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布里丹效应”

谨防“布里丹效应”

丹麦哲学家布里丹讲过一则寓言:有头小驴,在干枯的草原上好不容易找到了两堆草,由于不知道先吃哪一堆好,结果在无休止的选择和徘徊中饿死了。后来,人们就把决策过程中类似这种犹豫不定、迟疑不决的现象称之为“布里丹效应”。

现实生活中“布里丹小驴”是不存在的,但在指挥决策过程中,“布里丹效应”却并不鲜见。

曹操善用兵,但生性多疑,疑则寡断,诸葛亮正是利用他的这个弱点每每使他失算。

太平天国的青年将领陈玉成,挺进湖北时席卷千军,连下数城,前锋已抵武汉郊野,倘若不是因安庆被敌所围而举棋不定,兵力空虚的武汉城唾手可得,安庆之围也可因此不战自解。

1870年,在普法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色当战役中,法军元帅巴赞时而决心退向沙隆与主力会合,时而又决心在梅斯进行防御,一再延误战机,丧失了决战的优势和主动。结果法军大败,不仅输掉了一支强大的野战军,而且连法皇拿破仑第三也当了俘虏,并导致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崩溃。

淮海战役前夕,面对我军即将开始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在战、合、进、退等问题上久疑不决,而且战中屡变决心,不能不说是蒋军迅速溃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古人讲,“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史学家司马迁甚至认为,猛虎一旦犹豫而失去进攻良机,还不如小小蜜蜂果敢的一刺。可见,“布里丹效应”是指挥决策之大忌。

随着军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现代战争中军队机动能力空前提高,时间的砝码愈来愈重。此时此地是敌人的弱点,几分钟后可能就成了它的强点;某处现时是可乘之隙,稍许犹豫,这个“隙”也许就已经被对方结合起来了。这就更加要求指挥决策必须果断,左顾右盼、迟疑不决,势必失去战机,招致失利。近年来,有的外国军队在作战条令中明确要求各级指挥官必须根绝犹豫,认为“犹豫会招致和错误决定同样的后果”。

图示

毛奇战地画像

犹豫是复杂的心理因素的反应。或过于谨慎而瞻前顾后,或思虑安危而勇气不足,或多疑而七猜八想,或缺乏知识与经验而不知所措,或面对各种意见而不能敏锐地加以分析判断,或因一时失利以及情况突然而张皇失措,等等,都会造成思绪混乱,犹豫不决。因此,指挥员必须重视性格、气质、才识等多方面的修养和锻炼,排除种种造成犹疑的心理因素,才能果敢而善断。

当然,指挥要果断,决不是不问青红皂白的武断,我们所说的指挥员的果断,是建立在对战争全局的综合分析,对敌情我情的透彻了解这个基石之上的。离开了对客观形势作中肯的分析,仅凭主观想象,一意孤行,或者以假为真,轻举妄动,那样果断的结果只能“断”而不“果”,只能同优柔寡断一样归于失败。

“靠前指挥”和“委托指挥”(https://www.daowen.com)

指挥靠前的重要性,早已为中外兵家所注意。美国名将巴顿曾对他的参谋军官说:“不要老坐在办公室里,要到战场上去看看有些什么问题,我不希望我的参谋军官因为整天坐在椅子上而得了静脉曲张病。”战争期间,巴顿常常出现在第一线,曾和第一梯队一起涉水登陆,有时还率领部队冲击。这样的指挥员,由于能及时掌握战斗进展情况和敌我态势,了解敌情、地形等突然出现的各种变化,随时改变部署,交换战术,实施灵活而有效的指挥,因而一般失误较少。那些远离前线、远离作战部队的指挥员,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我军作战,也十分重视“指挥靠前”问题。1962年10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期间,某团一营就是通过“指挥靠前”,大胆实施迂回包围战术,经过12小时的艰苦行军和8小时的战斗,攻占章多,全歼守敌一个营,并打掉敌人在克节朗河谷地区的指挥机关,为我军赢得克节朗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章多位于克节朗河南岸群山环抱中的一个盆形台地上,是敌人在克节朗河谷地区的指挥、补给中心。盘踞该地之敌有:印军第七旅旅部、通信、后勤、工兵等勤务分队各一部,以及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的两个多连,共约六百余人。印军以西北侧之4300高地为重要屏障,占据险要地形,构筑了坚固堡垒工事。

