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个受降地区
中国陆总《军字第9号命令》规定除台湾区与越北区外各受降地区不举行正式仪式，只须日军指挥官当面受领有关命令、并签具受领证。但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受降区举行了正式仪式，容易理解陆总命令的被变更——正式的受降仪式毕竟是中国军民扬眉吐气的大秀场。仪式大都参照9月2日密苏里号战列舰受降典礼与9月9日南京受降典礼的模式，由中国军队受降主官主持受降仪式，该区日军投降指挥官（中国陆总指定的日本陆军方面军司令或军司令）在投降书签字，仪式有盟军与中国官兵、地方官员及新闻记者参加。
日军中国派遣军在各区投降的官兵数取自日本防卫厅《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
（一）京沪地区
据《中央日报》报道，9月11日第3方面军司令汤恩伯在上海召见日军第13军司令松井太久郎中将，交付《沪字第1号命令》饬令日军自12日起缴械投降。该报道并称南京方面的受降汤恩伯已在南京召见日军第6军司令十川次郎中将当面详细规定。南京是中国战区对日受降典礼所在地，京沪地区显然不宜再举行一次受降仪式，一些资料称“9月中，汤恩伯在上海主持受降仪式”均为误解。京沪地区因日军人数最多，受降分为两地进行，指定了两名日军投降指挥官。上海部分的日军投降指挥官是第13军司令松井太久郎中将，投降部队有中国派遣军直辖第27师团，第13军司令部及下属第60、61、69师团与独立混成第90旅团，第6军下属独立混成第89旅团，海军上海方面特别根据地队，上海特别陆战队。南京部分的日军投降指挥官是京沪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第6军司令十川次郎，投降部队有中国派遣军直辖第3、34、40师团，第13飞行师团，第13军下属第161师团，第6军司令部。在《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的“京沪地区”之下，分列上海、杭州、南京三地区投降情况，投降官兵数注明“上海165000、南京138830”，但杭州地区的日军番号都在上海地区出现，显然这与松井太久郎兼任杭州、上海两地投降指挥官有关，因此上述165000与138830之和303830应是“京沪”、“杭州厦门”两受降地区总计投降陆军官兵数。
（二）山西地区
9月13日山西日军签字投降，未举行仪式。日军第1军司令澄田赉四郎指派参谋长山冈道武少将为投降日军代表，中国第2战区长官、晋系将领阎锡山派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为受降代表。一些资料所称9月13日阎锡山在太原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均属臆测。投降日军部队是第1军司令部、第114师团、独立混成第3旅团、独立步兵第10、14旅团、第5独立警备队；驻蒙军第4独立警备队（大同），投降官兵58000。
（三）南浔地区
日本宣布投降后，8月16日日军第11军从广西全县退到湖南祁阳，22日接第6方面军命令：第11军司令即来汉口，部队就近入列第20军，但未明确撤销第11军。第11军随后又奉中国陆总命令开赴南昌、九江向第9战区缴械（已到达岳阳附近的独立混成第88旅团在武汉地区投降），多年与日军第11军交战的中国第9战区得以受降第11军。
第9战区之新3军于9月3日进抵九江，4日新3军长杨宏光在柴桑口司令部主持洽降。
第9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第58军长鲁道源9月9日抵南昌。9月13日鲁道源在江西大旅社主持洽降，第11军司令笠原幸雄由汉口飞赴南昌受命。次日12时在南昌中山路中央银行大楼举行正式受降仪式，笠原幸雄向鲁道源签字投降，日军出席者还有第11军高级参谋田中义男中佐、独立步兵第7旅团长生田寅雄少将等7人，日军投降官兵66830人。
第9战区长官、粤系将领薛岳9月26日才从吉安到达南昌，10月1日召见了笠原幸雄，令人不解的是薛岳竟未亲自主持受降仪式。南浔地区绝大部分投降日军——第58师团、独立混成第22、84、87旅团，派遣军直辖第13师团——在九江附近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南昌仅有独立步兵第7旅团，致使新3军在九江的受降有喧宾夺主之势，常被一些资料误解。第58军一位军官回忆，鲁道源主持签字仪式提及薛岳对鲁说：此次我派你到南昌代表我受降是你一生的荣耀。
（四）杭州厦门地区
据《中央日报》9月13日第3战区长官顾祝同抵达杭州，15日顾祝同在杭州青年会馆旧址召见投降指挥官第13军司令松井太久郎的代表、第133师团长野地嘉平中将，将第1、2号命令交付野地嘉平转松井太久郎，饬令日军自16日起缴械投降，同时被召见的有第133师团参谋长樋泽一治大佐及独立混成第62旅团长长岭喜一少将。
中文资料有称9月下旬松井太久郎在杭州向顾祝同投降，或称顾祝同主持仪式接受松井太久郎的投降，均系臆测或误解。9月6日第3战区副长官兼前进指挥所主任韩德勤在杭州市郊富阳县宋殿村主持洽降，驻杭州第133师团参谋长樋泽一治交出日军人员装备清单。战争末期顾祝同兼任军事委员会东南行辕主任节制第3、第7、第9战区，这是他得以列座南京典礼受降长官席的原因，而杭州厦门地区的受降也就没有正式仪式的必要了。正因为本区未举行投降签字仪式，富阳县的洽降常被地方资料误指为第3战区的受降式。
