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资源的价值

对西南地区绞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云南大理的周城、巍山与四川的自贡。通过实地考察，获得了第一手材料，这对于研究绞缬工艺的承续状况与市场影响带来的诸多思考，无疑有所助益。

白族先民居住的洱海地区，很早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据考古发现，洱海地区各新石器遗址中发掘出许多形制各异的陶制纺轮等手工纺织器具，其中大理苍山马龙遗址中仅陶制纺轮、纺坠就有车轮形、圆锥形、梯形、珍珠形等40件。宾川白羊村遗址中出土的纺织器具中的纺轮，分石制和陶制两种，陶制的纺轮就有5种样式。剑川海门口遗址中出土的陶制纺轮则多达8种样式。^[14]这些考古材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白族先民已在进行纺织活动。

公元前122年，张骞从大夏沿北方丝绸之路返回长安后，向汉武帝奏报他的见闻，又受汉武帝派遣到云南探查西南夷的秘密通道，当时他见到了西南夷运往大夏的商货，中国商贾运去的商品中就有产于云南白族的布帛、丝绸。说明早在北方丝绸之路开辟之前，西南夷就以叶榆（现大理古城）为起点开辟出了一条秘密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很早就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有了频繁的经济文化往来，当时的茶马古道像纽带一般把它们连接在一起。而作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中心——叶榆、永昌的民间纺织业已经有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和产量，为大理白族先民从事绞缬工艺奠定了稳定的材料基础。樊绰《蛮书》卷七记载了当时南诏地区的丝织技术已接近中原，“锦文颇有密致奇采”“亦有刺绣”。《新唐书·南蛮列传》记载，唐贞元十六年，南诏舞队到长安献艺，所着舞衣“裙襦鸟兽草木，文以八彩杂革”，^[15]精致动人，是否为绞缬，尚需考证。

据史载，公元829年，南诏破成都，大掠百工数万人而走。这次战争性质的“移民”中主要是织锦技术工匠，除部分属于官府管辖的织锦户外，大多是以织造为生的民间独立织锦匠人。^[16]元、明时期，蜀中织户被迫移民滇者甚众，并将自己的织锦技术传授给滇民。《云南志校释》：“蜀中的纺织工匠曾经进入南诏大理地区，推动了当地染织工艺文化的发展。”^[17]宋代大理国《张胜温画卷》所绘跟随国王礼佛的文臣武将中，有两位武士头上戴着布冠套，与传统蓝底小团白花扎染十分相似，可能是大理扎染近千年前用于服饰的直观记录。^[18]明清时期大理地区的寺庙中曾发现有菩萨塑像身衣有扎染残片及扎染经书包帕等。据以上考古和文献资料可推测，扎染工艺很有可能在南诏时期由中原地区经四川传入云南，大理周城村的白族、巍山的大仓、庙街一带的彝族先民也因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传播，而掌握了这一传统手工技艺，并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