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4年前，当我们第一次踏上兰考这块苦难的土地，兰考的“三害”—内涝、风沙、盐碱还在猖獗地为害人民。一年365天，多一半漫天黄沙飞扬。我们住在县委招待所，清晨起床，被裤总是蒙着一层黄尘。白色的盐碱每年不仅要碱死几万几十万亩禾苗，还浸蚀着千家万户的墙脚和锅台。内涝渍死了大片庄稼，有幸捉住苗的，一亩地打下几十或上百斤粮食就是上好年景。
今天，兰考1800平方公里大地和98万亩耕地，大变样了。
“看到泡桐树，想起焦裕禄。”这是传唱在兰考的一首新民歌。焦裕禄当年为了防风固沙，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提倡种植泡桐。20多年过去，兰考全境的飞沙地、老洼窝、盐碱滩，都已经长起大片大片纵横成网的泡桐林了。1963年焦裕禄亲手栽下的那棵麻秆粗的幼桐，已经长成双人合抱的大树，人们亲切地叫它“焦桐”。全县半数以上的耕地实行了农桐间作，一亩地每年仅桐树就可以增值200到240元。我们一路所见，不仅在兰考，而且在豫东平原，在中州大地，在千里公路沿线，在雄伟的黄河大堤，到处都是亭亭的泡桐英姿，到处都是绿色的海洋。
东坝头是黄河下游一个最险要的地段，从三门峡、花园口奔泻而来的黄河激流，在这里按照人们的意志，回旋了一个马蹄形，从巍峨的石坝脚下乖乖地折向东北，奔向大海。
滔滔黄河历史上多次泛滥，给这一带留下了271个大大小小的沙堆。每当刮起5级以上大风，黄沙蔽日，天昏地暗，一夜之间沙丘就能搬家。24年前，我们来这里采访，举目黄沙茫茫，不见树木。这次，我们再访东坝头一带，茫茫黄沙已经不见踪影，眼底尽是一望无际的麦海。农民开着汽车、拖拉机，赶着牛车，正忙着收割麦子。微风起处，漾起层层金色的麦浪，一个个旧日的沙堆，变成了郁郁葱葱的刺槐林，极目望去，宛如漂浮在金色麦海里的一个个绿岛。
我们沿着曲径登上名叫“九米九”的大沙丘。头上绿叶盖顶，脚下青草铺地，林子里阵阵凉风宜人。盛夏的阳光从华盖般的槐叶缝里流泻下来，像撒下一条条金色丝线。24年前，我们曾吃力地爬上这个沙丘，流沙灌满了我们的鞋袜。那时，沙丘顶上刚刚种上稀疏的刺槐苗，迎着寒风有气无力地摇曳着。
邻近“九米九”的下马台，原是临大路的一个村庄。因为沙丘移动，村舍、水井被淹没，村民弃家外逃，这里就变成了一个方圆50亩的大沙丘。焦裕禄从1963年春天开始，组织农民在这里挖泥封沙，栽种刺槐，如今也早已成林了。72岁的护林老人王心茂告诉我们：“下马台大沙丘今天变成了‘元宝垛’，全靠老焦当年领着大伙种树治沙。”
王心茂一家人就住在林中小屋里，年年月月守护着这片焦书记留下的林子。他爱树如命，说：“谁要砍死一棵树，就是砍我一条腿；谁要撅折一根树枝，就是断我一个指头，我决不答应！”这句话，表达了老人对党、对他心目中的焦书记多么深沉的感情啊！
当年受到焦裕禄称赞的“四杆旗”之一的韩村，也许是兰考农村今昔变迁的一个缩影。
韩村周围是洼地，常年渍水，土地碱化。24年前我们来这个村访问时，饥寒交迫的农民含着泪告诉我们：1962年全村27户人家，每人只分得老秤12两高粱穗。贫穷像蛇一样缠着这个村庄。在那许多人感到沮丧的年代，他们人穷志不短，硬是不要国家的救济粮和救济款，自力更生，到老洼窝里割草卖草，换来三头毛驴和农具，忍饥挨饿，坚持生产。就在这个时刻，焦裕禄来到韩村，他从韩村人身上看到了千斤重担不弯腰的志气，深深地感动了。他把韩村的代表请上表彰大会的主席台，号召全县学习他们的精神。这次我们又到韩村，看到人们引来的黄河水把洼地淤高了，低洼的荒草窝长出了一坡好麦子、好花生，昔日的盐碱地也种上了棉花。当年的茅屋都换成了一色的砖瓦房。全村51户，有22户买了拖拉机。
我们怀着急切的心情，来到兰考火车站。20多年前，这里的一切令人触目心酸。那时冬春季节，有多少兰考的灾民在这里啼哭饮泣，有多少家庭在这里骨肉离散。站台上堆着从全国各地运来的救灾粮，站内站外，货运列车的棚顶上，都坐着衣衫褴褛的灾民。这一切，仿佛是我们昨日所见，依稀历历在目。而眼前，车站的一切完全变了。整洁的站台修了花坛，东来西去的客货列车井然运行。75000平方米新建的货场可以同时装卸100多个车皮。最近5年，兰考火车站每年平均装车外运的粮食、棉花、桐材、油料等有1亿多公斤。焦裕禄深夜到火车站含泪看望农民弟兄离乡背井、外出逃荒的凄苦场景，已经作为历史的一页翻过去了。
焦裕禄临终前曾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党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多年来，兰考的党和政府抱定“一张蓝图画到底”的决心，领导人民改天换地。焦裕禄用生命绘制的那张蓝图，今天已经成为兰考大地的现实。
兰考人深情地说：“咱焦书记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