本区投降日军部队是第6军第133师团、独立混成第62、91旅团，海军厦门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据《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厦门投降日军约2810人，则在本区投降的日本陆、海军官兵可估计为3万余。第6军司令部及第70师团、独立混成第89旅团原驻浙江境内，远东战役发起后奉命紧急北调满洲，“8·15”时分别中止于南京、蚌埠、上海，均不在本区投降。
《中央日报》所称顾祝同召见日军代表之独立混成第62旅团长长岭喜一，实际上长岭喜一已在当年6月10日卸任，安藤忠雄接任，后世引用者多以讹传讹。11月15日长岭喜一即病死，可能是身体原因卸职、滞留杭州而参加召见，安藤忠雄驻地在松江却未参加。
（五）长衡地区
第4方面军司令王耀武于8月29日进抵衡阳，9月7日进抵长沙，9月15日在长沙湖南大学礼堂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指挥官、第20军司令坂西一良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20军司令部、第64、68、116师团、独立混成第17、81、82旅团、第2独立警备队，投降官兵70180。
（六）广州海南岛地区
受降部队9月7日进抵广州，16日第2方面军司令、粤系将领张发奎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指挥官、第23军司令田中久一中将在投降书签字，第23军参谋长富田直亮少将、海南警备府参谋肥后市次海军大佐出席。投降日军部队是第23军司令部、第129、130师团、独立混成第23旅团、独立步兵第8、13旅团、海军海南警备府，投降陆军官兵83890，海南警备府海军官兵49400。
（七）武汉地区
第6战区长官、陕系将领孙蔚如9月1日抵宜昌，受降部队第10集团军15日抵汉口，18日下午孙蔚如在汉口中山公园张公祠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指挥官、第6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大将在投降书签字，第6方面军参谋长中山贞武少将、第2课长冈田芳政大佐等出席，投降日军部队是第6方面军司令部、第132师团、独立混成第83、85、86、88旅团、独立步兵第5、11、12旅团、海军扬子江方面特别根据地队，官兵142600。
（八）郾城地区
第5战区长官刘峙于9月7日从老河口进抵南阳，19日到达漯河，次日在漯河山西会馆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出席有投降指挥官、第12军司令鹰森孝中将与第115师团长杉浦英吉中将等，鹰森孝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有第115师团、骑兵第4旅团、独立混成第92旅团、第13、14独立警备队，当年底建立的漯河受降碑文称投降日军31560人。
（九）新汴地区(https://www.daowen.com)
9月4日受降部队进抵郑州，9月22日第1战区长官胡宗南在郑州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指挥官第12军司令鹰森孝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12军司令部及第110师团、第6、10独立警备队。郾城区与新汴区合计投降官兵72740。
陆总10月2日《诚字39号训令》将郾城、新汴两地区合并改称河南地区，联络部长鹰森孝。11月11日《诚字114号训令》指定第115师团长杉浦英吉为河南地区驻漯河联络官。
（十）徐海地区
第10战区长官、桂系将领李品仙9月7日进抵徐州，18日接奉陆总《军字22号令》受降地点改为蚌埠（汪精卫政权安徽省治所）。24日李品仙在蚌埠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代表有投降指挥官、第6军司令十川次郎中将以及第6军参谋长工藤良一少将、第70师团长内田孝行中将，十川次郎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是派遣军直属第131师团，第6军第70师团，第13军第65师团、独立步兵第6旅团、第1独立警备队，投降官兵徐州21000，安庆20370，蚌埠1000合计42370。
陆总10月4日《诚字45号训令》将徐海地区改称苏皖地区。
（十一）包绥地区
9月28日第12战区长官、晋系将领傅作义在归绥接受驻蒙军司令根本博的代表、驻蒙军参谋长中川留雄少将之投降，该区投降日军是驻蒙军第4独立警备队下属驻包头独立警备步兵第21、第24大队。投降官兵数未见于资料，按独立警备队的正常编制员额推算两个大队不足2000人。
本区在中国陆总有关备忘录中最初被称为“热察绥区”，后因受降范围缩小而改称包绥区。驻蒙军司令根本博是包绥区投降指挥官，但驻蒙军司令部并未在本区投降而于“8·15”后转移到平津地区。
（十二）越北地区
9月2日日军第38军作战参谋酒井干城赴云南开远洽降。22日中国陆总第1方面军司令、滇系将领卢汉率部抵河内、28日在河内越南总督府主持受降典礼，日军投降指挥官、南方军直属第38军司令土桥勇逸中将与参谋长幸道贞治大佐出席，土桥勇逸在投降书签字，第38军下属部分单位——第21师团，第22师团步兵第84联队（顺化），独立混成第34旅团向中国军队缴械。卢汉在11月9日记者招待会宣布接受投降日军30081人。
（十三）潮汕地区
