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川拔染印花
（一）自贡拔染工艺
所谓拔染蓝印花布是在深蓝色面料上用花版刮上拔白剂，褪去原有染色，还原为白色。如果底色是深红色的面料，也可用同样的方法，获得红底白色的花布，只要底色和拔白的花纹明暗对比强烈，纹样突出就可以。正因为如此，深蓝色拔白花纹应用较多，且雕版印花呈现的图案形式与防染的蓝印花布最后的艺术效果完全一致，故民间仍以蓝印花布相称，只是工艺原理不同。拔染花布与防染蓝印花布比较而言，其工艺是在合成染料染好底色的坯布上进行的，故拔白的花纹比较清晰，且边缘不露白，底色均匀。新疆曾出土有唐代用碱性拔染剂制作的花布残片，但毕竟历史久远，工艺早已失传。倒是采用防染剂的灰缬，发展成为后来的蓝印花布。如今要制作拔染花布，不可能在植物染色的底色上拔染印花，成本太高，只能在合成染料染成蓝或红底色的坯布上，用拔染剂将底色还原为白色花纹。作为拔染用的底色很多，如不溶性偶氮染料、活性染料、直接染料等。在民间，拔染工艺主要用雕白块、烧碱和印染胶淀粉混合糊料。而四川自贡拔染工艺厂的张宇仲先生是这一工艺实践的先行者。
20世纪40年代初的抗战期间，张宇仲曾在重庆求学，为他后来投身于民间染织工艺的研究和创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四川大学锦城学院的范美俊教授于2012年9月29日在《中国美术报》写的一篇《追忆张宇仲先生》的文章中提到，他从自贡美术家协会前主席朱时昔先生那里得知张宇仲先生有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简称“国立艺专”）学习过的经历。
从采访张宇仲先生的材料和重庆江北区文史资料记载，1938年，抗战时期，由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合并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内迁到重庆璧山县城的天上宫，由于日机轰炸璧山县城，学校出于安全考虑搬到青木关的松林岗，1942年又迁至江北盘溪的“黑院墙”（据张宇仲描述：当时这里的人烟少，房屋显得很扎眼，容易成为敌机轰炸的目标，他们就把院墙全部用锅烟墨抹黑，这样可以隐蔽），后因师生们觉得名字土气，于是将其改名为“果家园”，许多回忆录里用的都是这个名字。学校经历了三迁校址和三换校长。三任校长分别是吕凤子、陈之佛和潘天寿，当时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就是今天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可谓大师云集，曾被誉为“中国现代美术的摇篮”。这个“简陋”的“摇篮”走出不少当今世界级的中国画家。张宇仲（云湘）与金一宛（慧行）夫妻二人，是在1941年考入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应用美术系的。他们进校时，因战乱的原因，招生和教学都遇到了一些困难，当时只有四个专业，共40人，学制由原来的3年延迟到5年。张宇仲夫妻的这段求学经历，笔者也从张宇仲先生女儿张晓平那里得到了证实。在重庆国立艺专毕业后，张宇仲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四川自贡，与妻子金一宛女士在自流井开设了一家锦旗工艺社，以此养家糊口。由于当初在重庆学习的是实用美术，张宇仲先生对传统工艺美术怀有浓厚的兴趣，不仅对民间印染工艺很有研究，也搜集了不少民间印染图案和蓝印花布资料。据他回忆，民国时期蓝印花布在民间非常普及，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几件时兴的蓝印花布日用品，如床单、被面、床沿、帐沿、门帘、包袱布之类。自流井浸染业也因此很兴旺，他能记住的就有11家土染房。老百姓将买到的土布送到染房去染，染料民间称为“膏子”，蓝色取自一种植物加工而成，叫靛蓝，也叫大青叶。这种土布染的蓝色，又叫“老蓝布”。经营染房的业主不仅自己生产，还掌握印染的技术，师徒相授或父子相承。在自贡附近的沿滩、瓦市、何市、桥头铺、荣县、富顺等地都能看到民间印染花布的土染作坊，荣县还是蓝靛商贸的集散地。[7]又据《四川省群众文化志》记载：“蓝印花布，在汉族中盛行，各地域镇都有染坊加工，专用的油纸板镂空印花版，由染坊聘请民间刻纸艺人刻制，小幅每张刻一版图案，中幅刻半边图案对接，大幅只刻图案的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版面，每版正、反面拼接，可印出整幅图案（印被面、床单布料）。”[8]这段文献叙事，与张宇仲先生的回忆可以相互印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纺织、印花机械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工业印花布取代传统的手工印染成为趋势，手工生产的蓝印花布已逐渐失去市场。而张宇仲先生一方面在为单位、个人制作锦旗，进行衣着印字的同时，也开始着手研究即将面临失传的民间印染技术。由于植物染料成本高，染色工艺也比较麻烦，针对当时的生产条件，张宇仲决定先试制拔染印花，待成功投产后，再开始研究扎染。
