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制的完善
宋朝重文轻武，以文官主政，力纠唐末五代武将拥兵割据之弊，科举取士在唐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科举社会在宋代真正出现。
宋代科考分常科与制科，制科即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选拔特殊人才的考试。《宋史·选举志》称：“制举无常科，所以待天下之才杰，天子每亲策之。然宋之得才，多由进士，而以是科应召者少。”[8]两宋三百年间举行制科考试仅二十多次，录取合格者仅有数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北宋徽宗重和进士、镇江府金坛人汤鹏举之孙汤邦彦就是制举出身，他考取南宋孝宗朝博学鸿词科，仕至枢密院编修等职。而像汤邦彦以制举入仕的为数不多。常科又有进士科及诸科（明经、明法、三史等），但以进士为重。除文举外，又有武举。《宋史·选举志》又称：“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神宗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进）士，其后遵行，未之有改。”[9]可知自北宋中叶起，常选就是选考进士了。
宋代科举社会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通过科考而步入仕途的士人空前增多，数量惊人。宋之前，唐代每榜进士数约二十余人，五代时每榜进士数约十余人。宋初太祖朝开科十五次，录取进士190人，平均每榜进士数约13人[10]，虽较前期有所增加，但与唐、五代的取士规模差距不大。宋太宗继续执行文人理国政策，又因是以弟继兄袭承大位，为取得士人的广泛支持，不断扩大取士规模。以进士科为例，太宗朝（976—997年）二十一年中开考了8次，录取进士1399人，平均每榜进士数约175人，十倍于太祖朝。[11]宋人洪迈曾说：
国朝科举取士，自太平兴国以来，恩典始重。然后出一时制旨，未尝辄同，士子随所得而受之，初不以官之大小而所祈诉也，太平之二年，进士一百九人，吕蒙正以下四人得将作丞，余皆大理评事，充通判及监当。五年，一百二十一人，苏易简以下二十三人皆作丞、通判。八年，二百三十九人，自王世则以下十八人，以评事知县，余授判司簿尉。未几，世则等移通判，簿尉改知令录。明年，并迁守评事。雍熙二年，二百五十八人，自梁颢以下二十一人，才得节察推官。端拱元年，二十八人，自程宿以下，但权知诸县簿尉。二年，一百八十六人。陈尧叟、曾会至得光禄直史馆，而第三人姚揆，但防御推官。淳化三年，三百五十三人，孙何以下，二人将作丞，二人评事，第五人以下，皆吏部注拟。……[12]
又说：
太宗雍熙二年，已放进士百七十九人，或云：“下第中甚有可取者”。乃令复试，又得洪湛等七十六人，而以湛文采遒丽，特升正榜第三。端拱元年，礼部所放稿宿等二十八人，进士叶齐打鼓论榜，遂再试，复放三十一人，而诸科因此得官者至于七百。一时待士可谓至矣！……[13]
宋代所录进士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奏名进士，也称正科进士；一种是特奏名进士，也称恩科进士。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特奏名恩科自此始，这种举人应礼部省试多次落选而特赐出身的做法到北宋中叶成为制度。据元《至顺镇江志》记载，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所录润州丹徒进士郭震即是此科“特奏名第一人”。北宋如此，南宋亦然，目的还是收买士心，维系苟安。宋代殿试一经录取，一般都要授职，录取过多，授职过滥，则冗官冗费现象与赵宋政权相伴始终。不过与正奏名相比，特奏名进士的职务较低，例为补将仕郎，下州文学，诸州助教等。
