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学校教育与科举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至明代，进学校则成为科举求仕的必由之路，影响延至清代。
明太祖朱元璋对学校教育非常重视，在京师应天（南京）设国子学（后改称国子监），设祭酒、司业、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典簿等学官。国子监分设六堂，是教习学生的场所，学生入监读书，由国家出资供养，每年还厚赐布帛。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北京国子监称北监，原在应天（南京）的国子监仍旧保留，习称南监。清代沿袭明代，在京师北京设立国子监，而改南京国子监为江宁府学。明清时国子监学生通称监生，又称太学生。监生又有举监、荫监、例监和贡监。举监即举人考进士未中，择其优秀送监读书者，以待下科会试。荫监为功臣或高官子弟受荫庇而入监读书者，例监为纳赀而得入监的富家子弟。贡监则是从地方府州县学生员中经挑选送入太学的监生，是为太学生主体，又有岁贡生、恩贡生、拔贡生之别。太学监生出路大致有二：一是利用太学教育的丰厚资源参加三年一科的乡试，二是已为举人的举监则参加会试。以清代为例，因太学设在京师（北京），非顺天府籍的太学生（监生）允许参加录取举人名额相对较多的顺天乡试（北闱）而不被视为冒籍。如生于晚清的著名史学家陈垣十八岁时，其经商的父亲为他捐买了一个监生资格。陈垣得以参加北闱顺天乡试，但因文章不合八股程式而名落孙山，只得回粤参加地方县府试，成为廪生（官府供给膳食的生员）。
明清时除在京师设国子监外，又在地方上设立各级学校。明洪武二年（1369年）下诏称：“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1]
自后各地大建学校，府有府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规定府学设教授1人，训导4人；州学设学正1人，训导3人；县学设教谕1人，训导2人。
表8－1 明代地方学校设置
各级学校师生每人每月领食米六斗，学官又按级别不同领有不等的月俸钱。总之无论是京师国子监还是地方府州县学，均为政府出资兴办。清代沿袭明代，在京师除设太学（国学）外，还设八旗、宗室等官学，在地方上也设府、州、县学，《清史稿》称：“府、州、县、卫儒学，明制具务，清因之。”[2]随社会经济发展及人口繁衍，原定的廪膳生员（廪生）名额不敷需求，于额外添加增广生员（增生），但不享受廪膳。清末民初刘禺生在《清代之教学》一文中，对清代学校有简要介绍，提纲挈领，深入浅出，使人一目了然[3]：
清代学校，向沿明制，京师设国学及八旗宗室官学，各省有府、州、县学。国子监设祭酒、司业、监丞、博士、助教、学士、学录、典籍、典簿诸官，设六堂为讲肄之所，曰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一仍明制。广收生徒，恩荫官家勋旧、满州贵族、八旗子弟，皆得入监。监分两班，内班膏火，外班无之。其考到、考验、复班、保送、优等任用，载在清代国子监条例，其后存名废实，国子监成闲衙门，监生亦可由捐纳得之，不必入监读书矣。
按有清一代，经史、词章、训诂、考订各种有用之学，名家蔚起，冠绝前朝，皆从事学问，而不事举业。凡得科名者未必有学问，而有学问者亦可得科名，或学优而仕，或仕优而学，学问不为举业所限制。论其原因：一、继承家学，如二钱、三惠、王氏父子之例。二、各有师承，读《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等书自知。自明季黄梨洲、顾炎武、李二曲、王船山四大儒出，学术风尚，焕然大变。其后如徐健庵、王贻上、朱竹君、翁覃溪、阮芸台、曾涤生，皆能提进学者，建树学宗。虽咸丰以至光绪中叶，人崇墨卷，士不读书，而研究实学之风，仍遍于全国，科举不能限制学术，此明征也。
