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极限的两个维度

应当说，上述研究包括法理层面的一般社会风险（马长山）、宏观层面的司法与技术的相互反制（王禄生）、微观层面的司法审判（季卫东）等，对司法人工智能的理论极限的厘定颇具启示意义。然而，也应当指出：一方面，上述研究主要还是抽象意义的，并未对司法的属性进行系统反思和展开，从而也就无法充分地探讨司法应当如何规训技术；另一方面，司法人工智能工具属性背后的技术原理也应被进一步呈现，从而有利于人们发现其本身的工具极限和与司法之间的不适性等。

故还要立足既有研究，对司法人工智能的理论极限做更加系统、深入的探讨和厘定。实际上，我们需要回答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问题：司法人工智能因其工具性限制而不可能为司法做哪些事？在司法人工智能能够做的那些事中，需要对司法改革、司法制度、司法审判、法院管理、社会服务等做何改造？成本、效益、风险等是否可知、可靠、可控？经由技术改造后的司法是否还是我们需要和期待的司法？不难发现，这一系列问题实际上确定了司法人工智能理论极限的三个方面：客观上的不可能，即人工智能作为工具本身的不可能；人工智能在司法场景中的不适性，这是因为人工智能总是和特定的场景联系在一起；主观上的司法反制，基于场景的不适性，人工智能应用的扩张必然遭遇来自司法本身的反制。当然，客观上的不可能、场景上的不适性和主观上的司法反制也在很大程度上交织在一起了。因为，人工智能在司法场景中的应用，是一个主客观相统一的过程，既要体现工具的固有属性、潜能和作用，也要反映主体的价值考量。为此，笔者试图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努力系统、清晰地厘定司法人工智能的理论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