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染缬的关注与思考

第三节 对染缬的关注与思考

从宏观的角度看染缬的缘起和变迁,可从丝绸之路所留下的文化遗迹和历史文献入手,综合分析其社会动因、移民迁徙、佛教文化传播、商贸往来等因素所带来的工艺技术在各民族之间的传播和相互影响。尤其是天府之国的蜀地,吸取了丝路文化中的各类元素,将其与本地特色融会贯通,然后反哺于大唐长安和河西敦煌等丝路重镇。丝绸之路形成了一个互动的经济文化带,开创了在文化、贸易等相互开放、交流的重要历程。与此同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丝绸之路从成都沿西南地区向四周延伸,与外来文化及国内各民族之间工艺文化的交融,是我们关注与思考染缬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支点。从丝绸之路出土的蜡缬来看,其纹饰明显带有中亚、西亚以及佛教文化、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地处西南民族地区的蜡染,在纹饰上很少找到相似的内容,说明这一区域的工艺文化自成体系,有相对的特殊性,可理解为由于地理环境、人文生态、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具有地域特征的一种文化现象。由于过去交通相对闭塞,社会相对分离,所以文化呈现各自的独特性,其图式体系也异常丰富,各民族对所掌握的工艺技术都有自己口头传说的起源和独特的发展脉络,呈现本民族迁徙的历史、宗教信仰、神话故事、审美观念等根性文化的内涵。因此,在研究西南染缬工艺文化时,只有将其研究视野投放到自然环境、北方丝绸之路、南方的茶马古道,以及民族迁徙与交融的大背景中,才有可能更深入地认识其地域文化的特点及其历史价值。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一个可资了解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

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A.怀特(Leslie A.White,1900—1975)认为文化是一个组织起来的一体化系统,并将整个文化划分为三个亚系统,即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这三个系统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技术系统是最基本的,因为“全部人类生活和人类文化都依赖于技术系统,它具有原始的和基本的重要性”。[4]正是由于依赖物质和技术手段来适应自然环境,以及与人类发展相伴而生的社会、文化体系,才使技术与文化相互依存,技术在它的物质力量和客观性中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色彩,而文化则因为有了技术的支撑,才使得文化不断进化。

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爱弥儿》中认为,人类所有一切可以谋生的职业中,最能够使人接近自然状态的职业是手工劳动。[5]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于手工劳动的评价也是极高,他说:“手的技艺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在每一件手的作品之中所包含的每一个手的动作都贯穿着思的因素,手的每一举措皆于此因素中承载着自己。一切手的作品都根植于思。因此,思本身是人最简单因而也最费力气的一项手艺活,如果它被适时地完成的话。”[6]

手工艺印染是在手工生产过程中对手工物品进行艺术化的处理,反映了生产工具的创造、改进,标志着生产技术的重要变革。古代延续下来的手工印染的明显特点就是在制作时,所选用的素材都来自自然界,并且展示出人自身与其生活情境不可分离的亲密性和生态性特征。这是手工艺在当代的人类生活中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社会急速发展的时代,日益显明的浮躁和“快节奏”越来越远地背离原生态文化的和谐、缓慢和悠扬。李泽厚在宗白华《美学散步》一书的前言里写道:“在‘机器的节奏’愈来愈快速、‘生活的节奏’愈来愈紧张的异化世界里,如何保持住人间的诗意、生命、憧憬和情丝,不正是今日在迈向现代化社会中所值得注意的世界性问题吗?不正是今天美的哲学所应研究的问题吗?”[7]而传统手工技艺的当代回归,也是人间美的哲学应研究的社会性课题。