府、州、县学为各省教学之地，廪、增、附生员皆由教授、教谕、训导，在儒学教导，如国子监例。此清初袭明制也，后亦仅成具文。
官学照功令，严饬品行，其所学科目，颁行有定书，不能普及经史百家一切有用之学。于是创立书院，为教养、课业、讲学之所。但书院学课，又分二大途。吾国古代无书院，书院自朱子白鹿洞以来，迄于元代，最重书院山长。所谓山长，皆国家隆重任命之儒官，明代继之，有私人讲学之地亦称书院者，如东林各书院之类。清代制，各省设书院，官、师分课，省有省书院，督抚聘请名师为山长，其资格为大儒或本省还籍一、二、三品之巨官，如张裕钊、吴挚甫等，其一例也。府有府书院，州、县有州县书院。月分两课，上半月为官课，下半月为师课。省书院官课由督、抚、司、道轮流考之，师课每下半月由山长掌之。府、州、县则官、师每月分课。凡书院皆有号舍，住宿读书，曰住书院。除省书院专课诸生外，府、州、县书院则生员、童生分课。此清末各省书院之大略也。
镇江府学见于地方志书的记载最早在北宋，“镇江有学始于太平兴国五年冬，柳开自常移润，八年秋仍发旧创新，告迁夫子庙，其颜子、孟子以下门人大儒之像各塑绘，配享于坐，既成，刻石纪之”[4]。建成的镇江府学位于府城朱方门里，仁宗朝范仲淹任润州太守时又新而广之。其后哲宗元祐、徽宗宣和及南宋绍兴年间对孔庙及府学再加修葺。元时府学改称路学，镇江路学颇具规模，计建有大成殿（拜祀孔子）、先圣庙（祀颜子、孟子以下门人大儒），先贤祠（祀乡先贤及名郡守等）、文昌祠、地灵祠、祭器库、乐器库、肃容所、成德堂（八斋）、三鱣堂（六间）、渊源堂（三间）、采芹亭、学庚、公厨、正录位、直学所、学门、德音亭（亭中碑二，一刻《勉励学校诏》，一刻《加封孔子诏》）、井亭、教官厅等。另置有图书室（十厨），分放经、史、子、集，收藏颇丰。明时将府学由朱方门里迁到定波门内，再迁至城东日精山下，自后直至清末再未动迁过。
与府学一样，府辖丹徒、丹阳、金坛三县之县学也初现于北宋。宋代，丹徒县学附设于府学内，元时自府学学址内迁出，另建于儒林里。明嘉靖初，在居乡大学士杨一清关心下，南京提学御史萧呜将丹徒县学迁到地势稍高的寿邱山南麓，自后直至清末再未移建过。清初，江南提学佥事张能麟、丹徒知县张晋倡助修学，使丹徒县学内外一新。顺治进士，丹徒人张九徵为之作记[5]。
丹阳县学与金坛县均位于县治之东，也均始现于北宋。明宣德年间（1426—1435年），南都应天巡抚周忱来丹阳视学，指示“有司职务虽繁，为国储才所当先也”。丹阳知县张友令、县学教谕黄中等协力经画规创，县学为之一新。[6]明中叶嘉靖初，丹阳知县张凤翀又凿引练湖水入城，环绕县学学宫，使丹阳县学更加清幽灵秀。金坛县学在明清两代也多次修葺，清代金坛县学明伦堂上还书有金坛县著名进士之额，如兄弟状元（于振、于敏中）、探花（蒋超、于明宝）、会元（李青）、祖孙父子进士（王臬、王樵、王肯堂）、父子进士（史弼与史缵烈、曹宗潘与曹钟浩、于嗣昌与于汉翔、曹鸣与曹舒、冯炜与冯秉彝、冯秉忠、于振与于雯峻）、会元榜眼（曹大章）、传胪（于明宝）。此外又有五凤高飞（冯标、蔡嘉桢、葛维屏、史承谟、李铭佩）、六鳌并策、追风八骏等等。
清康熙年间，定丹阳县学学额为文学20名、武学15名，其后又有增生。清雍正年间，定金坛县学廪膳生（廪生）20名，增广生（增生）20名，武学15名。由此，明清时童生考进府学或县学成为生员（秀才）也非易事。清中叶起随着人口迅速增加，又在廪生、增生外再附加学额（附生），但仍不敷需求。晚清咸同年间，为镇压太平天国，清政府急需筹措大量军费，除巧立名目增加税额及开征新税外，还公开标价出售生员名额及乡试举人名额，镇江府学及县学因捐银增加了进学的生员名额（学额），为之刻碑（《镇江府县两学加广学额碑记》）记为：“……士为四民之首，文武才悉由此选，不可以不劝。由是爵禄之外，特立广额之条令，各省捐银十万两者，广乡试中额一名；三十万两则为永远定额。各州县捐银二千两者，广学名额一名，一万两则永为定额。……徒邑寄籍各户，其在各省、各府、州、县及赴各营捐输之，已邀奖叙。有案可稽者，共银十四万二千有奇。例得请加学额。如是者六、七年，册籍既全，始由县上达，以同治三年六月部议，请广文武永远学额各十名，一次学额各一名，又加府学永额各四名。……故勒石植之试院之侧，以俟后世乡校之定论焉！召亭名棠，岁贡生并志之。”[7]此碑文由曾是道光朝庚子科（1840年）状元李承霖所撰，收入《劫余仅存》中。
