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润州科举背景
隋唐时镇江称润州，位于长江下游南岸的宁镇山脉与茅山山脉交接处，地属吴头楚尾，曾是吴文化的起源地之一。秦汉时在今镇江地区先后设置江乘县、丹徒县、曲阿（丹阳）县及句容县，则其地有县级行政单位的历史已有二千二百年。开发虽早，但因境内多丘陵岗地，经济文化面貌比较落后，所谓“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8]、“江南卑湿，丈夫多夭”[9]。镇江发迹于汉末吴初，崛起于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东汉末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始自吴迁于京口而镇之”；“十四年，权居京口”[10]。京口即今镇江城区，本丹徒县之西乡地，吴主孙权于赤壁大战前夕将其军府由吴（苏州）迁京（镇江），随之孙刘联军在赤壁大败曹军。第二年（建安十四年，即209年），刘备“至京见权”，进一步巩固了孙刘联盟。自后京口声名鹊起，成为三国名城。但境内地旷人稀、“田多秽恶”的落后面貌还未得到大的改善，直至东晋、南朝时镇江地区成为南下流民的集中地之一，大规模开发得以开始。西晋末北方战乱，民族仇杀，中原百姓举族南徙，史称永嘉（307—313年）南迁。河北、山东及徐州一带的流人徙居京口及以京口为郡治的晋陵郡各县者为数众多。如河北幽州流民领袖祖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继“居丹徒之京口”[11]，其后又从亲党、部曲中挑选出百余家自京口江面渡水北伐，未随征的就留在了京口、建康一带。再如山东兖州流民领袖郗鉴南下后于东晋咸和（326—334年）初率部参加平定苏峻之乱，“遂城京口”，直至病故。南朝宋武帝刘裕祖籍徐州彭城，高祖刘旭孙、曾祖刘混。《宋书》上记“旭孙生混，始过江，居晋陵郡丹徒县之京口里”[12]。而齐高帝萧道成及梁武帝萧衍的祖籍都是山东兰陵县中都里，其高祖萧整于西晋末“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13]。东城里在今镇江之丹阳东北。东晋一朝，以京口为郡治的扬州晋陵郡成为南下移民的集中安置区，这给镇江地区的开发带来劳动力及先进生产技术。出于对土地的强烈要求，移民及后裔不断向丘陵川泽纵深进军，逐渐改变了长期以来地旷人稀的面貌。据《宋书·州郡志》记载，刘宋时南徐州（州治京口）下辖17郡、63县，计有户7万2千余、口42万余，仅次于州治建康的扬州，而高于南兖、南豫、江、荆等州。下游的南徐州与上游的荆州是拱卫南方建康政权的两翼，地位举足轻重。经济增长带动文化发展，一时人文荟萃成为景观。谭其骧先生指出：“南徐州所接受之移民最杂，最多，而其后南朝杰出人才，亦多产于是区，则品质又最精。……南徐州之人才又多聚于京口。今试于列传中查之，则祖逖范阳遒人，刘穆之东莞莒人，檀道济高平金乡人，刘粹沛郡萧人，孟怀玉平昌安丘人，向靖河内山阳人，刘康祖彭城吕人，诸葛璩琅琊阳都人，关康之河东扬人，皆侨居京口。”[14]葛剑雄先生更说：镇江曾“因永嘉南迁的历史机遇而迎来一段数百年辉煌的京口时代”[15]，这为其后唐宋时转型奠定了基础。但限于自身条件，宁镇地区的农业、养殖业与吴中地区还有明显差异。南朝顾野王《舆地志》载：“丹徒界内，土紧紧如蜡。谚云：‘生东吴，死丹徒’。言吴多产出，可以摄生自奉，丹徒地可以葬。”[16]可见六朝时吴中地区与宁镇地区的生产条件及经济状况差异明显。
隋唐大一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全面繁荣时期。隋唐镇江称润州，在六朝加快开发的基础上开始自身转型，从单一的军事重镇逐渐发展成为运河线上以工商业及交通运输业著称的城市，且在东南的地位一度举足轻重。促进这一转型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行政设置的变化，润州地位先降后升，一度代替金陵（今南京）在东南地区的军政地位。隋灭陈后，为消除六朝故都建康对南方的影响，曾将建康城平毁，将原设置于建康的扬州迁至江都，另于石头城置蒋州。隋统治者还废掉建康以东的以京口为治所的南徐州，分置润州（治京口）和常州（治武进）。旋又废润州，以丹徒地并入延陵县，与曲阿县一并辖于江北的江都郡。唐初，继续实行贬抑江南的政策，金陵地进而废州为县，始称白下，后称江宁。