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现实基线的一般考察
基于高智能化的理解和定位，这里主要考察“类案类判”“要素审判”场景中的现实基线。实际上，两者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在运行条件上，都需要高质量的海量案例的模型训练。在相互关系上，自底向上式的“输入—输出—校验”过程有助于发现案件审理中的隐蔽要素、逻辑和规律，从而进一步丰富案件要素；而自顶向下式的案件要素的精细化切分、整理又会反过来促进类案检索、推送的精准匹配。在使用方式上，“类案类判”起着正向的参考作用，类似于“参谋官”，而“要素审判”则起着反向的监督作用，类似于“督察官”，通过两者的正反交叉、内外融合，可以更全面地促进类似案件的公正处理，这实际上也构成了更广泛意义的“类案类判”。
尽管以类案类判、要素审判为核心的智能裁判有前文提到的重要意义，但在实践中的应用却不尽人意。不少法官坦言，无论是系统主动推送还是自己主动搜索，目前开发的类案类判系统对其帮助不大：简单明确的案件通常无须检索；而疑难复杂案件则推送精准度不高，与其花大量时间层层过滤、比对，还不如请教经验丰富的法官（所谓“找对人”）或借助有胜诉欲望的当事人律师去寻找类案（所谓“用对人”）。而所谓的要素审判则更是套在法官头上的不必要的“紧箍咒”，用好合议庭和法官会议的质量把控即可，何必还要依靠并不成熟的智能系统呢？细细分析，这种状况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困难障碍相关。
第一，案例数据的有效性有待于进一步优化。从时间上看，我国卷宗电子化、裁判文书上网的实践时间并不长，如直至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才建立中国裁判文书网，将各地裁判文书集中统一上传，这就导致案例数据体量和时间跨度的不足，从而制约了对案件裁判要素、具体规则历史形成方面的分析、总结和提炼。从地域上看，各地法院信息化进程不一[13]，案件数据来源混杂不一，要素标准也缺乏系统性的整理，加之司法固有的地方性特点，导致了类案类判、要素审判的适用悖论。如有些案例的裁判规则可能来源于地方高院的会议纪要但并未标注，它在其他地区是否同样适用也不得而知（如限购政策下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处理就有鲜明的地方性）。又如同样的盗窃金额和量刑幅度在不同的地区呈现不同的相关性（经济发达地区量刑一般要低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基于本地化数据开发出来的预警偏离系统就仅能适用于本地。而要开发全国范围内适用的预警偏离系统，同样要面临各地量刑差异化的问题，综合统筹后的结果可能是对部分地区不适用或适用效果不佳。此外，有些一审裁判文书的推送看不出来是否上诉、是否最终生效，这也是要改进的具体细节。
第二，算法规制的思路方法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只有智能裁判真正被法官、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接受，它才会得到更好的普及。而这其中，就有个巨大的障碍——智能裁判系统是如何决策的都不可视，谈何接受呢？即使是可视的，谁又能保证其不含相关主体特别是开发者的偏见或误导呢？对此，有一种思路主张，回归20世纪90年代自顶向下的法律专家系统设计，将裁判视为线性模型，相关的逻辑关系图谱和路径也较为清晰明确，算法的可解释性就会很少受到质疑，相应地，算法歧视、算法独裁问题也会得到很好的解决。另一种思路则主张，专家系统要依赖大量的“打标签”等工作，人力物力无法支撑，更重要的是，司法人工智能的优势或最根本的意义就是帮助人们认识到潜在的、不为人知的、但确定存在的影响裁判的具体因素甚至是一般规律，完全依赖专家系统则背离了这一初衷。而且，正如有学者所言，裁判本身在有些情况下并非线性逻辑，而是一个模糊决策的过程，让机器去表达本身模糊的决策过程，亦是不现实的。[14]从而，人们需要另寻司法人工智能的规制思路和方法。
第三，司法需求的具体内容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在司法需求方面，智能裁判系统的开发并未充分顾及用户体验。如在类案检索中，法官想了解的是普遍性的、相对抽象的法律定性问题（如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行使条件），非简单的案情相似，而目前的不少类案推送系统却是以案情为基础的，维度过于单一。[15]又如要素审判中，对有一定创造性要求的新型疑难复杂案件而言，法官真正需要的是概括性的办案思路或者是具体的论证角度，是解题的方法而非具体的答案；对简单标准的案件而言，法官可能需要的是标准答案和对答案的校验。而这种不同的具体需求，决定了智能裁判系统开发应用方式的不同。
第四，司法支撑的制度建设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案例工作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继确定了公报案例、典型案例、指导性案例等案例制度体系，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2010年11月）第7条确定了指导性案例的参照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2017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第39条明确了制作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报告的义务：“承办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均应依托办案平台、档案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法信、智审等，对本院已审结或正在审理的类案和关联案件进行全面检索，制作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报告。……”该意见还对检索后的情形做了具体区分，如法官拟作出的裁判结果与类案或之前的裁判尺度存在较大的偏差，将会受到严格的审查。尽管如此，现行制度规范并未就检索的时间范围、地域范围、效力等级、操作规程、具体适用等，作出细致的规定。而关于要素审判及其结果的可否适用、如何适用问题，更是有待建设的空白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