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西南地区拥有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富集的生物多样性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在我国区域发展和文化建设格局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本书将西南地区的云、贵、川、渝四省市的民族民间印染艺术纳入考察的对象，重点针对西南地区传统染缬工艺的历史、现状，以及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考析，同时也包括对染缬未来的传承与发展的思考。
近年来，西南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在传承和品牌的打造与创新、数字化保护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为带动一方旅游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也存在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尤其是民族民间染缬工艺，由于受旅游市场的影响，不仅原材料在改变，甚至染色工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方手工艺处于被动发展的地位，这也是我们尤为关注的地方。可以说，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和传统的民间印染工艺是当地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在推动和发展民族民间工艺、振兴乡村经济的同时，仍然有必要尊重和维护其“本真性”与“独特性”，维持当地手工艺所承续的知识体系和民族文化多样性，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据史载，早在新石器时期，古人为了适应气候的变化，已懂得利用自然资源作为纺织和印染的原料，以及制造简单的纺织工具。同时，开始利用矿、植物制作染料并在纺织品上着色。根据《周礼》记载，周代已开始设置掌染草、染人、画、绘、钟、筐、巾荒等专业机构，分工主管生产，染出的颜色不断增加。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中国古代最早用颜料或染料在纤维织物上施加花纹的方法，这种手绘的方法一直在民间流传，被称作“画绘”。从《周礼·冬宫·考工记》中“画绘之事，杂五色……后素功”，以及《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为九文，六彩，五章，以奉六色”等记载中可以看出，商周时期已将手绘直接涂染用于服饰之中。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使用植物染料茜草、靛蓝、菘蓝、红花等进行着色，许多专门染色的染坊已经出现。楚国还设有主持生产靛青的“蓝尹”工官，根据颜料和染料的特性，分别采用胶黏剂和媒染剂，建立了套染、媒染及“草石染”并用等工艺，足见当时丝织、染色工艺体系已经形成。至秦汉时，已掌握媒染还原染色和复色套染等技术，能够充分反映当时印染技艺水平的是占主导地位的凸版印花技术。凸版印花技术并不复杂，是在平整光洁的木板或其他类似材料上，雕刻出事先设计好的图案花纹，再在图案凸起部分上涂刷色彩，然后对正花纹，以压印的方式，施于织物，即可在织物上印得版型的纹样。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丝绸印花敷彩纱和金银泥印花纱即凸版印花，其工艺就是将具有附着力的颜料平涂于雕有花纹的凸版之上，然后在织物的表面用力按压，凸版上的颜色能直接印在织物的表面形成花纹。凸版印花属于直接印花，不仅提高了丝绸印花的效率，其工艺水平也相当高，但由于色牢度和技术的原因，逐渐被东汉以后的染缬所取代。后唐马缟的《中华古今注》已有秦始皇染缬的记载。说明染缬加工技术在秦汉时期就已出现，相关文献也被后人所引用。若从考古的情况来看，也有实物可以佐证。
关于“缬”字，出自元代《韵会》的解释：“缬，系也，谓系缯染成文也。”[1]因此，“缬”最早可能是指绞缬，也有指丝织品印花等多种解释。但从当时花布的印染情况看，“缬”除绞缬外，尚应包括蜡缬、夹缬和灰缬（蓝印花布）。从工艺角度理解“缬”字，主要以染缬合名，乃防染印花工艺之统称。什么是防染？顾名思义，就是防止染色，古人发明防染印花工艺，是为了在染色过程中阻止颜色染到某一特定的部位，也就是留白，留的白是什么样的，就有什么样的图案或纹样。缬类织物，虽印染工艺同属于防染印花，原理相近，但手法完全不同。蜡缬，又名臈缬，今称蜡染，是以蜂蜡作防染剂，加热后在丝帛上描绘图案，然后入染除蜡的工艺过程。夹缬是指用两块对称花纹的雕花夹板夹住织物，利用阳纹处夹压防染的一种印花染色工艺。灰缬是用碱剂原料豆粉加石灰、草木灰作媒染剂进行印花染色的一种工艺，今称蓝印花布。而绞缬是一种把布料的局部进行扎结，防止局部染色而形成预期花纹的印染方法，今称扎染。其缝扎技术因人而异，针步的长短、捆扎的松紧等都会影响纹样的成形和染液渗润的色晕，其独特性在于不可复制的偶然效果，这也是区别于蜡缬和夹缬的主要特征。这四类传统印花工艺，如今在西南地区只有绞缬、蜡缬和蓝印花布，而夹缬除文献有零星记载之外，在西南地区已无踪迹可寻。尽管涉及染缬方面出版的专著和文章较多，已有相当的研究成果可陈，但大多集中于蜡染、扎染和蓝印花布的技法介绍，而染缬所包含的防染印花方法的历史记述，以及各自发展的横向比较，由于缺乏详细的历史文献可考，多有穿凿附会、支离难信的说法，其中存在的问题比较多，这也是提出需要深入研究的初衷。缘此，本书主要从出土实物、历史文献、工艺实践等多方面入手，侧重于对西南地区保存比较完整的民间印染工艺的分析，结合相关文献与实物，相互印证，以试图重新梳理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这需要采用田野调查、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历时态研究方法，追溯其历史的沿革，同时也立足于染缬的历史背景与相关维度的相互联系与影响，提出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的观点。正是由于研究依靠调查所获取的实际资料，一些被认为是常识的概念本书也加以必要的审视和重新辨别，这个过程本身具有探索性，而诠释这些个案研究的内在意义，将会有助于对传统印染技艺的传承与现代转型，以及对民族民间工艺技术文明特殊性的认识和理解，也可为当代手工艺设计提供可资借鉴的文化视角和造物思考。
余 强
2019年8月
【注释】
[1]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