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进士比较研究

科举取士制度是封建政治与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专制主义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构件，也是封建社会人才现象的重要解读器。进士是否为封建社会人才，答案是肯定的。即以明清史册记载而论，进士是明清两朝行政人才主体，也是地方乡贤中最具影响力的标识。进士入仕后无论在中央部门，或在地方州（府）县任职，其主要精力当然用在处理政务或治理地方上，其中佼佼者如宋代文天祥、陆秀夫、清代林则徐等更被视为民族脊梁。进士中还有一部分不只政绩彰显，且学问渊博、词章赡富，在经学、文学、史学、文字学、艺术等领域也有不同建树。即以清代而言，清中叶进士阮元，扬州府仪征人，历仕乾嘉道三朝，官至大学士。为政清谨，治学宏富，在经学、舆地、小学、金石、校勘、天文历算及诗文等领域均有深入研究，被视为扬州学派领军人物。再如光绪进士缪荃孙，常州府江阴人，曾任翰林院编修，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著述颇丰，且是《清史稿》总纂之一。

科举选士制度在唐代完全确立，而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进程也同时开启。两宋时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已成定局，南方先进，北方相对滞后，与之相对应则是经科考选出的理政之士多来自于南方。苏轼在一次上奏中曾说：“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进耳。考其所得，多吴、楚、闽、越之人。”^[1]明清两朝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南方的江南地区成为全国最为富庶地区，也是文化、教育、科举等最为兴盛的地区。举人、进士乃至状元前踵后接，科举文化现象较之宋代更为引人注目。唐宋已远，科名录之类久佚，各地志书虽有记载，一是不全，二是欠确。为弘扬地方人文，彰显地方业绩，各地争抢名人，争录功名现象屡见不鲜。明清距当代较近，且明清相接，统治相对稳定，前后有五个多世纪（明朝二百七十六年，清朝二百六十八年）：再者明清两朝进士碑刻、题名录之类文献保存完好，且八股取士程式固定，给后世解读进士现象提供了客观可靠的数据。因而以明清为时间段对一地进士作点比较研究，既客观可行，又真实可靠。

镇江位于江南北缘，坐落在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山川秀美，历史悠久，交通便捷，运输繁忙，工商业发达，文化积淀深厚。清初进士张九徵曾说：“江南以京口为关键，故其山川人物冠冕古今。数百年来，文教翔洽，于兹极盛，岂（丹）徒地灵为之助乎！”^[2]就地势而言，镇江位处宁镇山脉与茅山山脉交接处，境内除部分（太）湖西平原，沿江平原及江中沙州外，多低矮丘陵与台形岗地，耕作不便，且易受水旱之灾，生产条件及经济状况明显不如同处江南的苏、松、常、杭、嘉、湖地区。南朝顾野王在《舆地志》内记：“丹徒界内，土紧紧如蜡。谚云：‘生东吴，死丹徒’，言吴多产出，可以摄生自养，丹徒地可以葬。”^[3]因自然条件不同，早于六朝时期吴中地区与宁镇地区的生产条件及经济状况就有差距。其次，镇江地处长江下游南北孔道，是北方文化、中原文化楔入江浙的沿江地带，移民大量迁入既加快了本地经济开发，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尤其是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后，南方相较北方先进，是故明清及近代北方移民持续南下则表现出落后因素多。再次，地理区域左右行政区划，镇江地域相对偏小，致辖县数也较相邻州府为少。明代应天府领县8、扬州府县7州3、镇江府县3，常州府县5、苏州府县7州1、松江府县3；清代江宁府领县7、扬州府县6州2、镇江府县4厅1、常州府县8、苏州府县9厅2、松江府县7厅1。^[4]一地进士数是封建社会人才分布的重要参照，也是一地教育与科举发达与否的主要参照。进士数量的背后是文化、教育的角逐，而一地文化教育总量的多少除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外，还同区域大小、人口总量成正比。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文化教育及科举排名与浙江、江西同列于第一方阵中，学界对此并无异议，但江南乃至整个江苏地区各地情况怎样？明清镇江府在内中占有怎样位置？镇江府属各县情况又如何？进士群体与人才现象有着怎样关系？这还需要作些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