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战而胜究竟靠什么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中国古代的孙武首先提出的。《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指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同时还强调：“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钝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这充分反映了孙武以谋胜敌，不战而使敌国敌军屈服的全胜思想。孙武的这一思想，受到其后大多数兵家的推崇，并加以发展。在中国古代，既有诸如汉代韩信不战而使燕国屈服和宋朝王德用不战而慑服契丹等许多实例，也有不少继承和发展这一思想的论述。如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曹操等对孙武的全胜思想就有新的认识。又如《百战奇略·谋战》中也说，“凡敌始有谋，我从而攻之，使彼计衰而屈服。法曰：上兵伐谋。”可见，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十分注意对孙武这一思想的研究和运用。据有关材料，孙武的“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等谋略思想，已经成了美国竞争战略和核战略思想的重要指导原则。曾给美国前总统卡特当过国家安全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在他著的《运筹帷幄》一书中指出，美苏竞争不应该是通过战争，而应是一个不断积累得分逐步压倒对方的过程。因此，孙武的谋略实际上已成为美国竞争战略的核心。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指出，美国原“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理论，不仅以摧毁苏联为目标，而且以本国被摧毁为赌注和代价，这与孙子的“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论背道而驰，是“伐兵”和“攻城”的下策，在尼克松看来，在互相都具有摧毁对方能力的情况下，只有“不战而胜”才符合美国的利益。在美国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下，美国防部放弃了“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采用了确保生存的战略。被誉为“战略大师”的英国人利德尔·哈特也说，“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可见，在人们的心目中，“不战而屈人之兵”已成为用兵的最高理想境界。

如何做到不战而使对方屈从于自己呢？那就是孙子所讲的“上兵伐谋”，要想通过伐谋而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概括地说，就是必须谋高于人，能够识敌之谋，以谋攻之，做到兵不血刃，迫敌就范。具体说来，以下几个方面是应引起战争指导者重视的。

——择机施谋。谋攻择其机，乃是用兵之常理。古今中外有作为的军事家都很注重对用兵用谋时机的选择。《六韬·武韬》中指出：“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殃，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这就是说，当对手无天灾人祸时不要兴兵伐谋；只有在对手出现天灾人祸处于内外交困的不利局面时，才可运用谋略实现“无甲兵而胜，无冲击而攻”迫使敌屈服的目的。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美国所以急急忙忙出兵海湾地区不惜与伊拉克一战，就有时机上的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直想插足中东和海湾地区，但碍于战前的势力范围划分，同时也由于苏联的抵制和反对，以及美国一直支持和偏袒以色列而在阿拉伯国家不得人心，所以始终未能如愿。海湾战争前，由于苏联内外交困不得不采取战略收缩，自顾不暇，无力顾及中东和海湾地区，此时又发生伊拉克侵占科威特，这对美国来说是插足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天赐良机。海湾战争之后，它终于实现了在海湾地区得以立足的夙愿。美国在中东和海湾地区寻得插足之地，可以说主要是通过运用谋略而取得的。俄罗斯和阿拉伯国家乃至国际社会，不得不承认美国在中东和海湾地区已经取得立足点的事实。由此可看出，择机伐谋乃是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目的的重要环节。

——谋攻要害。所谓要害，是关系全局存亡之所在。智战与力战同理，只有攻其要害和重心，才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击破一点而瓦解全局。不同的对手，其要害之所在不同；同一对手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其要害也会发生变化。这里的关键是要找准并抓住其要害，对“症”施谋，方能收到取之要害，瓦解全局，迫敌不得不屈从于己的效果。如中国春秋时期的齐国，就是抓住粮食这一影响国计民生的要害用谋，不战而使鲁、梁两国降服的。当时，齐国正是看到了粮食对于国家存亡的至关重要性，并利用鲁、梁两国民众拿织绨卖钱的习俗，先是大量收购鲁、梁两国的绨。鲁、梁民众见织绨有利可图，便弃耕织绨。这时，齐国又停止购绨，这就一方面使得鲁、梁两国生产的大量的绨无销路而断了财源；另一方面，再去耕种又误了农时。结果粮价暴涨，民众无钱维持生活，有60%的人拥到齐国。鲁、梁两国君主控制不了局面，只好降服于齐国。这个事例说明，只要用谋攻其要害，就能引起全局变化，不仅己方不受损失，而且还能“保全”对手归己。(https://www.daowen.com)

——多谋共伐。战争力量是一种集政治、经济、科技、军事、自然条件、国际援助、人的主观能力等诸多客观和主观因素组成的综合力量。按照若米尼的话说，战争有“上千种精神和物质因素在里面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因此，要“屈”人之兵就有多种目标、多种手段和多种选择，从而使多谋共伐成为可能。特别是对于大国和具有较强实力的国家更是如此。多谋共伐犹如伐兵中之多手打击四面围攻，易于取得胜利。

多谋共伐，是社会发展对于伐谋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目的的必然要求。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与交往也越来越密切。像古代那种因用一谋破坏其粮食生产而造成内乱迫使其整个国家屈服的事情很难再次发生。这就告诉人们，运用伐谋不战而胜同样有一个跟上社会发展、适应社会发展的问题。

多谋共伐，并不是讲伐谋可以没有重点，可以“平均使用兵力”，而是讲为了达成既定目的，需在构成力量的诸因素内有选择地展开谋略攻势，“破坏”其要害的子系统来动摇和瓦解整个系统。因为构成战争力量的因素虽然很多，且相互联系，但必有其主要领域和主要因素起基础的、骨干的、核心的作用，一旦这样的子系统发生了重大变化，必将迅速促进整体的变化。因此，这样的子系统是伐谋中谋略进攻的重点，这也就是前面所讲的谋攻必须攻其要害，在要害上得手了，就能突破一点而促成全局变化。

不战而屈人之兵虽然是用兵的最高理想和境界，但在人类战争史上彻底地或完全地不战而屈人之兵毕竟是少数，运用谋战指导力战而夺取战争胜利者居多数。在很多战争中，战争指导者往往是两者兼施并用，在战而胜之中谋求部分的不战而胜，以部分的不战而胜加速战而胜之的进程。如毛泽东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时期所实行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就是体现这一思想的光辉典范。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力战了两年半，并以攻克新保安、天津等地造成对北平守敌的包围和威慑之势，才促成了对北平守敌的不战而胜。平津战役的胜利，又促成了绥远国民党军的和平起义。而北平方式、绥远方式的实现无疑又促进了人民解放军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和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