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贾慕超（右一）与战友
童年记忆：动荡的社会
公元一九二四年农历十一月初八十一点三刻，我降生在上海英租界爱多亚路重庆路口马乐里69号后楼的一户京剧艺人家。家父贾宝山（艺名贾斌侯），母亲董宝仁。听家人说我的祖籍在河北省清县李家镇，太祖父李永青是由邻居贾占魁（养父）抚养长大，因此其子随养父改姓，得名贾玉珍。贾玉珍膝下有两儿一女：大伯贾春虎、家父贾宝山和姑姑贾巧玉。春虎大伯十一岁开始演戏，擅长大花脸行当。父亲贾宝山（艺名贾斌侯）九岁进科班，专攻武戏。他曾陪“盖叫天”演戏多年，由于崇拜盖老，酷爱“盖派”艺术，父亲狠下功夫，并在几年的陪伴中偷着学戏，后来父亲演了很多盖派武生戏，如：《恶虎村》、《快活林》、《武松打店》（即《十宇坡》）等，因善演“猴戏”而闻名江南。
贾慕超（前排左一）与堂兄妹
青年时代的贾慕超（一）
我五岁开始练顶、踢腿，七岁正式随父亲学艺，十二岁登台，十六岁正式成为京剧演员。抗日战争时期因“禁演”剧院被封，我们一家四口（父、母、胞妹和我）离开上海外出逃难，去往江西赣州、吉安、临川、南城等地演出，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才返回。当时我与父亲受聘于国民党第四十师的“正气剧团”，因此分道去了江苏扬州仙女庙。后来因为反动派发动内战，我们被迫辞职又回到上海旧居，失业在家。1947年9月的上海物价飞涨，家中入不敷出，我不得已辞别母亲外出谋生。后经人推荐入伍，成为一名文艺兵。
青年时代：从战士到教师
1948年12月1日，我随国民党第四十师留守处退出徐州。第二天，我掉队了。一个人盲目乱走不知何从。晚上就在露天的草垛里睡觉，早晨起来袄子都是湿的，吃的只有口袋里的一把豆子。在日益紧张的淮海战役包围圈中，我面对着大雪、寒冻、饥饿及流弹、炮弹等空投物，天天“死”在头上转。之后我成为战俘被解放军带回营地。危难中幸遇贵人，一位少时的“同学”认出了我，他知道我的家庭出身和情况，因此收留了我，绐我食物和棉衣，还为我指引明路，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贵人是名排长，叫杨胜和。
随杨排长突围时，部队只剩下四辆卡车。我所在的那辆卡车遭遇两发炮弹袭击，一个落车头、一个落车尾，距离非常近。但是炮弹插入冻土里没有爆炸，十分惊险。杨排长疾呼一声“跟我来！”，我们迅疾离开险境，奔向解放区。
1949年1月10日，我被解放并加入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文艺工作团（原称为“政工大队”），应验了很久以前算命先生测的“鸠”宇，即凤离破巢、弃暗投明，从此走上光明的革命大道。
1949年4月渡江前夕，我被调入第七兵团政治部文艺工作团京剧团。过江后的5月14日，部队进驻杭州。上级命令我团演出《闯王进京》《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渔夫恨》等新型京剧，并安排我参加戏曲改革工作。
1951年9月的一天，我团在杭州空军基地笕桥慰问演出，返回驻地途经湧金桥时，司机不慎急转弯导致汽车翻车，许多同志受了伤。当时我年轻，不在意自己的伤势，急忙跑去司令部找值班军官报告情况，随后立即把伤员送往军队医院救治。次日上午，兵团首长、司令员张爱萍，政治部主任丁秋生等来我驻地慰问。我们全队向首长表态：虽然翻车事故已造成十几位同志受伤住院，但是我们可以一个顶俩，坚决完成“代表华东军区赴东北慰问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的光荣任务。