9月12日第12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7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徐景唐抵达汕头，粤系将领、第7战区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指派徐景唐为受降代表。28日上午9时徐景唐在汕头外马路国际俱乐部主持受降仪式，日军投降指挥官第23军司令田中久一中将之代表、第23军参谋长富田直亮少将在投降书签字。一些资料称“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在汕头接受日本第23军军长田中久一之投降”，显系误记。
日军第23军分别向中国第2方面军、第7战区投降，实际情况是潮汕地区日军数量很少，第23军第104、129、130师团分驻惠州、东莞、顺德，都在广州附近。广州海南岛地区受降仪式次日，中国陆总特以《军字第18号命令》规定惠州附近之第104师团由第7战区受降。《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显然不明就里，将第104师团放在广州海南岛地区，所称潮汕地区投降官兵4460人实际仅指驻汕头日军，未包括第104师团。中国军方《1946年2月14日日军缴械一览表》称第7战区受降“第104师团与潮汕支队”，其中的“潮汕支队”即指驻汕头日军，主体是第130师团步兵第94旅团的独立步兵第281大队、独立步兵第621大队与师团炮兵队，第94旅团长小野修少将兼任潮汕警备司令官。
（十四）平津保地区
9月9日第11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自西安抵北平开展洽降，10月8日第11战区长官、西北将领孙连仲自西安经新乡抵北平视事，10日孙连仲在故宫太和殿前广场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指挥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兼驻蒙军司令根本博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战车第3师团、独立混成第1、8、9旅团、独立步兵第2旅团、第3、7独立警备队；驻蒙军司令部及下属独立混成第2旅团；第13军第118师团（注：第118师团隶属第13军驻上海地区，远东战役发起后奉命北调，“8·15”时主力中止于天津）；承德支队（由关东军第108师团下属部队组建）；投降官兵126800人。
（十五）台湾地区
9月14日空军第1路司令张廷孟驾机飞抵台北，10月5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率部进入台湾，10月24日台湾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仪抵台北，次日主持中国战区台湾省对日受降典礼。日方投降代表第10方面军司令（兼台湾总督及台湾军管区司令）安藤利吉大将、参谋长諌山春树中将，高雄警备府参谋长中泽佑海军少将等5人；投降指挥官安藤利吉在投降书签字。自10月5日葛敬恩抵台开展接收行动以来，未见日本海军高雄警备府司令志摩清英海军中将的报道。
投降日军部队是大本营直属第10方面军司令部及台湾军管区司令部，第9、12、50、66、71师团，第8飞行师团，独立混成第75、76、100、102、103、112旅团；海军高雄警备府司令部及高雄方面特别根据地队、马公方面特别根据地队、第29航空战队。一些资料误称投降日军有“独立混成第61旅团”，该旅团确为第10方面军直辖但驻在吕宋岛北方巴布延诸岛，未在台湾投降。投降官兵第10方面军128080人、高雄警备府46713人。
在许多资料包括《中央日报》上，南京受降典礼与台北受降典礼日军代表、第10方面军参谋长諌山春树的名字被错为“谏山春树”。諌山春树（陆士27、陆大36期）曾任侵华日军第26师团步兵第11联队长，1941年11月任攻打缅甸的第15军参谋长，1944年3月调任侵占菲律宾的第14军参谋长，9月升任第10方面军参谋长。
由于中国战区日军五大投降单位之一的高雄警备府代表没有出席南京受降典礼，导致诸多抗日战争资料漏记日本海军高雄警备府的投降。
（十六）青岛济南地区
9月16日第11战区副长官部济南前进指挥所成立，10月10日第11战区副长官李延年抵达济南，12月27日李延年在济南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指挥官、第43军司令细川忠康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43军司令部及第47师团、独立混成第5旅团、独立步兵第1旅团、第9、11、12独立警备队，海军青岛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投降陆军官兵70500。
中国战区的16个受降地区有京沪、山西、杭州厦门地区未举行正式受降仪式，受降主官有山西地区阎锡山、南浔地区薛岳、潮汕地区余汉谋未出席受降仪式或正式召见日军投降代表。日军投降指挥官有山西地区澄田赉四郎、杭州厦门地区松井太久郎、包绥地区根本博、潮汕地区田中久一未亲自投降。投降日军五大单位之一的海军高雄警备府司令志摩清英未在南京受降典礼与台北受降典礼露面。
日军五大单位投降人数：陆军中国派遣军1046510人、海军中国方面舰队62555人、陆军第10方面军128080人、海军高雄警备府46713人、陆军第38军30081人，总计投降官兵131393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