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叙事

蓝印花布的前身名曰“灰缬”，是一种用碱性防染剂进行防染的印花工艺。从迄今唐代出土的“灰缬”来看，采用刻镂花版，将花版覆盖于织物上，涂刷防染剂，使之漏印于织物上，染色时，通过织物上印有的碱剂部位获得图案。有学者称为“碱剂印花法”。就工艺而言，也有用夹缬版印的另一种说法，中国丝绸博物馆陈列的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绯色回叶纹印花纱》织物残片，对此的解释是在制作时将灰剂通过夹缬版印在织物上，然后染色，打开夹板后得到色地白花，是用灰缬的工艺制成，与前述蜡缬夹板印相似，只是灰缬的防染材料相异。在中原汉族地区，采用碱剂作防染剂，是基于蜡染工艺的应用已渐趋淡化，继之而起的是以草木灰、蛎灰之类更为廉价的强碱性物质，调配成防染浆代替蜂蜡的防染方法。尤其是以纸板刻花，在镂空处刮防染浆的方法代替型版蜡缬，无论是防染材料的获取，抑或是制作工艺，都更为简便。至宋元以降，我国各地广种棉花，纺纱织布的棉织业发展很快，印染业成为重要的手工业，彩色夹缬和蜡缬继续在棉织物上装饰的工艺已不合时宜，棉布比丝织物的吸水率要大得多，红色、黄色染料价格不菲，成本太高，所以印染成本低的青蓝花布在市场上更为流行。宋人笔记里就有“药斑布”“浆水缬”的记载。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药斑布出嘉定及安亭镇。宋嘉定中（公元1208—1224年）有归姓者创为之。以布抹灰药而染色、候干、去灰药，则青白相间。有人物、花鸟，诗词各色，充衾幔之用。”这种“药斑布”中“药”即指豆粉加草木灰或石灰的防染材料，“斑”是指花纹即用石灰和豆粉调制而成，印后呈现大小斑点纹样。这些斑点不仅有利于刷印，也利于防止染上蓝色，保留坯布白色，故称“药斑布”。明清之际又名“浇花布”，《古今图书集成》“松江”条称：“药斑布俗名浇花布，今所在皆有之。” 灰缬与蜡缬作为防染工艺原理大致相同，做法也基本一致，只是灰缬的防染材料比蜂蜡更容易获取，而成为一般流行商品。由于就地取材的纺织原料，以及蓝草染色的便利工艺，到明末清初，人们逐渐把这种靛蓝印制的花布称为“蓝印花布”，当时的官刻、坊刻、家刻林立，刻工遍布全国。在四川民间，蓝印花布制成的衣物、蚊帐、被面、包袱、头巾、门帘等，装饰内容多是民间喜闻乐见的吉祥纹样，如富贵平安、凤穿牡丹、连年有余、蝶恋花灯，深受民众喜爱。据《四川省群众文化志》记载：“夹染（夹缬）俗称蓝印花布，在汉族中盛行，各地城镇都有染坊加工，专用的油纸板镂空印花版，由染坊聘请民间刻纸艺人刻制，小幅每张刻一版图案，中幅刻半边图案对接，大幅只刻图案的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版面，每版正、反面拼接，可印出整幅图案（印被面、床单布料）……明清时期，四川染缬达到极盛。汉族农家妇女多扎染能手，川东南苗族妇女出蜡染人才，民间自染自用的花衣料、上市出售的扎染、蜡染布匹，不计其数。同时，夹染形成专业生产，各地染坊用花版漏印法染布，敞开承接来料加工。全省的梁平、隆昌、自贡、荣县、简阳、资中、江油、绵阳、崇州、合江、泸州、达县等产地较著名。”^[1]这段文字沿用了以“夹染（夹缬）俗称蓝印花布”的说法，在一些文化学者或民间艺人的研究中引用甚多，明显有误，夹缬与蓝印花布虽同属型版防染印花，但工艺形式则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前文已有甄别，不再赘述。需要叙述的是在重庆的三峡博物馆收藏有用于荣昌夏布印花的老式木质雕花版8张，最早制作于清代，距今已100多年的历史，这组实物可以印证凸版直接印花的蓝印花布在民间仍有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