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饭县”凤阳大变样 万户社员家家谷满仓
沈祖润
一向被人们称为“讨饭县”的安徽省凤阳县，今年出现了一万个生产万斤粮的农户，最多的一户生产粮食三万多斤。
走进这些“万字号”的社员家，只见大囤小囤装满稻谷、麦子。梨园公社六十一岁的老社员王德兰笑眯了眼，说：“我的屋小粮囤多，连睡觉都没地方了。八辈子也没想到俺凤阳人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
旧社会凤阳县十年九荒，农民到处讨饭。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在经济上也没有完全翻过身来。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六年间，国家平均每年净调进一千七百万斤供应粮、救济粮。如今凤阳变得这样快，甚至连有些来参观的人都不大相信。有人悄悄地问一些老社员：“是不是干部将别家的粮食移到你们家来了？”老社员都咯咯地笑了：“‘浮夸风’的苦头俺们可吃够了，还能干那种蠢事？”
打去年实行“大包干”的生产责任制以来，凤阳县两年迈了两大步，今年粮食总产达五亿斤，比实行大包干前的一九七八年净增两亿零五百万斤，结果不但摘掉了二十六年吃国家供应粮的帽子，还反过来向国家贡献粮食一亿斤。过去“人人讨过饭”的梨园公社车庄大队雁塘头生产队一九七八年粮食总产只有三万斤，实行“大包干”后，去年粮食总产达十万零三千斤，今年又猛增到二十万零八千斤，连续两年翻番。全队十五户社员，就有十二户每户产万斤粮以上。生产粮食最多的吴凤启一家，今年生产了三万三千斤。他一家的粮食等于过去全队的总产量。公社书记张明楼告诉记者：“像雁塘头增产幅度这样大的队，全公社一共有六个。”
为什么“大包干”责任制的威力这么大？可以从梨园公社严岗大队小岗生产队社员严金昌的经历中找到答案。一九七五年，严金昌在房前屋后种了点姜椒葱蒜，喂了两头肥猪，被当作新资产阶级分子批了几个月。第二年，他只好带着老婆孩子到南京郊区讨饭。他捧着讨饭碗号啕大哭：“天啊，我不断胳膊缺腿，不是不能干，是他们不让我干啊！”那时吃“大锅饭”，干部转，滑头人站，气得社员不想干，那年庄稼是“种二十，收十八，不用镰刀用手拔”。实行了大包干，干多干少不一样，这下积极性上来了。严金昌一家人起早贪黑，一年四季忙在地里，把过去的“卫生田”种肥了。今年他一户生产粮食一万五千九百斤，收入四千元。目前，他正张罗着盖新房，置家具。去年自愿不当工人、回队种田的小岗生产队社员严洪昌说得好：“有人说凤阳人有讨饭的习惯，这是屁话！只要不捆住我们的手脚，凭劳动不愁温饱，谁愿意寒冬腊月出门讨吃睡人屋檐下？”
新华社合肥1980年12月29日电
点 评
在我国农村改革史上，凤阳县小岗村的历史地位已经毋庸置疑。在“大包干”还处于萌芽甚至非法状态、左的思潮还未被完全破除的背景下，如何去认识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如何去报道尚无中央精神的改革现象，考验着记者的政治判断力。作者是最早报道凤阳大包干的记者之一，这篇新闻稿件让仍受争议的小岗人“现身说法”，推动了“小岗经验”迅速走向全国。
稿件不讲大道理、不搞大辩论，让农民发言，用事实说话，通过列举数字、历史对比，充分反映大包干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作者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看待问题，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这篇稿件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