但为运作方便，复置润州，初领丹徒、曲阿两县。武德九年（626年）又以延陵县、句容县和白下县辖属润州。武后垂拱四年（688年）从延陵县析出金坛县，隶润州。如此在唐代大部分时间里润州辖有6县地，即丹徒县、丹阳县（天宝元年即742年改称曲阿为丹阳）、延陵县、金坛县、句容县、上元县（白下后称江宁，上元三年即761年再称上元）。今镇江地区及南京城区在唐代曾共归润州（州治京口）管辖，润州地位由降转升。唐政府曾于至德二载（757年）至上元二年（761年）及光启三年（887年）至天祐四年（907年）以宣州之溧水、溧阳及润州之上元、句容4县另置昇州，但两次前后总计只二十四年。是故《旧唐书·地理志》未列昇州，唐代其他重要典籍如《元和郡县图志》、《通典》（均成书于中唐，早于《旧唐书》）更是未列昇州。但《新唐书·地理志》单列昇州（辖领上元、句容、溧水、溧阳），这在本章后面将作分析。
表1－1 唐代润州行政区划
①昇州设立前后两次，总计24年，即至德二载（757年）—上元二年（761年）及光启三年（887年）—天祐四年（907年）。
据《新唐书》载，唐政府曾于乾元二年（759年）至元和二年（807年）在润州置有丹杨军，前后长达近五十年，是故唐、五代人亦称润州为丹杨（丹阳）。如唐《元和郡县图志》润州条名下注有丹阳二字，《新唐书·地理志》则称润州丹杨郡，都是一个意思。再如李白《永王东巡歌》之五：“丹阳北固是吴关，画出楼台云水间。千岩烽火连沧海，两岸旌旗绕碧山。”诗中的丹阳即指称润州，而非指润州之属县丹阳县。南宋《（嘉定）镇江志》就唐代润州为何又称丹杨郡（丹阳郡）作这样解释：“然自天宝元年改润曰丹杨郡何也？盖武德九年以后、至德二载以前，江宁、句容并属润州二县，即丹杨故地，天宝因为郡名，逮至德间割出润之江宁、句容、分以宣（州）之溧水、溧阳，建为昇州，自是丹杨之名虽存于润，要非昔之丹杨矣！”[17]了解这些就不难理解唐代润州籍进士中何以“丹阳人”为多的原因。唐代还在州之上设置道一级的监察机构，开元时全国划为15道，润州属江南东道，理所当然先设于苏州，后设于润州。唐后期，全国被划为40余道，“每道皆置观察使，雄藩重镇则带节度使，不带节度使者则带都团练使或都防御使。它们虽仍是使职，实际上已经成为统领一道军政、民政、财政、司法等大权的行政长官了”[18]。自中唐起唐政府在江左即今苏南、浙北地区设置浙西观察使，“管州六：润州、常州、苏州、杭州、湖州、睦州、县三十七”[19]。起初理所一度不定，后由苏州移设润州。浙西观察使例兼润州刺史，在唐代镇江替代南京一度成为东南行政中心是为不争事实。唐代浙西道辖州县数及户数如下表（据《元和郡县图志》），从表中可见无论盛唐（开元）还是中唐（元和），润州在籍户数均列第二位，而浙西六州地则是唐代最富庶地区之一。
表1－2 唐代浙西道辖县数及户口数
③据《旧唐书》载，天宝年间润州有户102033、口662706。而上表中开元年间润州有户91000余，则盛世时有数千户的增加，变化不大，数字可信。
隋统一后，中央政府为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及掠夺，修筑了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东北抵涿郡，东南至余杭，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四段组成，全长四、五千里。这条南北向人工运河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联系起来，成为封建社会下半叶南北运输的大动脉，便利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适应了南中国崛起的需要。其中江南河段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江南河润州段则由京口南向至曲阿（丹阳）县域，折东南至常州武进界内。“京口漕河自城中至（常州）奔牛堰一百四十里”[20]。隋及唐前朝，因瓜洲横亘扬子江中，并逐渐与北岸相连，船只自京口过江要向西驶过瓜洲沙尾才能抵达江北的扬子桥，需绕行六十里，且易为风涛所漂损，既费时不便又不安全。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原常州刺史齐澣调任润州刺史兼江南东道采访处置使。