关于拔染印花，张宇仲在《自贡蓝印花布——古朴典雅的民间染缬艺术》一文中提到有一种民间拔染印花方法“镪水花”，在有关印染史的研究文献里没有查到这种印花方法的记录。这种拔染印花方法是在染有靛蓝底色的蓝布上用稀硫酸以大小不同的竹签作画，为民间掌握的一种拔印技术。因用简易的竹签作绘，作为拔染剂的稀硫酸厚薄不匀，故效果似蓝地白纹的水墨画，类似《芥子园画谱》的花卉造型。内容多为“鸳鸯戏莲”“蟠桃献寿”“喜上眉梢”之类的吉祥纹样。与蓝印花布相较，因手绘不受“制版”的限制，以竹签为笔，以线描为主，适当填出块面，风格比较自由，清新隽雅，推测应肇端于明清两代。自“鸦片战争”之后，大批外来机印花布，色彩艳丽，价格低廉，加之化学染色操作简便，储存运输都优于土靛，导致民间土染房难以为继，不得不改为用化学染料染色。
此外，四川民间还流行一种蓝印花布叫“豆浆花”，采用石灰豆浆作为防染剂，与贵州黔东南三都的“豆浆染”采用的材料一样，与“镪水花”的制作技艺相似，但不是在底色上拔花，而是将石灰豆浆调和成糊状的防染剂，用竹签蘸防染剂在白布上手绘，画好后再入染缸浸染。然后除去浆剂，呈现蓝底白花图案，比起用油纸镂雕型版印制的豆浆染，图案更像手绘的蜡染和枫脂染。
1957年，张宇仲夫妇在研究民间拔染技术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试验，采用羟甲基亚磺酸钠（俗名“雕白块”）等还原药物，用火笼、炕罩、饭甑等土办法试产，摸索出一套民间拔染的工艺方法——拔染蓝印花布，图案与刷浆的防染蓝印花布艺术效果几乎一样，都是采用油纸刻成花版，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拔、一个是防，所采用的浆料不一样。拔染是在深蓝色底上拔白花纹，同样可以提高蓝白色调的对比度，所印制的花纹轮廓清晰，可制作的图案丰富，不仅可以在蓝底色还原白色花纹，也可在红底色上还原白色花纹。在大工业印花的背景下，手工拔染印花清新、朴素的独特风格，仍然是一花独放。
1958年，锦旗工艺社并入“自贡市工艺美术合作工厂”，张宇仲先生任设计室副主任，拔染蓝印花布开始成批生产，为四川省独家生产拔染产品的企业。1959年，拔染蓝印花布产量达五万米，品种有门帘、窗帘、提包、手巾等，产品与防染的蓝印花布效果相似，凸显朴素清新的艺术特色。在1959年广州春季商品交易会上，拔染蓝印花布独树一帜，名曰“自贡蓝印花布”，以区别于防染的蓝印花布，初次露面，就深受用户欢迎，产品远销中国香港、日本，并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指定献礼礼品。而张宇仲先生设计的产品在四川省工艺美术评比中，获“拔染创作设计奖”，金一宛女士获“拔染生产技术奖”。1962年，工艺美术合作工厂打散，将自贡拔染划归自流井区工艺美术社，生产停滞了10年时间，直到1972年恢复生产。1974年工艺美术社更名为“自贡市拔染工艺厂”，厂址建在自流井芦厂坝釜溪河旁边，又恢复成批生产拔染蓝印花布，在当年的广州春季商品交易会上重新露面，依然继续走红，与日本成交围裙2900件，与联邦德国成交手提袋1500个。从此，拔染工艺品畅销国内外，日本、法国、美国、德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客户常年订货，成为出口赚汇的一个集体企业。1978年，四川省工艺美术研究所把四川民间印染列入研究项目，与已经更名为自贡市拔染工艺厂的单位签订共同研究合同，具体技术由张宇仲先生负责。为了拓展企业的产品，1979年，张宇仲先生经过苦心钻研，又将自己多年研究的扎染技术在厂里正式投产。遗憾的是到1989年，国内整个染织行业不景气，导致拔染工艺厂也遇到行业发展中的困境，在印花机械化对手工印染生产的冲击下，自贡拔染迅速退出了人们的视野。企业在改制的同时也停止了拔染印花布的生产，转而生产扎染产品，拔染工艺厂也更名为“自贡市扎染工艺厂”。于是，自贡在对外宣传上，将扎染、剪纸、龚扇并称为自贡的“小三绝”，殊不知，拔染印花布也堪称自贡一绝。在今天看来，“自贡蓝印花布”这一手工艺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有些可惜，毕竟拔染印花在图案设计与工艺方法上仍然能体现蜀缬传统的美学特征，为机械化批量生产的机印花布所难以取代。
