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线的忽视和反省

极限思维侧重于司法人工智能的“不可为”，而基线思维则侧重于司法人工智能的“可为”，具体地说，它要研究和回应制约司法人工智能发展的具体条件和存在的障碍，从而为其更好的发展营造有利的环境。总体上看，目前的研究更多的是表明了司法人工智能的积极态度，并在抽象意义上提出可能的不适、不足和隐患等（正如前文理论极限部分所论述的），也不乏司法人工智能条件制约和技术障碍上的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左卫民的《如何通过人工智能实现类案类判》和王禄生的《司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开发的技术障碍》。前者集中于类案类判的具体场景，分析指出了司法公开地区差异、管理体制机制、技术自身困难等因素对司法人工智能应用的制约；而后者则结合类案类判、量刑辅助、偏离预警等司法场景，从司法人工智能产品开发思路和具体技术细节等角度，较为系统全面地论及了司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开发的技术障碍。^[1]

应当说，这些研究更接近实际应用，因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相比抽象意义的研究，这类研究在体量上尚属少数。从而导致了，人们对于现实基线的认识并不十分系统、确切和清晰，有待于做更深入系统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