中隐约感知，一地进士产出多少似乎也同一地书藏丰富程度存在正比例关系。明清镇江进士、举人中不见有藏书大家，直至清末民初时原丹徒科举生员陈庆年（优贡生）和丁传靖（副贡生）热心于藏书事业，声名鹊起。陈氏藏书活动主要在南京和镇江，在镇江城内住处建有藏书楼——传经楼，收藏各类图书文献约20万册[62]，颇具规模。丁传靖的藏书活动主要在京津地区，藏书达数万册，且多精品，这在本著前章中已述[63]。江浙地区，儒学渊薮，诗书传家，蔚为风气。除进士群体外，图书收藏更多见之于非进士（举人、贡生、生员）群体中，折射出这些地区科举文化土壤的深厚。
明清时期镇江地区就全国范围来说在经济文化上是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但与江南同区域其他城市相较则显露不足，无论是文化规模或文化品位上不及邻近的苏、松、常、宁、扬等地。究其原因，一是地域相对偏小，文化规模欠大。明代应天府领县8、扬州府县7州3、镇江府县3、常州府县5、苏州府县7州1、松江府县3；清代江宁府领县7、扬州府县6州2、镇江府县4厅1、常州府县8、苏州府县9厅2、松江府县7厅1。无论明清，镇江府辖县数均少于相邻地区。地域相对狭小，文化规模就相对要小。进士数及进士群体素质的背后是文化、教育的角逐，而一地文化教育总量的多少除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外，还同区域大小、人口总量成正比。其次，镇江处于江河交汇之处，舟车络绎成为一景，交通运输繁忙，码头经济兴盛。但商业资本偏重于流通领域，加之多丘陵台地，商业资本与本地农业、手工业联系不多，对推动本地经济整体发展作用不明显。而码头兴衰又常视外界条件变化而变化，这使得地方在吸收各类人才上难以持久，也难以将规模做大。再次镇江地处江河交汇之处，是长江下游交通枢纽，也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及战争发生时的兵家必争之地。就清代而言，这里就发生过顺治朝时的郑成功反攻长江之役、道光朝的中英镇江之战及咸丰朝的太平天国战事。其中，中英镇江之战是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镇江守军在面对侵华英军时所展开的激烈抵抗，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屈意志。这场战争给镇江城市带来的破坏也是巨大的：英军入城“纵掠三日，土匪导之，挨户无幸免……居民困守城中者，死亡殆及万人”[64]。占领军还疯狂抢掠，以至无市不空，无家不破。可见战争给镇江城市带来毁灭性的摧残。仅过十一年，镇江地区又遭遇太平天国战事，居民逃离及迁居江北等地者众，三年一举的科试更少有人问津了。
【注释】
[1]《苏轼文集》卷二十六《徐州上皇帝书》。关于宋代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各类人才地理分布，详见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第七章，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
[2]张九徵《重建丹徒学儒学碑记》，乾隆《镇江府志》卷四十六《艺文》三。
[3]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2006年8月。
[4]见《明史·地理志一》及《清史稿·地理志五》。
[5]明代十五帝、十六朝，内明英宗先号正统，复辟后改号天顺。
[6]光绪《溧阳县续志》卷一。
[7]徐珂《清稗类钞》记：“溧阳相国史文靖公，雍正己酉以山西巡抚署福建总督。明年，调署两江，以本籍疏辞，诏勿许。其时溧阳正属江宁府，适在总督驻所。是年六月，遂奏请以溧阳改隶镇江。从之。（《清稗类钞》第1册）
[8]《明清史科汇编》第二集之《金坛狱案》，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5月。
[9]丹徒虽也因通海案被祸，但事后清廷在这里驻防八旗重兵，使之成为控制江南的重要据点。
[10]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第15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3月。
[11]光绪甲辰科即光绪三十年（1904年）举行的最后会试之科。
[12]沈瑜庆为曾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林则徐婿）之子。
[13]清代任过大学士的还有镇江府丹徒人张玉书与溧阳人史贻直，但均非鼎甲进士。
[14]严其林、程建合著的《京口文化》（2001年1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即以户籍亦即考籍统计明清镇江进士数。
[15]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第二部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16]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第二部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17]据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前后两次，费时颇多，或有误差，但误差数极小，基本准确。统计时以户籍而非乡贯为准。
[18]部分县被录人数相同，是为并列，详见表格。
[19]清代江苏府县进士数主要据江庆柏编著的《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华书局，2007年6月）进行统计。
[20]此文在统计明代各地进士数时仍按乡贯地（祖籍地）为据的习惯做法，因各城市均以乡贯作统计，其数据也具可比性。
[21]作者沈登苗注明在撰写此文时由“张肇同志提供明清进士籍贯分布的原始资料”。
