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怒”与“制乐”

清末抗英将领林则徐，曾把“制怒”二字写成大匾高悬梁上，以告诫自己。

所谓“制怒”，就是不随便动肝火、发脾气，用理智驾驭情绪，控制感情，冷静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

“制怒”，对于一个军事指挥员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是由于战场情况错综复杂、千变万化，要正确地审时度势、驾驭形势，首先需要驾驭自己的感情，不让一时的冲动扰乱理智的计谋，而且是因为敌对的一方，常常采取“激将法”，诱使自己上钩，造成自己的失误。若不正确地“制怒”，因感情冲动而轻举妄动、上当受骗是必然的。孙武说：“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意思是说，将帅不可因愤怒而决策，因气愤而求战，对国家有利才行动，对战争全局不利就停止，这就是安定国家、保全军队的关键，否则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因此，“怒而兴师”，“愠而致战”，应为兵家所忌。

有些血气方刚的指挥员看不到这一点，往往把急躁冒进、凭性子办事当成果敢、豪放，把“制怒”、冷静看成软弱无能，缺乏魄力。这显然与实际不合，是一种极其有害的错误见解。著名的楚汉成皋之战中，楚霸王项羽吩咐大司马曹咎：今留将军等守住成皋，切勿出战，但当阻住汉王，便是有功。大约十五日内，我就可平定梁地，再来与将军相会。将军须要谨记我言，毋违毋误。项羽走后，刘邦与张良、陈平商就一计，派士兵逼近城下，百般辱骂。曹咎开始还勉强忍耐，拒不出战。接着汉兵又各持白布幡，写着曹咎的姓名，下绘猪狗畜生之类，描摹丑态。曹咎登城俯望，不由得怒气填胸，便召集兵马，杀出城来。结果，中敌埋伏，全军覆没，成皋失守，铸成大错。当然，也有和这相反的例证。三国时期，蜀魏大军在五丈原对垒相持，诸葛亮派人送妇女的首饰、衣服给司马懿，以激他出战。但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料定蜀军劳师伐远，粮草不足，宜速决不宜持久，便“制怒”、忍辱、坚壁不战，始终没上诸葛亮的圈套。

发怒容易“制怒”难。要真正做到“制怒”，一是必须努力陶冶自己的性格，养成遇事三思而后行的习惯。尤其是那些容易动怒、脾气不好的指挥员，更应注意这个问题。二是必须听从周围人的劝告。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自己动怒时，周围人的劝告，常常能对自己的情绪起缓冲作用。当年，刘邦听到韩信自立为王的消息后，不禁勃然大怒，要兴师讨伐，陈平、张良在旁劝告，使刘邦醒悟过来。有位史学家说，刘邦的天下是陈平、张良劝出来的。这未免有些夸张，但如果当时刘邦怒而决策，韩信就会造反，这对刘邦统一天下，会增加不少困难。

强调“制怒”，决不是要求把自已变成无怒无爱的木头人，而是要珍惜爱怒之感情，把它深深地潜藏在心底。这样做，这种感情就会像坚实的地壳，表面上冷静而含蓄，内层却如岩流突奔，升腾着正义之战的火焰。在自己“制怒”的同时，再适时地“制怒”士兵，点燃他们心头的无畏之火，就可以使自己的军队时刻保持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https://www.daowen.com)

喜怒哀乐，人之常情。但是作为一个战争指导者必须有所节制：经常怒不可遏，难免要干出蠢事，动辄乐不可支，同样可能功亏一篑。汉武帝刘彻说：“欢乐极兮哀情多。”南朝人徐陵说：“忧喜更接近，乐极还自悲。”史学家司马迁说得更直接：“乐极则悲。”这些说法，在军事领域里真是格外灵验。

赤壁一战，号称83万兵马（实际只有20多万）的曹魏大军，之所以被吴蜀联军5万人打得落花流水，折戟沉沙，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曹操被属下盲目的乐观情绪所蛊惑，对战争的出奇不意性失去应有警觉，乐得太早、乐得失度，不无关系。激战前夜，曹操在水寨主帅大船上竟举行如此盛宴：数百侍从锦衣绣袄，荷戈执戟，文官武将分班而坐，觥筹交错。曹操由薄酌而酣，由酣而醉，还略能控制，继则得意忘形，不光骂敌手不识天时，蝼蚁撼山，居然宣称“如得江南，当娶二乔”，飘飘然起来。到最后，他索性取槊立船头，洒酒祭江，目空一切地对部属们说：“我持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今对此景，甚有慷慨。吾当作歌，汝等和之。”于是，一船人唱起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魏集团的战争指导者们彻夜沉浸于忘乎所以的欢声笑语之中，岂知第二天便一个个在烟熏火燎中惶惶丧命，演成了一幕悲剧！这虽然是演义，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乐而失去节制，使眼看到手的胜券，不意间便易手于敌，足见制乐的重要。这就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战争的筹划和指导必须建立在对敌我形势客观分析的基础之上，“不合客观情况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冒险的处置”，往往“将丧失主动权，而最后归入悲观者一路”。因为猝然一击而先胜，并不等于剥夺了敌人的战争能力。相反，倒会“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也就是说，战争之优劣形势随时都可能起变化，鹿死谁手一时尚难预料，乐得太早，度势失误，铤而走险，结局肯定不妙。

希特勒进攻苏联，一开始有些将领并非没有忧虑。但明斯克一战围歼了部分苏军主力之后，“立即引起了一阵乐观热潮”，那些持保留意见的将领也开始跃跃欲试，甚至认为“两周结束对俄战役，看来并不夸张”。而基辅战役的胜利则“冲昏了希特勒及其高级将领们的头脑，加强了他们的乐观情绪，同时也进一步鼓舞了他们分散兵力的心理”。他们鬼使神差一般，既不愿意放弃对莫斯科的进攻，又想继续在乌克兰方向扩展战果……然而，正如无情的历史所记录的那样，这也恰是他们悲剧的启幕。实际上，后发制人的战略思想，正是从历史长河中反复出现的这类战争现象中提炼出来的。它利用敌人急于邀功的心理，先抛给对方一些甜头，助长其乐观情绪，等待其发生主观指导上的失误，暴露出战争形态上的弱点，相机以乘，反客为主。至于有意地制造假象，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利而诱之，卑而骄之，对于缺乏持重修养和辩证头脑、见小利则兴高采烈的指导者，更是可怕的陷阱。

纵乐，是浅薄和轻浮的表现。对方往往利用这个弱点“送乐”于你。遥想当年，李牧守边，每当匈奴来犯，兵守营寨，不与交锋，以示己怯，养敌之骄。后准备大战，又先诈敌，故意让敌掠走牲畜、财物，讨些便宜。果然单于“大乐”，亲率大军赶来，如同送肉上砧，被李牧军斩杀十万，以后多年不敢挨赵国的边界。

“制乐”，是一种对自然感情的限制和压抑，修炼起来不可能是一日之功。但是，各级战争指导者又必须理智地把它作为一种必备的素质。这是因为“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最后的欢乐与喜悦足以补偿为这种特殊节制而付出的一切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