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大本营与战时体制
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国处于战争状态而设置大本营指挥作战。1937年7月11日近卫文麿内阁决议派兵侵华，因中、日均未宣战，延至11月18日才再次设置大本营专门处理统帅事项，大本营是日本战时体制的标志。但日军大本营与国务没有直接关系，内阁大臣不能成为大本营的组织成员，陆海军大臣因有现役军人身份，可以列席大本营会议，所以大本营不是举国一致的最高统帅部。
大本营机构实际是参谋本部与军令部的合署，只是换一个名称而已，参谋本部叫大本营陆军部、军令部叫大本营海军部，部长呢还是两位总长，下面的机构人员都照搬，清一色的军人。大本营仅有的三个综合机构海运总监部、报道部、战力会议都成立于1945年4月之后。海运总监部统管海上军事运输，海军任总监、参谋副长，陆军任参谋长。
大本营更加奇怪之处是没有事实上的大本营主席。天皇是大本营当然的主席，但由于天皇特殊的身份——神圣、至高无上而不承担责任——并不能直接决策，又只是名义上的主席。作为大本营的象征应是大本营主席及其专门的作战室——重要情报向这里汇总、重要命令从这里发出，日军大本营不存在这个象征。
由于没有事实上的大本营主席，也没有大本营主席的参谋长（如同美国的总统参谋长莱希），连带产生的难题是陆海军必须每事订立协定。
非常滑稽的是，所谓大本营向陆海军部队下达的命令《大陆命》、《大海令》是参谋总长或军令部总长“奉敕”代天皇发布，命令的末尾附加一句：详情由参谋总长或军令部总长具体指示之，再来一个《大陆指》、《大海指》。
与其他国家战时体制相比就更清楚日军大本营的问题。
斯大林1922年任总书记，德国进攻前夕又接任苏联政府首脑，战时还得成立大本营，是真正的举国一致。大本营主席斯大林与总参谋长朝夕相处，战争中最重要事项的决策、命令都由此处及时发出。
希特勒以德国国家元首兼总理身份指挥作战，设置只听命于他自己的最高统帅部，1942年底希特勒再兼陆军总司令，所以希特勒就是大本营。(https://www.daowen.com)
美国与英国的国家制度设计已考虑了战争状态，不需要也不可能成立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大本营。1945年7月英国大选结果内阁更迭，正在出席波茨坦会议的丘吉尔只能夹起皮包走人。英国以内阁核心阁员5—8人组成战时内阁，只是内阁内部的一种安排。
日本首相不能参与大本营事务，由于海军刻意隐瞒失败，首相东条英机在中途岛海战一个多月后才知道真相。1944年2月东条英机自兼参谋总长，除了招来更多的反对，并不能改善指挥体制。
作为补救措施，在大本营成立的同时设立了大本营与内阁联席会议，但军部非常在意自己的军令指挥职能，拒绝在联席会上讨论作战用兵。1944年7月组成的小矶国昭内阁强烈要求改变战时体制，争到了两项改善。一是将联席会议改称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并在皇宫召开，以便审议重要事项时奏请天皇亲临会议。一是在会议成员六巨头之外根据需要可令其他大臣、参谋次长、军令部次长列席会议，致命的是该会议仍然没有法定主席（例如1945年8月9日夜御前会议天皇临时指定铃木贯太郎任会议主席）。即便如此，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又提出会议组成人员当中如有一人不参加时即认为无效，准备万一发生不利于陆军情况时好拆台。后期首相小矶国昭和铃木贯太郎奉天皇特旨列席大本营会议，但这与二人是预备役大将有关，而且小矶和铃木仅能了解战场实际情况而已，大本营的性质及国务、军令并立的原则并未有改变。小矶国昭进一步要求恢复现役大将身份（可能有自兼陆军大臣的意愿），遭到陆军抵制，陆军通过天皇将陆军大臣从杉山元更换为阿南惟几，小矶国昭只好提出辞职。
日本战时体制一大怪相是内阁、军部成员频繁更迭，自七七事变至八一五宣布投降有近卫文麿（Ⅰ，1937.6）、平沼骐一郎（1939.1）、阿部信行（1939.8）、米内光政（1940.1）、近卫文磨（Ⅱ，1940.7）、近卫文磨（Ⅲ，1941.7）、东条英机（1941.10）、小矶国昭（1944.7）、铃木贯太郎（1945.4）共9届内阁，6任陆军大臣，6任海军大臣，4任参谋总长，5任军令部总长，11任外务大臣（不计首相兼任），共有30多名六巨头。美国战时体制成员稳定，军方有总统参谋长莱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海军作战部长金（珍珠港事件后斯塔克被免去海军作战部长，金兼任舰队总司令、海军作战部长）、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组成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政府方面两任总统罗斯福、杜鲁门，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福莱斯特（1944年诺克斯病逝，副部长继任），国务卿赫尔、斯退汀纽斯（1944年赫尔退休、副国务卿继任）、贝尔纳斯。
日本内阁首相下台成为重臣，可以上奏天皇、推荐首相人选，使得最高决策人数增加，决策程序更加复杂。
过度神化的天皇不能说（或只说不痛不痒的废话，或表示关注、焦虑）、不能写，更不能下命令，整个战时只有15次御前会议。天皇的地位使得程序上天皇不能主持会议，所谓御前会议只是在天皇面前召开的会议。裕仁在会上没有正式发言、只有对某事的关注、深究，“裁可”已决定事项。唯有1945年8月9—10日、14日两次会议由首相铃木贯太郎请求天皇“圣断”。8月9—10日的御前会议上，外务大臣东乡茂德、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议长平沼骐一郎3人赞成接受《波茨坦公告》，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3人反对，铃木贯太郎没有直接表态而是请天皇“圣断”。
日本的君主立宪制有其独特性一面，天皇既是这样一个特殊角色，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似乎跟着复杂化了。其实，简单的说法就是：天皇当然要为侵略战争承担责任，但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与处置战败国日本是不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