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新夹缬
如上所言，在浙南地区虽然发现了夹缬的遗存，但在历史上，唐代的夹缬在西南地区的成都是以“蜀缬”而闻名的。蜀地民众早有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丰富经验，故蜀郡等地理和风俗志形容这一地区是：“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21]所谓“绫锦雕镂之妙”，几乎与京师相当，而此时的成都“罗锦之丽”已是名满天下。成都蜀锦、阆中、南充的丝绸在汉晋时期就是贡品。蜀地丝织业发达，随之也带来了成都蜀缬工艺的发展，包括蜀缬绢、蜀缬纱等。
关于蜀缬的详细情况，虽史籍不载，但从间接史料中仍可知其概貌。查阅相关文献，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多次中原移民蜀中的记载，说明中原与巴蜀的文化联系紧密。到唐代，巴蜀之地以及成都的工商业一直繁华兴盛，号称“扬一益二”[22]。巴蜀成为支撑长安、洛阳京城的经济重镇。唐朝中后期，随唐玄宗、唐僖宗前往四川避难，中原地区大批人口移居号称“天府之国” 的成都，从中原地区前往蜀中的移民涵盖社会各阶层，其中不乏能工巧匠。一方面使四川人口大增，另一方面也通过文化的传播促进了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经济和手工艺的繁荣。[23]当时，成都雕版印刷术的兴起与夹缬雕版工艺技术从中原带入蜀地应有必然的联系。据《成都地方志》记载，唐代，成都十分重视手工业。官营、私营并存，手工业空前发达。主要为满足朝廷和地方官府需要的官办手工业——以强制手段和垄断形式出现的封建生产，自然有妨碍民间私营手工业发展的一面，但因它有政府专设的官署管理，有雄厚的资财作后盾，并从各地征调能工巧匠到宫廷和地方官办作坊做工，利于生产技术的交流和改进。从总体上看，它对于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最著者如织锦、蜀缬、造纸、雕版印刷等，驰名全国。尤其是夹缬的生产。唐代白居易有“成都新夹缬，梁汉醉胭脂”的诗句。所谓梁、汉，系指四川的忠县和广汉，诗人描写的成都出产的时尚夹缬，是指用忠县和广汉生产的红色染料染成。蜀中才女薛涛在《春郊游眺寄孙处士二首》诗有“今朝纵目玩芳菲，夹缬笼裙绣地衣”句，夹缬笼裙、蜡缬笼裙、绞缬笼裙统称为蜀缬笼裙，或简称缬裙。蜀缬笼裙和碧罗笼裙都是唐代成都的名牌产品。无名氏《斑竹簟》诗云：“百朵排花蜀缬明，珊瑚枕滑葛衣轻。”也说明蜀缬在当时很流行。唐德宗的宠妃韦氏就喜欢穿蜀缬袍服和裙子。如《唐书·韦绶传》记载：德宗时，“（韦绶）以左补阙为翰林学士，密政多所参逮。帝尝幸其院，韦妃从，会绶方寝，学士郑絪欲驰告知，帝不许。时大寒，以妃蜀缬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24]以此推测，巴蜀地区能生产出中原王族们才能穿的服饰，必是高质量的染缬丝织品，工匠技艺可见一斑。至于蜀缬袍为何种缬，虽无实物可证，相互混称也有可能，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蜀缬不仅可以制袍，还是当时笼裙之用料，其应用范围之广，是堪与蜀锦齐名的印染织物。唐代王建《织锦曲》云：“锦江水涸贡转多，宫中尽着单丝罗。”成都出产用来制作纱罗衫的丝织品，不仅满足本地市场，也大量地运往京都，从侧面可以看出蜀锦与蜀缬的繁荣。薛涛在《海棠溪》中诗云：“春教风景驻仙霞，水面鱼身总带花。人世不思灵卉异，竞将红缬染轻纱。”诗人笔下的诗句用娇艳的海棠花比作红缬，更是蜀中流行红色的真实写照。只是唐代之后蜀缬未见有文献记载，在西南地区也难觅踪迹。值得一提的是，西南地区瑶族的型版蜡染也采用了夹缬这种工艺形式，可谓相异亦相近也。两者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夹缬演变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序列是否完整，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研究尚有待深入，仅从工艺看，虽同属型版防染印花，但在材料和防染的方法上，区别明显，故在后面的章节里再做比较分析。
【注释】
[1]（宋）高承撰．事物纪原·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9：536．
[2]（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M］．丛书集成初编本．
[3]（宋）王谠．唐语林·卷四·贤媛［M］．北京：中华书局，1987：405．
[4]《全唐诗》卷四四七第三十五首《泛太湖书事寄微之》．白居易，作于825年．
[5]《全唐诗》卷五二十第四十二首《池州送孟迟先辈》．杜牧，作于会昌五年孟迟登进士第后。
[6]韩伟．法门寺地宫唐代随真身衣物帐考［J］．文物，1991（5）：29．
[7]武敏．唐代的夹版印花——夹缬：吐鲁番出土印花丝织物的再研究［J］．文物，1979（8）：40．
[8]郑巨欣，石塚広．夹染彩缬出［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29．
[9]沈从文．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C］．北京：外文出版社1996：112．
[10]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66．
[11]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J］．文物，1962（Z2）：71．
[12]吴山．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79．
[13]吴淑生，田自秉．中国染织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21．
[14]赵丰，胡平．浙南民间夹缬工艺［J］．中国民间工艺，1987（4）：61-64．
[15]郑巨欣．浙南民间夹缬工艺调研［J］．浙江工艺美术，1991（1）．
[16]张琴．五年的蓝夹缬田野考查［J］．西北民族研究，2007（4）：49．
[17]沈从文．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C］．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112．
[18]高霭贞．古代织物的印染加工［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2）：80．
[19]周菁葆．日本正仓院所藏唐锦研究［J］．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4）：46．
[20]赵丰，段光利．从敦煌出土丝绸文物看唐代夹缬图案［J］．丝绸，2013（8）：22-27．
[21]魏徽，等．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3：830．
[22]注：唐朝时长江流域的商业城市，以扬州，益州（成都）为两个中心。
[23]卢华语．唐代成都丝织业管窥［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4）：8．
[24]（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等，《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九《韦绶传》，5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