齐澣，河北定州人，开元初为名相姚崇所擢用，主润后“乃移其漕路，于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21]。伊娄河在瓜洲，北接扬子桥，南对润州城，“当时瓜洲遥隶润州，故澣得以改置”[22]。如此南北船只可自京口、瓜洲直接对渡，既省时省费、又减漂损之灾，大大方便了东南地区的水运与漕运。润州城江中的金山则处在南北对渡的江渡当中，加快了山岛开发及禅寺建设，自后成为南来北往商贾和香客祈福及文人学士悟惮的方便去处，而以金山及金山寺为题材的诗歌也才开始多了起来。江南河贯通及伊娄河开凿，使镇江成为东南交通枢纽和江淮段漕运咽喉，影响深远直至明清。这给地区及城市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使镇江除仍是江南战略要地及军事重镇外，还以工商业及交通运输业著称于世，成为促进自身转型的第二个重要因素。隋唐时润州（包括江宁等地）的造船业、丝织业、酿酒业及金银器加工业远近闻名，颇具规模。以丝织为例，江南为唐代三大产地（关东、巴蜀、吴越）之一，而据有关专家统计，“唐代前期江南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依次是越、润、常、杭、苏”，而“唐代后期江南丝织业的发展格局与唐代前期相比，基本相同”[23]。隋唐时期京口城市不断扩展，呈现繁兴。《隋书》即称：“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24]唐代润州城既是州衙所在，又是浙西理所，规模比南朝及隋时又有扩大。城区自北固山南麓向南和西南扩移。唐文帝大和（827—835年）中，浙西观察使王璠“凿润州外隍”，即在北固山前峰铁瓮城两侧扩建夹城。夹城内商业兴盛，市井繁荣，漕河穿城而过，店铺、民居、茶肆、酒楼临河而立。以至“京口繁要，游客所聚，易生讥议。”[25]唐末僖宗乾符（874—879年）中，镇海军节度使周宝又筑罗城（土城）20余里，将唐夹城外围的居民点也包了进去。除州城京口外，丹阳县城也在运河线上，“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李白《丁都护歌》诗反映出唐代江南河丹阳（古称云阳）段两岸商业的繁兴。唐代不少名诗人来过润州，如孟浩然、刘长卿、王昌龄、王湾、骆宾王、李白、李涉、刘禹锡、杜牧、许浑、张祜、孙鲂、陆龟蒙、杜荀鹤、罗隐等，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歌咏之作，其中许浑、张祜还先后移居润州。
隋唐一统，结束了南北朝对峙局面，经济文化中心回到北方。历经一百多年繁兴，在唐玄宗统治后期发生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其后藩镇割据、五代争战，黄河流域再受极大破坏，人口持续南迁，“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26]。唐政府财政隨之倚仗南方，第五锜曾向逃到蜀中的唐玄宗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职任，使济军须，臣能使赏格之资，不劳圣虑。”[27]玄宗闻言，即拜第五锜为监察御史、勾当江淮租庸使。中唐时东南成为唐王朝粮食及财富的主要供给地，润州与苏州、常州、越州、杭州等同处东南经济板块，且又控扼东南漕路入江口段，给地方文化发展及科举兴盛提供了直接动因。五代时割据江淮地区的先后有吴政权和南唐政权，吴都广陵，南唐都金陵，润州均处于腹心地带。南方割据政权大多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奖励农桑，兴修水利。中原则再度成为军阀混战的场所，每争一地常是“流血盈城”[28]，生产力再度遭受摧残。全国经济重心继续南移，而全国文化重心也随之移向南方，成为润州转型发展的第三个大文化背景。不过文化重心的转移要稍滞后于经济重心的转移，有学者统计《全唐诗》中作者的籍贯，发现初唐时北方籍诗人数为南方籍诗人数约四倍余，到中唐已缩小到约两倍，至晚唐五代时南方籍诗人数则超出北方籍诗人数许多。唐代润州为浙西重镇，各类人才聚集也多，新、旧《唐书》中入传的润籍人物为数不少，其中有部分即是进士出身。
表1－3 新旧《唐书》立传之润州人士（不包括收录作品之作者名）
注：除列传外，《新唐书·艺文志》中提及的还有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