综上所述，蓝印花布不管是防染还是拔染，布上的纹样，民间采用的都是“漏版”刮印。而型版是用油纸漏刻，需要考虑型版的完整性，纹样不能使用太长的线条，只能用断线来组成。从视觉看起来是一根线，实际上为一连串的点，纹样之间形若分离，靠的是点的疏密、聚散构成的丰富的形态。从技术上看，这似乎是蓝印花布的劣势，但从纹样的设计来看，手工艺人恰巧利用了这一劣势创造出了笔断意不断的艺术效果。以点代线的艺术处理使纹样点线结合，丰富醒目，从而把技术的需要和艺术上构思融合为一个完美的整体。若从蓝印花布流行的历史背景来分析，元代青花瓷的大量出现与蓝印花布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尚需深入分析，但蓝印花布的韵致同青花瓷一样在审美观念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蓝白天成，散发着人文与自然融合的素雅之风。即便后来五彩瓷器的出现，也没有使青花瓷减色，那彩色机印花布要想完全取代民间蓝印花布，也是不可能的。就像彩色照片之于黑白照片，各有各的特色。拔染蓝印花布因大胆吸收传统剪纸、刺绣、木雕等传统艺术图案，不断地丰富其花布的装饰题材，其淳朴、粗犷、素雅的美学风格，在印染史上仍然占有一席之地。自贡若能恢复这一传统拔染蓝印花布，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也是有影响的手工艺，其花布延伸产品的设计、市场的开发必然有较大的延伸空间。相较于手工扎染而言，制作者采用型版印花可根据自己的设计，雕刻出多种图案的型版，可拼接印制出单元的连续纹样，生产效率也会提高。当然，其制作也有一些弊端，如制版上刮刷拔染剂厚薄不匀，易产生次品，且使用的雕白块化学剂也属有害物质，但这些是可采用严格的工艺规范和新的拔染材料来解决的。作为自贡旅游文化产品，如果说拔染蓝印花布能够继续盘活的话，也可成为自贡一张名片。在这方面做得很有成效的是江苏南通的吴元新先生，他将当地的蓝印花布通过收藏、研发、展示、经营融为一体，打造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手工艺品牌，不仅产生了文化影响力，也获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建了一个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他本人也成为这一领域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张道一先生在1986年出版的《民间印花布》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待到若干年后，当人民的生活水品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谁能说对传统手工艺的追求不会回归呢。”近几年，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在信息技术、文化消费等新的发展机遇下，手工艺在国内外旅游市场的发展趋势明显，打造和振兴特色手工艺产业已成为一个新的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传统手工艺的回归也正好印证了张道一先生早期的预言。
（二）拔染工艺实践教学
现代设计教育的创立之初是从图案学开始的，20世纪20～30年代，一批留学归国的艺术家引进了法国和日本的图案设计教学体系。其中留学法国的李有行先生和留学日本的沈福文先生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创始人，从建校伊始就根据工艺美术教学的特点，在教学的指向上明确强调理论与实践、教学与生产相结合，培养既有设计思想又具备动手能力的学生。1953年成都艺术专科学校与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合并成立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1959年更名为四川美术学院，成为西南地区唯一的一所专业美术院校。四川美术学院设有染织、漆器和陶瓷三个传统的工艺美术专业，并在学院教学楼旁边修建了印染、漆器和陶瓷工厂，为学生提供实习、创作的重要场地。