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 迪

我在写博士论文时，观察了六个女孩。她们都遭受了一个老师的性侵犯，然后媒体将此事曝光。那时我还在《中国青年报》社工作，我做的是青春热线督导，所以我就用媒体人的身份去了现场。当时我跟了这些家庭半年，半年内去过三次。我做的是人的寻访，也就是住在他们的家里去观察他们，观察孩子的反应和家长的反应。我主要想了解这件事被曝光以后，孩子和家长都需要什么样的服务。

在我陪伴他们的过程中，孩子跟我交流，家长向我反应，于是我慢慢地就越来越了解这些孩子和家长了。写论文的时候，我就越来越感觉到：家长就是我，我就是家长；这些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她们不是别人的孩子，而且她们遭受性侵犯不是她们的错。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只记得她们遭受过性侵犯，只记得她们身上的耻辱，而忘记了她们的伤痛。而我作为一个心理疗愈师和家庭治疗师，在跟随她们的过程中，会看到她们的伤痛。那个时候我跟她们接触，听她们讲述，然后专门去查文件，还有各种专业资料。我觉得她们有很多心理创伤，但是没有人知道。其实我如果不是因为要写博士论文而回去查文件，我也很容易把这些孩子的反应当成行为问题，当成她们屡教不改的行为。但是我看到这些文件后，我知道了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周围人不再理解的时候就会给孩子很多的羞辱，而家长也会恼羞成怒从而去惩罚孩子。然而，当我们的社会没有提供合适的服务去给孩子支援，去给家长支援，而这个事情又成为新闻热点的时候，一家人都会互相践踏，而践踏的理由都是为了保护。比如父母对孩子出现这种问题感到很生气，就会打孩子、骂孩子，但是打骂就会增加孩子的恐惧和愤怒。她们越恐惧和愤怒，就越容易出问题。因为父母会勾起她们在各个方面的恐惧，也因为她们真的恐惧，所以有很多事情应该做，但她们就是不做，她们会找各种理由，把家长和老师都气得够呛。于是大人就会觉得她们是成心的。那些小孩在说话的时候，都是带特定语气的。她们会说男男女女的事情，说得好像很自然，但是我觉得她们是想用这种语言来吸引别人注意。其实她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些事代表什么。但是一般人不了解她们，会觉得她们已经变坏了，她们已经变“脏”了，然后家长和周围人就会用表情、语言还有行动去伤害她们。其实有的孩子遭遇性侵犯的程度并不深，但是家长总是惩罚她。结果半年以后我再去看这个孩子的反应时，发现她的问题变得更多了。有的孩子其实遭遇性侵犯的程度是比较深的，但是因为她的父母后来听了我的一些劝告，改变了做法，所以等到半年以后我再去的时候，她的状态就比之前好了。

在这些年的研究工作中，我非常强调，我们要用更多的资源去做家庭疗愈。我认为，如果家庭能够有疗伤止痛的作用的话，那么家人是会有很大的进步的。孩子其实有很多创伤反应，有些行为真的会让父母很痛苦。有时父母打骂、惩罚孩子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水平低，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出路，没有支持。有的父母因为从小到大也是在打骂中长大的，所以当他搞不定的时候就会本能地用这个他习惯的反应来对待孩子。

多年前我在北川做研究时，就看到了家人的力量。我跟北川中学的一些学生、老师还有家长相处过很长时间。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孩子们念高一。2010年他们高中毕业时，我就想找一些学生做个访谈，听他们说说这几年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最让我感动的是，几乎每一个人在谈到自己因为地震被压倒，感觉自己不行了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自己不能死，因为他们死了，父母会非常难过。这些和创伤者接触的经验让我看到家庭是可以疗伤止痛的。而家人之间互相不友善，大部分时间是因为彼此不知道怎么样去排解情绪。比如有痛苦的时候，一家人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去交流，所以往往采用互相伤害的方式。我再举个例子。北川中学的老师，有四分之一是因为地震失去了核心家庭的人。2008年7月，我们做了很多活动，让老师带家人一起来参加。有个老师就说：“太好了，我们夫妻俩还可以说话。之前两三个月他都不和我说话。”我问为什么。她说：“其实还是因为非常难过，怕对方伤心，所以就不要谈这件事。但回到家里见到对方，除了这件事，其他都不想谈，对方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时间长了我们就都不说话，然后两个人就疏远了。”在活动中，我们没有和他们交流，只是让他们待在一起。他们可以随便活动或者做一些游戏，这样就让他们多了一些交流，他们也能因此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让我们看到：家庭可以成为疗伤治愈的地方；成员之间需要互相了解，从创伤的角度，了解彼此的问题，但是同时不要停留在焦虑上。

在生活中我们可以谈论创伤，我们也可以拥抱对方。走着走着，这个家庭就能够成为丰富生命的地方，可以让生命变得更有厚度、更有深度、更有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