比之唐、五代，宋代科举选拔制度不断完善，考选与录取逐步趋向公平与客观。具体说，一是正式废止唐、五代的公荐与纳公卷的做法。唐代科考前，达官贵人可向知贡举（主考官）荐人才，称公荐。“公荐”不公，弊端明显。唐代还规定考生在考试前将平时所写的诗赋文章先行送礼部，以便主考部门了解考生情况，称“纳公卷”。其后发现考生多用旧卷。或假借他人文字呈送，致考校无准，失去公平。到宋代，随着科考制度不断完善与严格，公荐及纳公卷的陈规陋习终被废止。陆游曾说：“本朝进士，初亦如唐制，兼采时望。真庙（宗）时，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14]二是实行锁院、糊名、誊录等措施，防范考场舞弊，使选拔更加客观公平。锁院即开考期间锁闭贡院（考场），使考官不能与外界通声气，“以避请求”。糊名就是将考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加以密封，杜绝考官因情打分。宋真宗曾说：“今岁举人，颇以糊名考校为惧，然有艺者皆善于尽公。”[15]誊录则是在评卷前将考生试卷另行誊录，使考官无法辨认考生字迹。虽然增加了考试成本，却能有效减少作弊现象的出现。糊名与誊录使寒素之士与官宦子弟在技术层面上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是科考制度、科考方法上与时俱进，其影响直到今天。三是殿试制度化，确立了州试、省试、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延及明清。州试即各州、府举行取解考试，由各州判官和录事参军主持。省试是礼部负责举行的全国性考试，由皇帝选派的官员主持。殿试则由皇帝亲自主持，宋太祖起即已实行，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后，殿试只涉名次，不再淘汰。四是自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起，科考每三年举办一次：“三年十月六日，诏礼部贡院，今后每三年一开科场。”[16]自后至明清，三年一试成为定制。
北宋中前期，进士科重诗赋，诸科重帖经、墨义。王安石变法期间改革科考，罢诗赋、贴经、只考经义。司马光执政后，将进士分为经义、诗赋两科，即经义进士以经义定取舍，诗赋进士以诗赋为去留。哲宗亲政后再罢诗赋，专习经义。南宋朝仍分诗赋和经义两种，未再改变。一般来说，北方士子厚重，钻经义，重实学；南方士子轻灵，善诗赋，多才学。将进士考试分诗赋与经义两种分别录取，可缓解区域取士不平衡的矛盾。可见科举考试发展到宋代不只需要公平、公正，还要重视区域平衡。其后到明清，区域平衡则以明定区域的录取名额来解决。
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年），“进士始分三甲”。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年又将进士分为五等，一、二等称进士及第，三等称进士出身，四、五等称同进士出身。南宋正奏名进士第为五等，第一、二甲赐进士及第，第三、四甲赐进士出身，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17]虽分有五甲等列，实际仍是进士及第、进士出身与同进士出身三个等级。清代学者叶封观曾点评尚存的宝佑四年登科录：“宋理宗宝祐四年丙辰登科录计六百一人，而宋亡死事之臣，若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三公皆出是榜，不綦盛与。……再按录首云，五月二十四日皇上御集英殿唱名，赐进士文天祥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六百一人，内一甲二十一人、二甲四十人、三甲七十九人、四甲二百四十八人、五甲二百一十三人。今制，赐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名目相同，而一甲仅三人，至三甲而止，此其不同者。陆秀夫二甲第二十七人出身，而本传云岁在丙辰，用乡书，登乙科，然则宋制二甲以下为乙科邪？又每甲第一称名，第二以下称人，下方具列小名、小字、外氏若干。举此，皆不同于今之录式者，并为记之，俟博雅君子考论焉！”[18]如叶氏所论宋代进士既有五甲之分，又有甲科、乙科、丙科的称谓，而不只叶氏所论的“宋制二甲以下为乙科”之说。从镇江府为例，如北宋哲宋朝进士洪拟为“丹阳人，应上庠及选试南宫，皆为春秋第一，擢绍圣元年进士甲科”[19]。
北宋朝荣登甲科的还有真宗咸平三年进士刁湛（丹徒）、仁宗庆历二年进士章嶙（丹徒）、张倜（金坛）及徽宗政和二年进士张忞（金坛），南宋朝荣登甲科有绍兴十二年进士张扶（丹徒）等。载明为乙科进士的有蔡肇、蔡猷、葛思渐、许开、陈景周等。除甲科、乙科外，宋代还有进士第丙科，据元《至顺镇江志》所载，北宋王存、顾方、储公桓、詹辅、刘无极、周端礼、邵彪、邓国贤及南宋王维、赵时侃等俱登进士第丙科。如此看来，宋代虽分五甲，但又归为及第、出身及同出身三个等级，亦即甲乙丙三科，应是其后明清三甲的源头。