[22]表中清之江宁府，明称应天府；太仓州在明代隶于苏州府，清代升为省直属州；通州在明代隶于扬州府，清代升为省直属州；海州在明代隶于淮安府，清代升为省直属州；海门直隶厅为清中叶新设。
[23]类于现时名单，如大礼仪之争被杖、被革的官员名录。
[24]本书据《明史》列传逐页统计。
[25]如正德进士于湛，镇江府金坛人，嘉靖朝仕至户部侍郎，《明史》中未见有传，仅在其孙于孔兼传中被提了一句：“孔兼祖湛，户部侍郎。”
[26]《明史·阉党传》。
[27]《明史·阉党传》。
[28]《清史稿》卷三百零三《史贻直传》。
[29]《清史稿》卷五百零三《王澍传》。
[30]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一，中华书局，1984年。
[31]《清史稿》卷五百零三《王文治传》。
[32]杨积庆主编《江苏艺文志·镇江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
[33]钱瑟之主编《江苏艺文志·常州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
[34]《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儒林二》。
[35]据杨积庆主编《江苏艺文志·镇江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统计。
[36]见民国丁传靖《京江张文贞公年谱》。
[37]《张文贞集》共十二卷，载有张玉书所作赋、颂、表、笺、疏、议、书、考、说、序、跋、记、传、赞、策问、纪功碑、墓碑、神道碑、墓志铭等，详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三、集部二十六。
[38]此志未竟而蒋氏病逝，继由王文治、张明谦、张崟等续纂，刊印于嘉庆年间遂称嘉庆《丹徒县志》。而据鲍鼎《张夕庵先生年谱》称，乾隆六十年丹徒县再设修志局，张崟参与续纂且出力最多。
[39]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八，中华书局1960年4月。
[40]卢见曾，字抱孙，号雅雨山人，山东德州卢氏十世，仕至两淮盐运使。工诗文，广纳名士，日与唱咏，一时称盛。
[41]坊刻、私刻数见张倩如著《江苏古代教育生态》第二章，江苏凤凰出版社2005年4月。
[42]赵永纪主编《清代学术辞典》，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10月。关于扬州学派的概念及评价可参见张舜徽所著《清代扬州学记》，广陵书社2004年12月。
[43]《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王念孙传》。
[44]《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四《阮元传》。
[45]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六，中华书局，1960年4月。
[46]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六，中华书局，1960年4月。
[47]参见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第10卷第4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
[48]著作数量根据钱瑟之主编《江苏艺文志·常州卷》及宫爱乐主编《江苏艺文志·无锡卷》统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及1995年1月）。《江苏艺文志》中有部分明末清初作者归入清代部分，而本统计表内凡明代考中的进士著作一律入明代统计。
[49]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五《常州人才之盛》。
[50]赵永纪主编《清代学术辞典》，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10月。
[51]担任四库全书总阅官的共16人，丹阳吉梦熊也是其中之一。
[52]《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庄述祖传》。
[53]《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刘逢禄传》。
[54]茅家琦《清代常州学派的认识论体系和学术影响》，《江苏文史研究》2013年第1期。
[55]茅家琦引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江苏文史研究》2013年第1期。
[56]《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五《赵翼传》。
[57]赵永纪主编《清代学术辞典》，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10月。
[58]《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戴震传》。
[59]《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
[60]据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所举统计。
[61]非进士身份藏书家在表内不作统计；所录为江浙地区，包括江南徽州府。
[62]江庆柏《近代江苏藏书家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
[63]见本书第七章《镇江科举家族》。
[64]民国《续丹徒县志·武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