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镇江进士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混乱局面，封建经济文化继续发展，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十一月，北宋灭南唐，原南唐19州、3军、108县尽归北宋。还在这年八月，南下宋军已占领润州，十月，宋廷下诏改镇海军名为镇江军名，此为镇江得名之始。北宋末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润州改州为府，称镇江府。

还在唐末五代时昇州复建，润州原辖6县地减数至4县地，即丹徒、丹阳、延陵、金坛。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裁并延陵县，原延陵地分入丹阳和金坛。此后直至清前期各朝相因，镇江府例辖丹徒、丹阳和金坛3县。

宋代府上设路，在东南设有两浙路（浙江东路、浙江西路），置大都督府于杭州，下领14州。内浙西路领有杭、湖、秀、苏、润、常6州。北宋时浙西各州辖县数及户数表列如下：^[1]

表2－1　北宋浙西各州所辖县数及户数

从上表可见，宋时无论辖县数还是户籍数，润州在浙西路均列最末。一般情况是被录进士数多少除与经济文化发达与否相关外，还与辖地大小及人口多少成正比。

镇江城市自隋唐开始转型后，商业、手工业及交通运输业进一步兴盛。手工业如造船业、丝织业、酿酒业等均有相当规模，商业和交通运输业更是呈现繁荣。镇江作为江南河起点，成了长江下游著名商贸中转港口，四川蜀锦、荆湖木材、铁器、淮南桑麻、海盐、浙江丝绸、江西瓷器、福建茶叶等经江南河南下北上，供应各地市场。交通大动脉畅通及商品流通加快，有力推动了润州的发展及市镇的繁兴，京口、丹徒、新丰、丹阳、陵口、吕城等大小市镇市肆颇盛。江南河又称浙西运河，东南两浙路的物资财富由此经京口过江，入扬州真楚运河，再经汴河达京师开封。苏轼曾说：“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糟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他财赋供馈不可悉数。”^[2]为保证国家经济动脉的畅通，两宋政府对江南河不断拓浚整治，各类船舰由京口入闸，“船行运河如履平地”。南宋乾道年间，陆游自浙入川，曾记述乘舟自常州至京口，过奔牛闸，“闸水湍激，有声甚壮。遂抵吕城闸。自祖宗以来，天下置堰军止四处，而吕城及京口二闸在焉”^[3]。可见，宋时，舟行江南河畅通无阻。

北宋时，封建经济重心南移已不可逆转，文化教育上南重北轻现象也成不争事实。经北宋末南宋初第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宣告完成。南方，尤其是两浙地区，社会文化全面繁荣，“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俊贤多避地于此”^[4]。镇江作为吴越门户，加之山水秀甲天下，两宋文人学士与之结缘的很多，如范仲淹、柳永、王安石、苏轼、辛弃疾、陆游、陈亮等，其留下的诗作或词作脍炙人口、千古传唱，而苏颂、沈括、米芾、陆秀夫等更是移居镇江，将镇江视作第二家乡。

文化教育上的南重北轻，表现在科举取士上则现南盛北衰之景，延及明清。以北宋为例，有学者就各地方志记载统计，北宋南方两浙路进士2476人、福建路2414人、江南东路901人、江南西路1196人等，而北方的永兴军路131人、京东西路118人、京东东路115人、东京46人。^[5]作为浙西路的润州就有北宋进士约130人，相当于北方一个路的进士数，而润州进士数比之相邻的平江府（苏州）及常州则相对又要少许多。

值得重视的是，两宋之交金兵南侵，由此引发的第三次大规模移民浪潮对镇江影响同样深远。“金兵陷扬州，士兵随乘舆渡江，众数万”，“民之从者如归市”^[6]。高宗绍兴末，金主完颜亮发兵攻宋，主力打到长江北岸的和州，两淮居民“率奔京口”。南宋后期，蒙古军入侵淮西，“淮士多避地京口”^[7]。这次移民以河南、山东、淮南等地人口为主，其中不少就择居在镇江。据家谱、族谱等载，如丹徒大港赵氏，传为宋皇室赵德昭后裔，金兵南下时赵子自东京开封移居润东大港镇，至迁润七世时已有十八分支，近代民主革命家赵声即是移润赵氏后裔。京口丁氏，原籍河南祥符，高宗建炎初南迁渡江。京口草巷茅氏，原籍河南汴梁，建炎南渡时先祖随高宗渡江居京口，至明清时茅氏是镇江府城著姓之一。京口医家何氏，原籍汴梁，宋室南渡，何公务随驾从至临安，任御医。离任后移居京口，其后一支迁青浦，主支则聚族镇江，子弟家承医学，为名闻东南的医学世家。除丹徒外，建炎南渡中卜居丹阳、金坛、句容的北方姓氏也多。中州及两淮人口大量南迁除对南方经济及生活习俗产生影响外，促进了城市发展和文化教育兴盛，也促进了科举业的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