与唐代一样，宋代科考殿试后，照例放傍唱名，谒先圣先贤，赴闻喜宴，叙姓氏乡贯及父祖名氏，是为登科录或称同年小录。北宋登科录已散佚不见，南宋登科录仅存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王佐榜进士名录及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文天祥榜名录。前榜进士名录中因有朱熹名（第五甲第90人）、后榜进名录中因有文天祥（第一甲第1名）、陆秀夫（第二甲第27人）等，得以被重视而保存。清《四库全书》收入两淮马裕家藏本《宋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一卷，《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列条介绍：
宋王佐榜进士题名录也。考刘一清《钱塘遗事》，宋时廷试放榜唱名后，谒先圣先师，赴闻喜宴，列叙名氏、乡贯、三代之类具书之，谓之“同年小录”。是科为绍兴戊辰，南渡后第七科也，所取凡三百三十人，又特奏名四百五十七人，其四百五十六人原本佚缺，录内仅存一人。首载前一年御笔手诏，次载策问及执事官姓名，又次载进士榜名，末乃载诸进士字号、乡贯、三代。后又附录，记董德以下三十二人之事，而状元王佐等三人对策之语，亦载其略，皆附会和议甚力，不知何人所记？疑宋、元间相续而成，非出一人之手也。宋代《同年小录》今率不传，惟宝祐四年榜以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三人为世所重，如日星河岳、亘古长留，足以搘柱纲常，振兴风教，而是榜以朱子名在五甲第九十，讲学之家，亦自相传录，得以至今。……仍以原名著录，存其真焉。[20]
以高宗绍兴十八年戊辰科（1148年）为例，此科共录正奏名进士330人。特奏名进士457人。正奏名进士330人中，内一甲10人、二甲19人、三甲37人，四甲122人、五甲142人。查榜内名单，镇江府有2人考中此榜进士，一是第四甲第12人钟将之，镇江府丹阳县练塘乡龙许里人；一是第五甲第45人柳仲永，居镇江府丹徒县化龙坊。[21]查元《至顺镇江志》卷十八人才科举目，内列绍兴十八年镇江府进士两人，一是钟将之，“字钟山，丹阳人。绍兴十八年登进士第……”[22]一是柳仲永，“绍兴十八年些进士第”。《至顺志》对钟将之与柳仲永的记载虽详略不一，但反映了元《至顺志》关于宋代镇江府进士的记载基本可信。从考试日程安排看，二月十八、十九、二十日礼部三场试考诗赋、论策，即考选诗赋进士；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礼部三场试考经义、论策，即考选经义进士。礼部试结束后，考中者于四月初三日参加殿试，考御试策一道。殿试放榜后，新科进士于五月初二日集中法慧寺拜黄甲，叙同年。五月初五日新科进士赴国子监，谒谢先圣先师。五月，立题名石刻于礼部贡院，并在贡院举办闻喜宴。
科举考试的专用考场习称贡院，又称试院。京都礼部贡院是考选进士的考场，各地州府贡院是选考举人的考场。北宋时除礼部设有贡院外，地方州府选拔举子多代用学校、寺庙或官衙作临时考场。如神宗熙宁（1068—1077年）初，润州“大比试于郡学”，后又改设临时考场于登云寺。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米芾为涟水军使，子友仁来赴举京口，时场屋在登云寺”[23]。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年），各地考场依然紧缺，镇江府金坛人王资深自京师太学省归，“会常、润合两州开举场”[24]，为群友相劝，入试而中举。直至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始“令诸州遍立贡院”，即考试院。南宋建炎初，镇江府学校与贡院尽废为仓囷，继又毁于兵火。至宋孝宗淳熙初“贡院犹未创，大比试于郡学及先圣庙，两庑撤棘，辄再补葺，士以为病”[25]。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镇江知府沈复于府治东南进贤坊复建贡院，计有场屋86楹。光宗绍熙（1190—1194年）中，镇江知府陈居仁再加扩建，增屋至115楹。时镇江府举贡定额只17人，而应举士子辄以千计，文风日盛。据《宋史》记载，南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年），因蒙古军不断侵扰淮南，曾一度“命淮东州郡附镇江府秋试，淮西州郡附建康试”[26]。而据《宋史·地理志》载，南宋淮南东路辖有扬州、楚州、泰州、泗州、滁州、淮安、真州、通州及高邮军等，这么多江北士子一度过江借镇江府贡院应试，真正是人满为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