明清时各地凡考入地方学校（府学、州学、县学）学习的学生均称生员，俗称秀才。生员虽有廪膳生（廪生）、增广生（增生）、附学生（附生）等别，但均是秀才等级。未能考进府、州、县学的，即“士之未入学者”，无论年令大小统称为童生，也即清末探花商衍鎏所说：“清代应考生员之试者曰童生，亦曰儒童”[8]童试也有一定难度，前文中提到的清康熙年间江宁高淳县童生蒋之佩因作文不合八股程式，直至中年仍进不了府县学，被称为老童生。明清时期并非所有进学的生员均能报考乡试，必须参加省级学政主持的院试选拔，只有院试成绩一、二等的生员才有资格报考所在省选拔举人的乡试，是故院试列一、二等的生员（清代后来增加三等的前列者），又称科举生员。[9]明代在府、县学之下还设有教习蒙童的社学，大致每五十家设社学一所，延请有学行的府、县生员（秀才）执教。清代进府县学之前的儿童教育称蒙学。其办学场所有富家所设的停馆及地方共设的朋馆（乡、村、里塾）。至于清代教育与科举互动的具体情状，清末刘禺生所撰《清代之科举》中写得细致而清楚：[10]
旧时教儿童，注重发蒙。儿童五六岁以上，家中延师，具衣冠酒食，封红包贽敬，列硃笔，请先生点破童蒙。先生即以硃笔点读“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四书·论语》首句；先生读，学生随读，读毕，全家谢先生，是为读书儿童一生发轫之始。案中国社会最重蒙师，尤重发蒙之师，此种风气，宋代最甚，考宋人轶事，某门下中书还乡，必具衣冠拜于启蒙师床下。
家塾蒙馆，一曰停馆，富厚之家，延专师以教儿童，师称主人曰居停，主人称师曰西席；所授往往为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再授四书文。又有所谓朋馆，亦名村塾、义塾，市井乡村贫穷儿童往读之。其师开馆授徒，儿童之家，纳学钱往读，所教为千字文及四言杂字之类。父兄所求者，不过能识日用字，写柴米油盐账而已，所谓“天地玄黄叫一年”也。杜工部诗：“小儿学问只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蒙馆风气，唐时已然。
蒙学所授，不过识字，能写能读，便于工商应用而已，略似今之初级小学。等而上之，儿童有志应考，长乃读习举业，教师多延请秀才任之，而蒙馆教师则多屡考不得秀才之人也。其教法分男女，女则教女儿经，读幼学，讲故事；男则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读毕，更读《诗经》、《书经》、《礼记》、《春秋左传》，诗则授《唐诗三百首》，字则习楷帖，古文则习《古文观止》，旁及《纲鉴易知录》。八股举业，先习破题两句，次作承题，起讲，次作加颔下两股，亦曰两比，加习四股，再加作两股，合为六股，于是合破、承、起讲六比文，是为举业完篇。时文原用八股，后多减用六股，皆合考场程式。诗习试帖，先习一韻，加至六韻，即为合格。因童生及秀才科、岁考、皆用六韻，科场则用八韻也。学生完篇，其父母延宴先生，送礼敬，曰完篇酒，谓从此我家子弟可出考矣。
童生欲得秀才，须历县、府试和省学政主持的院试。凡县试、府试及院试中的岁试合格者才被承认是生员（秀才），而未能合格者，无论年龄大小统称为童生。生员又分廪膳生员（廪生）、增广生员（增生）和附学生员（附生）三个等级，其中廪生享有政府的补助。并非每个生员（秀才）都能报考录取举人的乡试，生员若想报考乡试，还要参加院试（省学政衙门所在地）中的科试。科试成绩划为六等，只有一、二等者（后又增加三等中的前列者）才能报考三年一次的选拔举人的乡试，是故被称之为科举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