1979年，时逢改革开放的初期，四川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的染织美术设计本科开始恢复招生。在教学大纲中，色彩写生、基础图案、专业实习和专业设计是四年教学的主干课程。教学内容既有传统图案，也有现代图案设计。既要学习传统手工技艺，也要到上海、青岛印染厂设计室学习机印花布的设计与生产流程。整个专业学习贯彻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法。一年级主要是绘画基础和基础图案的课程，进入二年级后，开始有实践课程的作业要在学校的实验工厂完成，按每一学期课程安排，不同的实习内容可分为转移印花、拔染印花、扎染、蜡染工艺，包括完成部分毕业创作等。为了提供学生实习和方便操作，实验工厂安装有约长10米、宽1．1米、高0．75米的印花平台，平台面板用的是比较厚的玻璃，玻璃下安装了一排日光灯管，用于印花和拷贝图案时的照明。拔染蓝印花布工艺课所采用的拔染印花设备、工艺与自贡拔染相似。当时，负责印染实习课的张秉瑛教授于1980年发明了“真丝织物转移印花技术”，编著有《印花学》《漂炼学》《印染基础知识》《活性染料印花》《棉织物印花》《丝网印花》等教材。主讲民间拔染印花、转移印花、蜡染染色工艺课程。在他编写的《丝网印花》教材里讲到拔染工艺原理也是在已经经过染色的织物上，用型版印上还原剂或氧化剂的浆料，将底色破坏而局部露出白地或有色花纹。其化学分子式为：HCHO-NaHSO2-2H2O。与自贡拔染工艺不一样的是型版采用的桐油纸版，而学校实验室采用的是当时最时兴的丝网版印花方法。在民间，蓝印花布无论是防染抑还是拔染，大多采用土纸版，既容易描绘和镂刻，上桐油后也不易吸水变形，方便实用。而专业院校采用丝网印花是借鉴了当时版画专业正试用的丝网版画的工艺，可以说是在镂空版印花工艺基础上的发展。丝网印花不仅国内院校的印染实习厂使用较多，国外也一样。笔者曾在韩国建国大学的艺术设计专业考察时，看到他们的印染工作室也采用丝网印花，工作室旁边整齐堆放的丝网版保存完好。
图6-11 用刮刀在布面的花版上刮防染剂
图6-12 拔染印花《狮子滚绣球》钟茂兰
使用丝网版印花需将丝网固定在框架上，然后按印花的图案封闭其非花纹部分的网孔，以便拔染剂通过未封闭的花纹部分，刷印到底布上，起到拔去底色的作用。印染厂的印花平台是按布匹的宽度设计的，也决定了丝网版的宽度。印制时，在已染有蓝色或红色的底布上，按图案单元进行拼接将含有拔染剂的印花浆（俗称雕白块）刮印于织物上，待烘干后再经过气蒸，刷浆的图纹部分被还原为白色，洗涤后形成蓝地白花或白地蓝花的纹样效果（图6-11、图6-12）。遗憾的是随着国内染织行业的不景气，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四川美术学院的染织美术设计专业也停止了招生，实习工厂年久未用，成了堆放杂物的仓库，原有的老纸版和丝网版早已不知去向。直到2019年，设计艺术学院整体迁入沙坪坝大学城之后，建立了国家级的实验中心，设备条件才大有改善。中心建有纤维艺术工作室、服装实验室等，民间扎染工艺课在这两个专业中尚有延续。为了记录这部分传统印花工艺，将之纳入西南民间工艺课题的系统研究，笔者负责申报了中央和地方共建项目《西南民族民间工艺陈列室建设》，在实验中心建立了西南民族民间工艺陈列室，其中搜集整理了西南地区蜡染、扎染和蓝印花布的实物资料及相关文献资料，作为研究之用。除民间工艺展品之外，对四川美术学院教师和学生以前创作的拔染蓝印花布作品及相关的文献资料，也存展于陈列室，成为校史的一部分。
【注释】
[1]四川省群众艺术馆（四川省群众文化志）编委会．四川省群众文化志［C］．成都：四川省群众艺术馆．1989：387-388．
[2]《梁山县志》板藏学宫卷四《食货志·物产》，光绪甲午重刊。
[3]余强．西南民族民间工艺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6：241-247．
[4]李如滨．四川民间蓝印花布图案［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5]陈国安．水族族源初探［J］．贵阳：贵州民族研究，1994（2）：87．
[6]水族简史编写组．水族简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22．
[7]张宇仲．自贡蓝印花布——古朴典雅的民间染缬艺术［J］．自流井，1985（2）：38．
[8]四川省文化馆编委会．四川省群众文化志［C］．199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