1952年6月18日，我服从上级决定，开始为浙江省军区所属军、师一级的文工团、舞蹈队集训担任“古典舞基本功”教学工作，时间为3个月。其间指导学员们开展了“学与练”活动。这次集训的教学经历启示我，在教学中要运用“兵教兵”、集中教、分组（队）练，然后再集中检测、考核的办法。这次集训使参训的团队在古典舞基本功素质方面得到了较大提升，集训达到了预期目标，上级部门非常满意，我也因此在部队荣立了三等功。
在部队工作期间，我共立了五次三等功、两次四等功，还获得一次“团嘉奖”。
青年时代的贾慕超
贾慕超（右三）和战友们
1955年3月，我从部队转业至浙江省文化局，因工作需要被分配至浙江金华婺剧训练班任戏曲基本功教师，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一、培养婺剧新生演员。二、协助83岁老艺人江和义开办“高腔训练班”，抢救十八本高腔戏（弋阳戏）。
1956年底，我受浙江省文化局委托修改昆剧《长生殿》中的一折——《翠盘舞》为舞蹈，组织浙江省民间歌舞团代表队赴北京参加全国专业舞蹈团体公演。原剧需要十三位演员，而当时我们只有九人。我克服了重重困难，最后圆满完成任务。同月，我经人介绍，与同出身于京剧家庭的青衣演员何美娟完婚。
1957年7月，我被调到浙江昆苏剧团绐“世宇辈”的青年演员授艺，并随团赴八省巡回演出《十五贯》。在成都巡演时，我认识了川剧名旦阳友鹤（1913—1984），蒙他亲传一套川康（表现古典女性折康、持康和用康的动作），这套康我保留至今并编入了书中。
转业后和同事们（一）
转业后和同事们（二）
1958年7月至8月，我被调借至浙江省文艺干部培训班（后更名为“浙江省文化艺术学校”，现浙江艺术职业学校的前身）。学校希望我能在整党期间（大约一个月时间，实际只有26天）为全班共一百四十名男女学员传授基本功。每天的早功从五点半至七点半，上午练功时间从十点至十一点三刻，下午两点至五点，晚上他们自习文化课，我休息。尽管这次教学是义务劳动，没有报酬，但我满怀热情，一心想为人民服务，也正是在这次“一对众多”的教学实践中，我摸索出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
1959年7月，为响应组织提出的“大城市支援小城市”号召，我主动请命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不久，我被调到江西省抚州文教局，全面主持新成立的抚州市戏剧学校的工作。8月1日该校开始招生，9月1日就要开学。我白手起家，克服了许多困难，很快便组织学生排练《万马奔腾》参加庆祝国庆十周年游行，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1960年初，我被评为“抚州市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积极分子”，并参加了庆祝大会。5月17日，抚州市委书记王琪、市长夏季委任我为抚州戏剧学校副校长。6月1日，戏校全体学生自编、自导了新剧《刘文学》，为庆贺抚州市“八好学生”在新落成的抚州艺术剧院完成了首演。7月1日，市委宣传部的崔新民部长召集全校师生开会，宣布戏校停办。戏校学生被安排至市京剧团、采茶剧团工作，我也被调到抚州市采茶剧团工作。
1964年底，我随地方剧团下放至抚州市南城县。次年元月，抚州市委书记谷虹把我和妻子何美娟调回抚州市京剧团。回抚后，我们为剧团的演出节目四处奔走找人，收集《赤道战鼓》《阮文追》《小刀会》《白马庙》《小保安上任》等剧本以充实演出剧目。
1965年至1966年6月，剧团主要演出样板戏。这期间，我组织全团力量投入《血战火海》的创作并演出，收益良多。这是一次充分发挥集体智彗、凝聚团结力量而结出的硕果。
