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对于赤列顿珠来说，第一次有了“解放”这个概念，是在1950年年末的时候。这一年的10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昌都，揭开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序幕。
这是解放军进军西藏过程中被迫进行的唯一一次战役。根据历史记载，当时，英、美等国鼓动西藏地方政府派兵抗阻解放军入藏。英国特务不仅设计了作战方案，还唆使毒杀了前往拉萨呼吁和谈的格达活佛。被解放军在昌都俘获的英国特务福特对此供认不讳。
当时，农奴和奴隶占西藏人口的95%，占人口约5%的农奴主不仅占有西藏几乎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和农业生产工具，还占有农奴的人身，可以任意对农奴施予挖眼、割耳、剁手等酷刑，乃至杀戮他们。
后来，赤列顿珠又听说了昌都的农奴解放后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这让他“特别期待那些事（也发生在自己身上）”。
昌都解放后，年仅16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前亲政，由于惧怕解放军西进，他和西藏政府的主要官员出走边境亚东。但他逐渐听取了主和派的建议，在1951年1月致信中央，报告他的亲政经过，表示了谋求和平的愿望。中央也复电，祝贺他亲政，并欢迎他派代表来和谈。2月，达赖喇嘛决定派全权代表赴京谈判。
协议签订后，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从北京辗转经印度来到亚东，递交协议文本和毛泽东主席致达赖喇嘛信函，传达和平谈判经过。此后不久，达赖喇嘛启程返回拉萨。
这一年的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主席，表示完全同意《十七条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同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
对于常年生活在封闭高原的藏族民众来说，解放军是陌生的，甚至还有些让人恐惧。时至今日，76岁的次旦多吉仍记得当年的感受：“解放军还没来的时候，有可怕的传言。后来真的见到了，根本不是，对小孩子很和蔼，给我们吃糖果啊、饼干啊。”
令赤列顿珠惊讶的是，这支陌生的军队并没有像以前的军队那样到处抢粮食。“解放军自己开垦荒地种粮食吃。”他说，粮食种子则是高价从贵族们那里买的。比如青稞、豌豆等种子市场价25个藏钱（约1角钱）1卡鲁（约28斤），他们就给80个藏钱。直至今天，这些开垦出来的荒地仍是拉萨居民的主要“菜篮子”基地。
然而在同样也已年逾古稀的达赖喇嘛口中，当年他曾经拥护的“解放”如今却变成了“入侵”，“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成了“西藏是独立的国家”。这样的说辞正是很长时期以来某些西方人士经常重复着的。
认真考证“西藏独立”这一说法的由来，不难发现它确实和“入侵”有着渊源。只不过，真正的入侵者来自西方。
1600年，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后，英国逐渐使印度沦为其殖民地及向亚洲侵略扩张的战略基地，并与沙皇俄国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展开争夺。
1888年春，英军发动首次侵藏战争，西藏地方武装展开英勇抵抗，遭到英军杀戮。
1903年底，英军第二次入侵西藏。面对3000名装备精良的敌人，只有火药枪和刀矛的西藏军民在顽强抵抗数月之后失利。1904年8月，英军占领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逃离。英军迫使留守官员签署了《拉萨条约》，主要内容包括把西藏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西藏向英国赔款和开放商埠、英军在亚东驻军等。这次战争中，英军屠杀了四五千名藏胞，焚烧劫掠了许多喇嘛寺庙。
“帝国主义入侵之后，想把西藏分裂出去，才有了所谓的‘西藏问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张云说。
英国还在1913年策划了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西姆拉会议，并在会上制订了非法攫取中国领土的“麦克马洪线”。中国政府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
百多年来，西方的分裂企图最后都失败了。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追随者夏格巴撰写、在西方颇有些市场的《西藏政治史》中，称“西藏一直是独立国家”。但即便是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频仍、含恨割地赔款的岁月里，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公开承认过所谓的“西藏独立”，迄今世界上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存在一个“西藏国”。
严肃的学者们指出，西藏在13世纪的元朝就正式归入中国版图。西藏的政教首领接受中央政府的封赐。记者在西藏自治区博物馆里，看到了元、明、清皇帝和朝廷赐给西藏各级政教首领人物的大量印信、册文、敕封等文物。
学者喜饶尼玛认为，只有同时具备定居居民、固定领土、政权组织和主权四个要素，才能成为国家，“首先关键的主权要素，正是西藏地方所不具备的。解放前的西藏地方，没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尤其是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
对于达赖喇嘛这位自称为“如法守戒的佛教比丘”来说，可能像他“遗忘”了曾经拥护过的解放一样，也忘掉了当年的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拨出了40万元作为他坐床大典的经费，并派出大员主持仪式，查看并认定转世灵童；忘掉了他坐床大典6年后，也就是1946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10人，班禅堪布会议厅派出6人参加“制宪国大”；他或许也遗忘了，1947年夏格巴“商务代表团”出访，遇到护照、签证问题和所需的外汇问题，就无法独立解决，还是得去找南京国民政府，而在访问中，各国政府均一律安排由中国使馆人员陪同该团活动。
1954年，达赖喇嘛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西藏活佛。
1956年4月22日，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筹委会成立大会上致辞说：“1951年我派代表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在团结友爱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羁绊，回到祖国大家庭，和祖国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权利，开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
但对赤列顿珠来说，这一段时间除了思想上的改变，他的农奴身份依旧，生活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一直要等到1959年。
这年3月，在经历了一场由西藏少数上层分裂人士发动的旨在维护封建农奴制、抗拒民主改革的叛乱之后，达赖喇嘛离开了他所说的“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踏上了流亡海外的路程。“树根已经被拔了，树枝也活不成了。”得知这一消息的赤列顿珠这样想。
解放军平息了叛乱。多少年的封建农奴制轰然崩塌。10多天后，赤列顿珠得到了他期待已久的自由。“我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他说。
很快他就在拉萨找到了一份正式的工作，第一个月领到了18元的工资。“我买了进口的饼干和糖果给老婆孩子吃，这些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吃过。”他说。
赤列顿珠的贵族主人因为没有参与叛乱，只参加了三天的集中学习就回家了，后来被安排在自治区佛教协会工作。上个世纪60年代，两人还相遇过一次，曾经的主人对他说：“我现在过得不错。”
1959年开始的民主改革，实现了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梦寐以求的当家作主权利。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普选。从那时起，赤列顿珠每隔几年都会到所在的地区投下一票。
从1992年开始，西藏开展村民自治试点工作。在山南乃东县曲德贡乡热木纳村，村民们要选举村委会副主任。与内地大多数村庄不一样的是，选举现场没有投票箱。三位候选人都是村民所熟悉的邻居，他们每个人做完简短的发言后，一二百名村民依次上前向他们认可的候选人献上哈达，谁得到的哈达最多，谁就当选。
在很多地方，村民非常重视选举，以至于竞选村干部需要很多轮。几年前，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柳梧乡，两名村干部候选人在三轮投票中打成平手。最后他们又重新陈述后再投票，这才完成了选举。
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自治区历任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和人民政府主席都由藏族公民担任，各级人大常委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都是藏族公民。西藏自治区各级检察院和法院的主要负责人也均由藏族公民担任。目前，在自治区、地（市）、县三级国家机关组成人员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公民约占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