传统的印染工艺是一个世界性普及的文化物种。在世界的许多国家都曾有过自己的手工印染技术,也是农耕社会具有普遍性的民间艺术传统。从人类文化遗产视野来看,手工艺的造物形态在深层与人类文化有着广泛的人性关联,彼此间相互影响与传播。中国古代染缬的发明与普及,积淀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古代印染技术的文明形态,这个形态也影响了相邻国家印染技术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社会正处于承续与变迁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对西南地区的田野专项考察,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古老的染缬工艺依然在我们的生活中传承和发展着,正显示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如重庆与贵州交界的万盛红头苗百褶蜡染裙,在棉和麻布上用黄蜡绘制而成几何图案极富特色。梁平的蓝印花布的传承人也正在试图恢复这一传统工艺的生产。黔东南的三都县尚有小企业在生产“豆浆染”,黔南惠水长安及周边布依族还有土布扎染工艺的存续。最主要的还是贵州的蜡染和云南、四川的扎染业已形成较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区域,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来自它悠久的历史。然而随着各地旅游业的兴旺,以及手工艺复兴的热度不减,如何保护染缬工艺的独特性和技艺的完整性,保护当地传统手工艺作为文化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仍然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不然,大而无益,无所依托,则情形堪忧。这些历史沿袭下来的传统手工染缬技艺,一旦因受旅游市场的直接影响而急速改变其原有的材料、工艺和纹样,将会出现同质化的印染产品在市场上到处泛滥,从而失去自身固有的特色,以及其所承载的当地的历史文化信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保护的是技艺的原真性,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这需要充分认识传统文化资源在今天生活中的价值和作用,充分考虑今天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其成为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样式,以体现其原创价值和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如果仅以市场为导向,打着非遗保护的口号,却在改变原有的植物染色方法,而采用化学染料染色,以提高生产效率,短期看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但长期看,则是得不偿失。四川、贵州和云南的旅游市场上看到的染织产品,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不仅做工粗糙,图案也无特色可言,与我们试图守望的质朴与纯美的传统染缬已是相去甚远。近年来,这一情况已有所改观。做得比较成功的案例是黔东南丹寨的宁航蜡染、都匀的吾土吾生等,不仅保留了丹寨蜡染和布依族传统染缬的特色技艺,也带动了周边乡村手艺人的就业和当地民俗旅游,探索出了一条发展民族工艺的新路子。在云南的大理周城和巍山,我们发现白族、彝族村寨的扎染在保留传统图案的基础上,也在坚持和恢复传统的植物染色。被称为贵州“蜡染之乡”的安顺,发展最快的时期,曾一度有一百多家蜡染企业,因使用化学染料染色,排污造成环境污染,被迫关闭。如今只有几家规模很小的企业在按传统工艺生产蜡染花布了,说明这些问题已引起当地政府的强烈关注,并且已出台政策来保护和发展传统的手工技艺。无疑,在民族地区,绿色的生态观念已逐渐开始深入人心。作为农耕文明的积淀生成的经验智慧,传统染缬工艺在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急剧转型的过程中受到冲击,正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今天,在前所未有的全球化背景下文明转型时期的文化遗产时代,诸多的手工艺类型和传统工艺生产已在日渐式微,是承续、复兴,还是走向边缘化甚至被取代湮没,根本还是取决于生活的基础、文化的土壤和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发展。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势必使一些手工艺消失,又使一些手工艺能够延续下来,并产生一些新的手工艺,以适应生活方式的改变,这是历史发展之必然。民族民间手工艺复兴的历程突显的正是一种回归生活的历史。手工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慢工出细活。一个“慢”字,道明了“手工”需要时间的打磨,带着喜悦创作出来的东西赋予了物以情感,自身是有体温的,这体温让使用者在慢生活的安然纯净中感受到温暖,也成就了手工艺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淳厚的匠人气质。作为非遗的传承人,应有恒心守望祖辈传承下来的老手艺,这既是国家非遗保护事业的需要,也是不同地域民间文化信仰习俗的需要。同时,传统手工艺作为历史承续,是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一环,如何盘活好历史留下的特色文化资源,各地都在兴办企业,积极发挥传统手工艺所依托的物产和自然资源,融汇符合时代发展的创意创新,以体现地方人文乡土特色,这对于维系民族文化的传递与发展、振兴旅游经济有重要作用。从时间的维度上来讲,这些本土的原生手艺,在经历了历史的变迁之后,已转型成为城市文化和现代生活中的新手工艺术。尤其是高等院校的艺术专业对传统手工技艺的探索和尝试,使传统手工艺所蕴含的造物智慧、文化传统和工艺思想等方面的价值不断被认识和发掘,并融入了新材料、新工艺和新的生活理念,必然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逐渐构建起具有传承与创新活力的发展机制,以期在“新手工艺”的创作中进一步诠释古典、乡土、传统的当代意义,让传统手工技艺焕发生机,这是我们希望能看到的一个有序的、多元化发展的前景。

【注释】

[1](英)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M].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80.

[2]李遇春.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J].文物,1960(6):10.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丝绸之路——汉唐织物[J].文物,1972(3):17.

[4]莱斯利.A·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M].沈原,黄克克,黄玲伊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351.

[5](法)卢梭.爱弥儿[M].李平沤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262.

[6](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M].郜元宝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31.

[7]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4.