演出之后不久，我遭受迫害，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京剧团造反派组织“红色文锋”把我关在他们的私设牢房中长达两年零八个月。其间我三次头、手大出血，先后被打掉七颗牙。1970年5月10日，在市委宣传组组长杨丽娜的关怀和支持下，第七批工宣队排除干扰将我外调，使我第二次获得解放，恢复了在抚州市采茶剧团的工作。
1976年6月，进贤县采茶剧团招了15名学员，邀请我们前往任教。我和老伴儿欣然接受，但拒绝他们绐予额外的报酬，提出工资仅按干部出差补助标准发放。原定半年的教学计划因为一次意外事故而改变：那时我在汽车站送小女儿桂华回抚州，有个小孩趴在班车后梯顶上玩，突然车子发动了，情况很危急。为了救那个孩子，我不慎跌落。后来车停了，年轻的妈妈从车上安全地抱下了孩子。我因这次受伤诱发了肩周炎，只教了两个多月的课，因无法坚持教学而辞教返回抚州。
1977年9月，市人大委员会、文化局领导交予我训练“第一期抚州采茶班”三十名学员的任务，同时把我调入江西省文艺学校。当时班上只有三位专业课老师和一位文化课老师，条件艰苦。这批学员实习时演出了五台节目，演出的剧目大多是我和老伴儿何美娟从京剧中移植过来的。1980年4月我恢复职务，担任艺校采茶班的副主任。1983年6月，市委宣传部批准我光荣离休。
暮年生活：教学与写作
家中耍剑
老伴儿耍剑
1984年4月，我和老伴儿应乐安县文教局的聘请，为该县采茶剧团青年演员教练功、排演京剧《拾玉镯》。我们在那儿共教了四十天。当时负责接待的同志叫周友元，他提出“住旅店、下饭馆”，但都被我们婉拒。我们自己起炊烧饭，住在剧团大院里。县采茶剧团的一位陈团长在我们临行前一天，绐我们送上一枚信封。我接过一看，里面鼓鼓地装着钞票。我立刻还绐了他，任凭他说了许多强求的话，我和老伴儿也没有收。次日，县宣传部、县文教局领导上门合影、送行，随行的记者写了关于我们教学事迹的报道，在江西省广播电台宣传我们的教学精神。我觉得很快乐，这些比金钱更可贵！
1988年4月初，阔别四十多年的胞妹贾慕敏从台湾回来看我。因为过于激动加之旅途劳顿，她于4月8日晚突发脑出血而昏迷不醒，连夜请了中、西医上门出诊无效，天亮后送抚州附属医院内科抢救，于4月9日中午病故。
1990年7月，在广东深圳粤剧院任教的表弟王永祥邀我去他那里玩。返归时应同事张小浪的邀请，我们去了位于广州和番禺之间飞鹅岭的郭兰英民族艺术学校参观。当日得到郭校长的接见，她邀请我来她的学校任教，我愉快地答应了。等真正到了郭的学校，我有些犯难。面对那些成年的学生，怎么教才好呢？于是我开动脑筋，把教学宗旨、方法变成通俗易懂的口诀，让师生双方都少走弯路。在校长郭兰英的赞许和鼓励下，我将练习腿功的二十多项技巧编成了口诀，学生觉得有趣很乐意接受，教学效果良好。可惜后来我因病情日益严重，只任教了一年多便辞职返回抚州，之后住院治疗达四个月之久。
1993年春，我把练功口诀由二十几例扩展到了五十多例，并逐渐理顺成戏曲基本功教材的雏形，将练顶、腰、腿，翻、滚、扑等各项技巧有序安排，写成了一百例。七十岁时，我完成了共二百四十例的“十功”基本功训练口诀，之后经过了十几年不断地修改完善、补充发展，最终定稿呈现。
从部队到地方，从杭州到抚州，从不知道怎么教到懂得怎么把人教会、教好，在过往几十年的教学中，我不断地总结教学经验，提升教学质量，每次都能顺利地完成教学任务。我的一贯宗旨是：对党和人民负责，对学生和家长负责，尽职尽责，不计个人名利、待遇，不折不扣地圆满完成任务。此书是我一生从事戏曲教学的经验总结，希望它在未来的实践中经受磨炼、考验，并日臻完善，为更多的后来者所用。诚挚地期望学习者能够“想好、练好、保持好，人到、心到、手到、眼到”，把中国古典戏曲之美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贾慕超
2014年6月5日上午于抚州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