10月19日22时30分,某团一营渡过克节朗河,进入松杉林带,攀登章多西北大山。因林密无路,坡陡路滑,前进十分困难。三连在前面开路,1小时仅前进200米。为了加快前进速度,营指挥员立即将一路纵队变为四路纵队,齐头并进。经过12小时艰苦行军,一营穿过了原始林区和山腰茂密的杜鹃林带,越过了山顶的风化乱石及雪地,于20日11时进至4300高地附近。营指挥员率领各连连长立即进行现场侦察,决定由二连担任正面主攻,首先拿下4300高地。

二连于11时30分开始接敌运动,在距敌300米处被敌人发觉,敌仓皇向该连射击。营指挥员见二连处于仰攻的不利态势,一面令炮兵压制敌人,一面令二连连长率一排由右翼分割迂回敌后,从上向下攻击;令二连指导员率二排从左翼分割敌人;副营长指挥三排及火器排从正面攻击。该连在团、营和连火力掩护下,在一连和三连的配合下,从三面向4300高地发起冲击,一举攻占该高地,歼敌一个加强连。紧接着,一营采取多路攻击部署,乘胜向章多之敌发起总攻,先后攻占敌空机场、指挥机关和炮兵阵地,胜利攻克章多。当发现歼敌仅250余人时,营指导员又马上组织部队搜剿残敌。战斗于19时30分胜利结束,共歼敌560名,缴获、击伤敌直升机各一架。我仅伤7人,亡2人。

某团一营以很小的代价,在较短时间内一举全歼章多之敌,很重要的一点是指挥靠前。当部队开进速度较慢时,随尖兵连行动的营指挥员及时调整开进队形,由一路变四路,从而加快了行进速度。当二连进攻受阻时,营指挥员又及时指挥火力分队压制敌人,并且调整了进攻的战斗队形,从两翼迂回抢占敌侧后高地,迅速改变了不利态势,歼灭了敌人。当发现战斗中歼灭敌人不多时,营指挥员又立即组织部队进行搜剿,干净彻底地歼灭了逃窜之敌。

现代技术尤其是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战场情况更加复杂多变,尤其需要强调指挥靠前,做到敌变我变,灵活用兵。当然,强调指挥靠前,并不是要求所有的指挥员都要到第一线去冲锋陷阵,而是要尽可能离前线近一点,以便对战场情况了如指掌。出现通信中断或进攻队形被分割等情况时,靠前指挥就显得更重要了。

“委托式指挥法”,是近年来西方军事界的一个新术语。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是,上级给下级下达命令时只赋予任务,说明当时的情况,提供必要的物质手段,而不规定完成任务的具体方法步骤。如何完成任务,全由受领任务者独立自主地去决定和实施。显而易见,“委托式指挥法”的着眼点是要给下级以较多的临机处置权,目的是提高整体的反应能力。

战争情况错综纷繁,作为高级指挥员,事必躬亲,历来效果不好。尤其是现代条件下,由于作战手段日新月异,战争规模和激烈程度有了超常突破,那种企图控制下级每一行动的指挥方式就更显得左支右绌,力难从心。实际上,当敌我态势犬牙交错,某些部队在敌人包围的情况下独立支持,需要依靠自己的判断力去把握契机的时候,一切由上级决策的办法,往往成为他们机断行事的障碍。正因为如此,联邦德国国防部长韦尔纳强调,“委托式指挥法”是“指挥行动的最高准则”。美军《作战纲要》认为,“战斗中的混乱局面不会允许指挥官实施绝对控制”,“定下决心的工作必须越来越分散地进行”,“从而迅速作出反应,去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

不过,指挥体制和方法的更新,既要追踪战争的发展,又要受军队素质的制约。西方军事界在推崇这项原则的同时,又指出并非所有国家的军队都能实行“委托式指挥法”。

首先,“委托”必须以胜任为前提。如下级缺乏必要的判断能力、独立进行任务的能力以及创造性地执行上级指示的能力,那么“委托”就会造成“放羊”。而要使各级指挥员都具备一种洞若观火、大胆负责的素质,就必须统一战术思想,让下级对全局有所了解,并且有意识地加强独立决断能力的训练。

其次,“委托”还必须建立在知人善任的基础上。上级对于下级的指挥能力、创造精神和责任感要有精确的底数。“委托”的范围、时机可因人而异。高明的领导者还必须为下级的能动精神承担风险。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下级只要不是消极怠工,迟疑坐困,应该允许犯错误。这样可以造成一种上下依赖的气氛,从总体上实现指挥的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